第二部分 关于中国发展的一些有用的原理

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与中国社会

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出现的错误是，它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恐惧的发展太快。“中国将会毁灭”，或者说“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甚至中国人也掉入这个陷阱。他们说：“中国永远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决不允许台湾独立。”这种结论推动的政策分析必然导致错误的估计。因此，由于任何人其实都不知道中国将走向何方，有关中国的辩论越激烈，它就越没有意义。美国可能像几个月前那样欢迎一个中国贸易代表团到美国进行数十亿美元的采购，然后在代表团离开后几天就对北京实行制裁。美国国务卿可能把美中关系描绘为“记忆中最融洽的”关系，而同时华盛顿却在推行对亚洲部署导弹防御力量的计划，北京认为这会引起一场新的军备竞赛。

国会议员通过立法对中国商品征税，以此迫使人民币升值。这些议员所在选区的企业通过把就机会转移到中国扩大利润。领先的美国科技公司向国会游说，要求为更多的中国工程师发放签证，让他们在本公司的实验室工作，从事技术开发，而华盛顿后来又不准向中国输出这些技术。然而，这些工程师热切地回到中国。中国的复杂性、它的不可穿透性、它经常的自我保护性的欺骗，这一切都使大部分分析陷入爱因斯坦斯说的困境：我们的理论决定了我们观察的结果。

在90年代末与艾伦·格林斯潘的一次私下交谈时，他向我解释了他自己、鲍勃·鲁宾和拉里·萨默斯制订的政策与阿瑟·拉弗等里根时代的经济学家制订的政策的基本差异。他说：“我们的自尊，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基于我们的分析的质量，而不是我们的结论。”拉弗在他的税收曲线导致大规模赤字的时候仍盲目地相信这种税收曲线的结论。这种税收曲线试图表明，减税实际上会增加税收。关于中国的研究常常陷入这种结论在先的分析陷阱。这并不总是意图不良的错误。相反，这些失误代表着处理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社会变化都快的社会时的智力困难。人们依赖他们自认为了解的情况。但是，在中国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关于中国的十几年之久的老论调已变得毫无意义。

使外国观察家感觉好受一点的是，中国人自己也对中国常常迷惑不解。事实上，此刻最能说明中国特点的一件事情是，它在发生飞速的变化，以致于几乎不可能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形势比任何其他情况都更能说明需要为认识中国建立一种新的概念。在2002年秋天的第16次党代会上，江泽民发表了90分钟的告别讲话，其中用了90次“新”字。现在根本没有其他字眼描述中国发生的情况——以及必须继续发生什么事情才能防止一场悲剧。

江泽民的要点是，我们认为的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极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过于简单，以致于它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并在“新”的冲击下破灭。这种“变化的烟雾”也使中国人迷惑不解，领导人和农民都是如此。但是，最成功的中国人已经学会适应变化。他们顺应这种变化的形势。他们发明新的规则，同时注意观察和推动他们的社会新秩序，设法找到各自的位置。面对这样的迅速变化，中国人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

以前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有关是否与这个国家“接触”或“孤立”这个国家的辩论，使人们回想起10年前有关正视还是避开穆尔（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定律和梅特卡夫（以太网创始人）定律的技术后果的辩论，这些关于集成电路技术革新速度每18月翻一翻的定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规律。直至1999年，美国《外交》还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重要吗？》的文章，该文竟认真地提出中国与全球毫不相干。中国的崛起，正像因特网当年崛起那样，讨论其可以避开或者说可以接触，是毫无意义的。它是生活的事实。不管最终发生什么情况，中国的崛起本身都足以改变我们世界的现状。（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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