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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在整个发言之前，我和国分教授交流，首先从日本方开始。首先由国分教授介绍日方嘉宾。 国分良成（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長、教授） 大家下午好，我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艺术大学的国分良成（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長、教授），今天的媒体分论坛的主持由我和陈女士来做，我本人并不从事媒体相关的工作，我在媒体中发言的机会比较少，今天能够有幸担任主持人非常高兴，我主要从事中国东亚的政治外交和国际关系的专家，接下来介绍一参与分论坛的各位嘉宾，首先是坐在我旁边的工藤；接下来是下村满子（前経済同友会副代表干事、ジャーナリスト、元「朝日ジャーナル」编集长），她长期担任朝日新闻的记者，在担任朝日新闻记者时曾经是我非常崇拜的女士，现在也是非常活跃的，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女性，是经济同友会的代表；接下来是松本盛雄（在沈阳日本国総领事）先生，他是我的老朋友了，现在是驻沈阳总领事管的总领事，从事对华的外交，对日本来说，对中国的外交非常重要；最后一位是东京大学的高原明生（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先生，也是我研究领域的同行，现在也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专家，在中国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人物。另外还有一位是原田先生及后藤先生。好，那么日方的嘉宾介绍到这里。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中方的嘉宾：坐在我旁边的是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她是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从去年开始参加“东京——北京”论坛报告的负责人，我们很有兴趣地了解到报告中的变化，还要强调，程院长是少有的具有才华和美丽的美女教授。在程教授旁边是黄星原（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教授到论坛不是第一次，2001年到2005年在日本参赞。后面是王安琪教授，在王先生旁边的是胡俊凯（《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环球》杂志社执行总编辑），他是北京论坛的老朋友，去年他在论坛上发言，胡俊凯（《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环球》杂志社执行总编辑）先生是瞭望周刊的副总编辑，最后一位是杨晓（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女士，是辽宁示范大学教授，她最近负责了中国的科技项目。今天中方的嘉宾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会先从两个报告开始。国分先生你看先从谁的报告开始？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尊敬的主席、各位女士、先生，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受委托代表中国方面作《2009年中国关系舆论调查》的分析报告。中日关系舆论调查始于2005年由日本言论NPO和北京大学联合发起，在中日两国同步实施，至今已经进行了五次，这次舆论调查于同年5月下旬到6月底进行，中国调查方面的样本是两部分，城市居民和学生，城市居民是1589人，学生是1008人，与往年一样是了解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态度，对有关两国历史问题，现实问题，以及热点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包括对日本的总体印象，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判断，对中日关系前景的展望，两国的热点问题的看法等等。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我的报告将主要围绕以上问题展开介绍和分析。 第一，对日本的总体印象，2005年，中国民众对日本及中日关系的评价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调查显示对日本印象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城市居民占11.6%，学生占5.3%，2006年这个比例数稍有上升，但是涨幅不大；2007年中日关系开始回暖，这一年调查结果显示对日本印象很好和比较好的24.4%，学生占35.3%；2008年被调查者对日本的好感继续上升，印象很好其比较好的市民30.2%，学生占34.3%，2008年中国民众对日本好感度的上升；2009年对日本印象很好和比较好的比例数继续上升，市民占24.6%，学生占45.3%。从整体看，过去几年中，随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逐步改善，中国民众对中日关系的印象呈现出逐年好转的趋势，日本居民对中国的印象在2008年达到最低点之后，今年开始小幅回升，这与去年以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积极促进两国经济发展有者很大关系。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第二，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判断，中国民众经历了由负面到正面的变化。2006年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日关系不好和非常不好的中国被调查者所占比例最高，2008年更多的人对中日关系给予了积极评价，市民占13.1%，学生占18.8%，相应的认为中日关系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占59.3%，学生占42.5%；2009年的情况稍有不同，认为中日关系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市民占71%，学生占50.9%，都比去年有所上升，而认为中日关系比较差和非常差的比例之后居民占20.5%，学生占49%，这两项同比去年有所上升，从整体看，对中日关系持乐观态度的人和去年相比有较大上升。但是对于一些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负面因素仍深感忧虑，海洋资源纠纷、经济摩擦、日本国民的民主主义、台湾问题等也列入前几位，在回答日本所应面对的和解决的问题时，南京大屠杀问题，教课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提问最高的问题，对该问题持续了五年。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第三，对中日关系前景的展望，调查显示从2006年到2008年对两国关系前景的被调查者比例呈上升趋势，2005年对中日关系持悲观和非常悲观态度的人占78.4%，这是学生样本，2006年这个比例数下将72.2%，持比较悲观和很悲观态度的学生比例数大幅度下降，有65.9%的学生对中日关系比较乐观，2008年对中日关系前景的乐观和比较乐观与去年相比大体持平；市民受访者持乐观和比较乐观呈上升势态，比学生受访者下降幅度更大。与此同时日方调查显示有31.1%的居民和50.4%的精英层人士，认为在有关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问题上，双方更需理性。在涉及今后中日关系发展方向问题时，2007年65%的居民认为发展两国经济需要相互协作，面对资源和能源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应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资源与能源合作是大多数受访者的共识。在今年的调查中，民间沟通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得到了高度认同，在积极推行发展文化的民间交流，留学生的交流，列前3位，居民主要是文化交流、学者、研究者的交流。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第四，有关两国热点问题的看法，是指今年发生的与中日两国密切相关的引起双方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1）关于全球变暖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日本作为过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国家应该负起责任，65.3%和58.%，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两国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关于两国在经济危机中的应对问题，双方受访者的态度出现了一定的分歧：日本大多数受访者认为需要有进一步的推测，在中国认为两国均作出充分反映的占大多数，学生为41.4%和48.6%。调查中发现，在包括中国、日本、美国、印度、俄罗斯、东南亚、英国、法国、德国、韩国、中东和巴西等国家地区的选项中，认为中国经济势力将增强的日本精英层认识是78%和46%，中国方面持相同观点居民和学生比例是75.1%和83.1%。关于有偿问题，日本分别为69.%和54.%，对此问题持不同态度的中国学生是84.2%和73.8%，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第五，关于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调查显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受到两国受访者的关注，对中国食品安全感到有些不安和非常不安的人均比例之合中国学生占76.3%，日方精英和居民占92%和94%，当然大多数受访者对于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表示了信心。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最后是结论，第一，调查显示由于中日两国政府的持续努力，2007年以来中国群众对日本的印象持续好转，对两国走向持乐观态度，2009年对中国态度很好和较好的日本受访者夜有所上升，这一局面和成果来之不易，应珍惜，精心呵护，这是双方共同的责任。第二，调查显示两国居民对两国关系的走向，超过半数人认为对方对本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包括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方便的合作表示欢迎，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由此可见，中日友好合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长期问题的保持中日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日本的利益，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第三，调查显示，民间交流对于改善中日关系重要性得到两国受访者的高度认同。中日两国在建立和完善高层对话和机制的同时，通过扩大渠道，着力解决民间交流的问题，积极推动民间交流活动，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交流活动，已增加两国之间的了解和信任。第四，连续五年调查显示，（本国的）新闻媒体是两国居民互相了解的主要渠道，日本方面87.4%和25%受访者表示他们主要通过日本媒体了解我国。两国媒体应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非常谢谢程教授，两个上升、两个高度及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就是中国居民和学生对日本印象的上升，两国的公民都对双方国家的前景关系的人数进一步上升，对民间文化交流的关注；另一个关注是我们与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两个高度关注之后就是最重要的是媒体，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下面请工藤泰志（認定NPO法人言論NPO代表）先生做报告。 工藤泰志（認定NPO法人言論NPO代表） 刚才程教授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报告，非常感谢。关于我们日方怎么看这个数据的，这次的舆论调查是第五次了，最开始做舆论调查的时候，民间的舆论不够理想。当时我们有一个假设：一旦政府之间的关系改善，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也会改善、互信也会加深。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看过去五年的表现，我先从结论说，如果在政府关系改善过程中，中国对日本的印象，或是日本对中国的印象趋势有改变，也有一个倾向就是很难再有一个进一步的改善。第五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两国政府关系到今天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两国国民彼此之间的认知，为什么会在此基础上不会有进一步的改善，今天是需要谈论的。 工藤泰志（認定NPO法人言論NPO代表） 程教授的报告，跟我的想法比较接近，一直以来两国之间的认识主要是依靠本国的媒体，所以媒体之间的携手合作是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能仅仅依靠媒体的合作，我觉得光有媒体的合作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善。我觉得两国民间的交流是缺失的，互相之间的认知也是不够的，所以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再来说一下我的看法。通过过去五年的舆论调查，我们发现了哪些部分出现了变化，哪些地方没有变化。比如说有哪些东西没有发生变化，如国民间的互信交流很少，没有太大改善，日本人对中国的直接拜访，或者直接接触中国人，有没有中国人的朋友，这一比例五年来没有变化，中国人去过日本或者有没有日本的朋友，这个比例也没有变化，在中国不足1%的人日本朋友或者去过日本。还有一点就是两国民众对对方的了解完全依靠本国的媒体，如果说这种情况没有太大的改善，我觉得彼此的认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另外，两国政府层面之间的改善，会不会对对方的国家有一个更好的印象，或者印象不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事实表明它会有一个好的变化。 工藤泰志（認定NPO法人言論NPO代表） 从去年、前年开始，还有一个不同的倾向：在我们展开两京论坛的第二年，日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曾经访华，政府层面确实有了改善，而日本有66.3%的受访者对中国印象不好，到了今年则是73.2%，中方报告去年到今年确实有好转，但是如果和前年相比66.3%，今年是73.2%反而是恶化了，反而没有改善，也就是说彼此的认知并没有得到改善。究竟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中方差不多60%多对日方印象不好，从严密角度看，本身的社论做了调整，不能单纯的做比较，但是中国人也是有60%对日本不好，而日本是70%以上人对中国印象不好，这么多年政府层面有改善了，包括首相相访，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70%多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为什么停留在这个层面？另外还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对对方国家的基本了解，我们通过实际的接触知道很多中国朋友不会讲，但为什么还会有很多人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到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也曾经说希望能过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改善这个情况，是不是在媒体的层面他们的报道不够充足，我觉得是不是两国之间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不够。 工藤泰志（認定NPO法人言論NPO代表） 我觉得会有一个答案，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认识，就是基本的了解。不是基本了解不够，而是中国在看中本的过去——日本在过去曾经侵略过中国，有过非常惨痛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是基于过去看日本；而日本经常会基于当前或者是将来这个角度看中国以及中国今后的情况，看中国人普遍从生活层面和角度去判断，从前年开始到去年为止，因为毒饺子事件，日本对华的印象特别差，因为日本的人民对于这一事件的情况，从去年到今年这个情况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为什么说对中国会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其实还是因为毒饺子，还是有它的影响存在，而这是一个非常固执的看法，怎样改善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去努力改善，印象是不会有改变的。日本现在从生活上看待中国，两大国是邻国，在亚洲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两国人民看待对方的角度不同，一个是基于过去，一个是基于生活，我觉得是两个看问题角度不同，如果因为这个原因相互的印象得不到改善，我们要做出相应的努力。现在中国的情况经济发展非常快，我们虽然不是媒体，但是日本的媒体对中国报道得很多，而且非常详细，我认为不是片面的报道，可以看到很多媒体在报道中提到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到最后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国家，我有这个感受，中国经济发展是非常好的事情，对我们日本来说中国的发展对日本的发展也非常重要。 工藤泰志（認定NPO法人言論NPO代表） 从舆论调查角度看，现在有这样一种苗头，有些日本人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快。过去中日两国之间在经济方面很多人认为是双赢，现在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一种威胁，包括资源、能源问题。一方面是合作，另一方面必须要确保本国的利益，还有一方面则是日本是基于现在生活来看待中国，但是这方面信息还不够，日本人民对中国只看事实形成对中国的看法，可能基于这些事实，在日本人民中产生了不安，两国的人民依靠本国的媒体来形成对对方的一个印象。在今天咱们这个媒体论坛里面做一个谈论，我想简单说这么多。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谢谢工藤先生的看法及民众提出的问题，下面就报告所延伸的问题及各位在论坛上的看法发言，首先从黄星原（外交学会秘书长）开始。如有谁想对这个问题有回应，可以回应。 黄星原（外交学会秘书长） 我的经历跟其他嘉宾不同，我在中国专门从事新闻管理工作，我在中国的外交司工作11年，特别是在日本使馆工作了11年，11年各有不同经历，在国内11年里，有两部跟记者有关的法律和规定的出台跟我有关系。中国89、91年出台的外国记者采访规定，我是起草者之一，2007年年底出台的，奥运会期间两国记者采访规定，我是当时的制订者之一，两部法律一部是限制，一部是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方便，说明了中国对待外国记者的政策及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黄星原（外交学会秘书长） 我在日本使馆的11年，实际经历了中日关系由热恋期到冰冷期，这两个关键时期。一个是89到95，一个是2000年2006年，特别是2000年到2006年，这几年作为驻日本使馆的中方发言人，我亲自经历了冰冻期，也经历了小泉政府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当然我还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以及现在的工作经历。这是我观点的基本由来，这些经历对增强媒体责任提升公众互信，我有个人的理解，如果说中日国民之间亲恋感下降，缺少互信，责任完全在于媒体，我觉得论据不足而且也不公平。媒体为增进相互的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在座很多朋友我都熟悉，我了解他们。日本一个记者曾经说过，作为记者，作为媒体人，需要传播的是友谊和友爱，这和现在鸠山政府所说的口号很相像。 黄星原（外交学会秘书长） 那么如果说国民互信如此低，或者说国民感情如此差，与媒体一点关系没有这也不是实事求是。因为我在日本特别是第二任五年多时间里经历了10大事件，从沈阳船管事件到最后饺子事件，应该说这期间我处理的十大事件都跟媒体炒作有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讲跟媒体一点关系没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外国媒体朋友在中国长驻了四年之后，回国之前到我那里，我问他你在中国最深刻的印象，或者你最没搞明白的问题，你可以问我，我不是发言人，但是我可以回答你。他说我没搞懂”3.14事件”，也就是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好像是中国政府制造的吧，我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他说不仅仅是我，可能还有一部分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中国政府制造这个事件，他可以为奥运会顺利的举办做一个能够凝聚人心的事情，这个荒唐的想法在某报纸上发现了，如按他推理“7.5事件”也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中国政府又制造的一个事件，所以说媒体对误导舆论一点责任没有我不相信。我刚才举的是日本媒体的例子，中国媒体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也不是，刚才提到大多数民众认为日本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或者是日本就是军国主义，近几年的确近有不少。对这些保持关注是对的，但如果过度，比如说中国在哪里兼并了某个企业，在哪里拿下了某个矿山等等，原来我认为日本是中国威胁论制造的摇篮，这是我过去认为，现在我发现往这个篮子中添东西的也有中国媒体。 黄星原（外交学会秘书长） 因此，我觉得，媒体对民意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而民意又会影响政府行为，这个关系大家非常清楚，民意有主流民意，也有非主流民意，在中国现在把部分网民意误认为是民意，然后最终作某些行动的时候认为自己是符合民意，或者是民意的代表去做，说几句公道话就说是卖国，在中国是有的，在日本是更明显，曾经有一些媒体人，为日中关系说话，或者说有一些议员为中国说话就会受到攻击，民意怎么看对媒体是非常重要的。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谢谢黄先生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媒体责任中我们怎样清晰的看这个问题，以及怎样的媒体负什么样的责任。 下村满子（前経済同友会副代表干事、ジャーナリスト、元「朝日ジャーナル」编集长） 我可以说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主要是从事针对美国的新闻工作。我想大概说一下我的结论，尤其是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这方面，对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我有一个比较，对前几年也是比较吃惊。首先，是工藤先生所说的很多人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对我的打击很大，至少现在日本的大部分人都因为之前的战争而下决心，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们不能再有第二次战争，这是一个事实，更不用说日本是受到原子弹爆炸的唯一的受害国。从经济和技术角度来看的话，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制造核武器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日本人自己完全不认为我们是军国主义，为什么中国把日本看成是军国主义，我觉得这非常不可思议，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舆论调查迄今为止五年来看，都是基于过去，一直沿袭了过去的南京大屠杀，或者说是日本非常利己的，非常具有进攻性的，我一直都提倡说不要看过去，要更着眼于将来。 下村满子（前経済同友会副代表干事、ジャーナリスト、元「朝日ジャーナル」编集长） 上午的全体会议有很多人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更多的从事对美的一个报道，因此认为今后将会是一个三角——中日美三国三角。我觉得必须共同携手，建设一个和平的，繁荣的亚洲。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日本年轻的一代，希望他们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美好的亚洲，我想还要着眼于未来，我觉得需要改变一下观念，着眼于未来，这不仅仅是媒体的事，更是国家教育的责任。今后还是要着眼于未来，同样作为亚洲的人，从更加划算的角度去开展，成为伙伴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媒体的任务非常大。 下村满子（前経済同友会副代表干事、ジャーナリスト、元「朝日ジャーナル」编集长） 我们很早就提倡，日本和中国两国的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不需要说让高官什么的，而是让一般的老百姓，比如说白领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如生孩子等各方面的问题，面临老龄化的问题，从中日两国共同问题来出发，大家共同制作，针对这些课题的节目来讨论，可能大家发现中日两国人民都有着同样的烦恼，同样是抱着同样的烦恼在生活，我觉得是不是能够从这些角度进行媒体报道，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中日两国是不是可以携手来做这方面的努力。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请教一下黄星原（外交学会秘书长）专家，你也是从事历史的专家，你能不能做简单的回忆。 黄星原（外交学会秘书长） 中日问题从历史看，中日两国间发生过战争，要让两国人民忘了这个战争很不现实，因为很多老一辈的人，甚至更小一点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从小可能受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是也给日本带来了灾难，直到最后结束。而对于年轻的一代，我认为现在是中日友好，世世代代友好，这需要有大量工作要做。按照我们现在说是和平发展的年代，在这个年代，战争已经成为过去，从现在来看，至少在我们短时间看，我们这一代或者是下下代就不希望看到过去那样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这是一个共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日双方都有很大的责任。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缺乏交流，缺乏交流就缺乏理解，我认为中国对日本以及日本对中国，都是一个理解问题。我虽然到过世界很多国家，但是没有去过日本，只是在日本机场呆过两个小时，像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是第一次。 黄星原（外交学会秘书长） 我说一个事情，我老家是安徽黄山，我从老家回来在飞机上我的旁边有两个日本小孩，我们无法交流，空姐拿了一个毯子，日本小孩跟他要，我也要，小姐告诉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因为我年纪大了，小姐要给我，小孩也要，小孩把毯子打开三个人盖，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我觉得中国的孩子，因为这些年独生子女教育，我觉得不如日本孩子，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黄星原（外交学会秘书长） 现在我说一下我们这个杂志，我是来自《求是》杂志，这个刊物主要是党中央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是地道的主流媒体，我在这干了20多年，从《红旗》到《求是》，我们对日本这个国家是重视的，始终给予关注的，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对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个人感觉是一直在添砖加瓦，我们认为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也是一个发展国家，虽然在历史上有不愉快的地方，因为我们是近邻，所以我们对中日关系的重视以及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基调是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去年是中日和好签约30多年，我们请了驻日本的大使，他具体回忆了从历史上条约怎么签订，到今天现实的意义。我们对日本的关注就是经济发达，不仅经济发达，而且他特别注意循环经济，环境保护，这一点我们在文章中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们登了很多东西，一个是日本循环经济，一个是川崎县建设循环型经济，日本微机管理经验，和日本高科技、动漫产业发展经验，有的在一个文件中作为一部分，有的是作为一篇文章，我们给了足够重视，我们对中日媒体是重视的。另外，我们《求是》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理论网站，另外一个是出版发行了《求是》的英文版，是今年10月1日发的第一期，暂定的每季度一期，相信通过《求是》的英文版，更多的日本朋友能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民生民情，特别是中国政府合和中国民众对于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视。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我在看了去年的论坛发言和今天听到大家所说的，有了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我们其实一边作为媒体从业者或者是社会工作者，对中日双方的友好发展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在与日本人交流时每一件事情可能会产生很深的触动，在这方面黄先生提到一个词就是理解，去年媒体主题是中日相互理解和责任，过了一年是媒体责任提高公共互信，也就是说我们从理解怎样走向互信，下面请松本盛雄（在沈阳日本国総领事）先生你怎样看中国媒体也好，民众也好走向互信。 松本盛雄（在沈阳日本国総领事） 我可以说关注中日关系很多年了，近几年的中日关系动向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我担任总领事以来有一年半了，之前两年半时间在东京，日中关系室工作，是安倍首相访华之后，中日关系有所改善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我是作为一个局内人看过来的。我来沈阳之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最花力气做的就是去大学校园，针对咱们日中关系，还有日本的情况作一些讲座。我们差不多一年半有20多次，开展和大学生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总数达到4000多人，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日本人中可能我是跟中国学生交流最大的，关于经验以及印象跟大家不一样，我跟大家作一下交流。 松本盛雄（在沈阳日本国総领事） 第一，每次咱们会做一个舆论调查，包括政府也有做舆论调查，我们也是会对政府间的舆论调查做一个介绍，但是针对学生的介绍，学生会说跟你政府调查不一样，很多时候学生都会这么说，我也是会非常的惊讶，深入问怎么回事，听完我比较认同，这些人首先所拥有的对日本的信息非常多，他们可以通过媒体、报纸、电视除之外还有互连网上获取信息，会阅读日本报纸，包括日本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他们更多关注的不是政治和经济、而是流行文化，包括游戏、动漫等等，他们是通过这些最新的东西来关注，当然是通过盗版来关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取自己所关注的信息，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来获取信息，首先这是第一点我感受到的。另外还有，咱们论坛每年都会做舆论调查，当然包括连续开展调查以及内容也是非常重要，这个舆论调查经常会很容易受到当时所发生的热点问题，比如这次舆论调查除了毒饺子事件以外，还有经济危机，如日本的经济衰退等等，所有这些热点的问题，在调查中有所体现，那么怎样通过舆论调查去读懂背后的背景也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我看了一下这次的舆论调查，确实人员之间的往来、交流比较少，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日本，也希望更多的日本人来中国，我在担任总领事之后，很多人会来大连，可能很难说跑到沈阳去，实际来的日本人几十分之一，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签证，如中国人更方便去日本，获得签证，这期间我们考虑很多事情，如个人自由行，明年我们会扩大地区，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以旅游观光名义到日本。日本北海道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因为电影《非诚勿扰》的原因，现在很多人要去北海道，作为一个电子媒介，通过电子媒体，日中两国之间彼此的宣传，也是一个手段。当然咱们要考虑广告的情况，制作这些电子的东西，如果说咱们有形成这么一个框架，我想会能促进两国之间的理解。 松本盛雄（在沈阳日本国総领事） 刚才说到了过去的问题，我是常驻东北地区一年半，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反过来看日本人反而是认为中国人拘泥于过去，日本在考虑投资时，即使东北地区经济环境不错，但是考虑到选地址的时候，如满洲哪个地方，他们就会比较犹豫，所以反而是日本人比较拘泥于侵华战争，他们自己心里面没有理清楚，作好一个准备。另外，在我和中国人谈论的过程中，中国人非常现实，比如说，关于南京大屠杀怎么看问题，他们回答的非常正式，但是实际上他们会考虑去日本找工作，如何跟日本人交朋友，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些话，包括一些人跟日本人谈恋爱等等。所以说我觉得这两方面是明确划分开的，另外还有一个具体涉及到自己层面的东西，两者是分开的。我讲了很多，我觉得不能过度信赖媒体的报道，我们在了解这方面基础上，我们要进行多方面的报道，这正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作一个调查时经常会有被调查人，或者参与调查的旁观人都有不同的认知。接下来我要请胡俊凯（《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环球》杂志社执行总编辑）先生谈一下他的看法，因为他参加了几届东京论坛，而且做了重要发言，几届下来他有他很多思考，同时我发现他的做法非常像我们IT人，经常坐在那里前面有一个电脑。 胡俊凯（《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环球》杂志社执行总编辑） 4月份我去了日本，并不是看了电影，而是我自己的心愿去旅游，这次是我一个人背着包，到了北海道转了好几天，我觉得北海道确实是很漂亮，比我想象的漂亮，尽管四月去时雪没有化，我对日本相对来说去的比较多，我不比黄星原（外交学会秘书长），因为他在那工作很长时间，而且日语说的非常好。即便是这样我也不敢说我对日本有多少了解，我发现我去的次数越多，到的地方越多，我对日本的了解反而觉得越来越不够，我们还是专业的人士，还是跟日本有很多关系的人士，那么更多的普通人，普通民众，他们对日本的认识，对日本的了解，恐怕远远不如我，就是这次调查中引出的话题，我认为从媒体角度，因为我是一个媒体的从业者，从媒体角度，恐怕要解决一个加强两国民众交流、沟通的问题，还得回到一个非常原始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加强他的有效沟通，为了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有必要换位思考。我们通常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考虑问题时，包括我们在设置一些调查问卷问题时，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来做，这就是刚才松本先生所说的，有时我们还不能过于强调调查的结果，因为你这个调查，中方在中方设计的，日方在日方设计的，都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我建议从媒体角度，恐怕更多的要从换位思考，换一个角度，你来讲这个问题，这样的话你可以对对方的关切可能会有一个理解，日方说在五年调查中，中国对历史问题，以及日本还存在军国主义问题，中国民众这种调查结果居高不下，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五年时间很短，他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另外，你要通过这么短的时间让中国人忘记他们曾经遭受过的困难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东西，如你站在中国的角度你去讲一下，换位思考一下，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胡俊凯（《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环球》杂志社执行总编辑） 中国人有的时候不是拘泥于过去，而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是向未来看的，因为咱们有好几位嘉宾提到了中国人比较拘泥于过去，而日本人比较喜欢展望未来。这个我同意松本先生的看法，中国人不是拘泥于过去，以我杂志的名字《瞭望》，瞭望是未来，前瞻是瞭望周刊的宗旨，我们与另外一个刊物环球，他是立足于世界，从两份杂志的名字可以看出我们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换位思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东西出来，环球杂志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调查，以中国未来60年的发展，这个调查是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针对这些问题，通过新华社驻世界各国的机构，我们最后整理出10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的问题是编辑坐在北京想象不到的，特别是有一些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他不是问题，比如说刚才有的嘉宾说的在这些问题中很多提出中国崛起之后，他会不会学习西方列强，在世界上称霸，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他不是问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有政治层面的，文化科技方方面面的，有大问题，有小问题，我们就想这些有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他之所以成为了问题，成为了外国人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他的思维习惯，他们的利益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很能够理解他们提出一些这样的问题，包括一些日本朋友，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13亿人口，你在世界上发展这么快，你引起别人的重视、关注或者说是怀疑、焦虑、恐惧这是正常的，因为你个儿太大，不是一个小国。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理解一些来自外国的这样一些问题。 胡俊凯（《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环球》杂志社执行总编辑） 反过来，因为今天讨论的是中日媒体论坛会，很多人，我认为，日本媒体恐怕要得换位思考，早上那一位嘉宾关注自己的利益，但同时也要理解对方的关切，同时咱们日本媒体也是一样的，在过去几年中，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当然是有相当的过分是很客观的，很好的，我也赞赏，但是也有一部分过分炒作，我觉得这个炒作也是正常的，但是我认为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个大局观，一个真正的新闻的真实。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就是说既然问题有了，刚才说了无论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人，也无论是中国人，对彼此的关切越来越多，有许多问题，既然有了问题，我认为就应当去回答。问题征集来以后有一部分是相当敏感，包括政治体制方面、包括民主进程，包括中国的改革，我们觉得既然是对方关切的问题，我们就就应当是直面，所以请了国内97位专家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解，并且在我们的杂志上公开登出。我觉得这几年中国媒体在换位思考，在直面问题等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应当是中日民众对对方好感度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包括政府的原因，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媒体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第三个我要说一下，关于民间交流，我同意工藤先生说的，中日两国民间交流，实际上我们至少在这个论坛上说四、五年了，在其他若干场合都在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应当是在这方面多采取一些具体的、有效的措施，包括松本先生说的在签证方面。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去年四川地震以后日方的救助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有很多文章谈到要理解一个地震频发的国民是多么的艰难。首先请高原先生从政治学方面谈一下。 高原明生（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刚才有提到对日本媒体的很多批评，今天有很多主流的媒体，有一些重量级的人物都来了，一会儿他们会听到他们的回应。胡先生提到的换位思考，我个人非常赞同，我认为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具体是中国的媒体经常会见到这样的表述，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等，这些在媒体上经常看到，或者说日本现在是军国主义，我觉得舆论调查中的50%认为是军国主义也是来源于媒体报道，但是日本的大部分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其实基本上他们和中国的大部分人所拥有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中国的发展速度、发展势头非常猛，包括企业、和个人都有很大的气势。在日本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学习非常用功，给周围学生带来了很好的刺激，日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想要变强，作为日本国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呢，其实是没有的，大部分日本人说从来没有想到日本要变成一个强国。如我们进一步问是吗？你们不是想要入常吗？你们难道不是想成为政治大国吗？如进一步追问，他们会回答，对联合国财政方面的贡献，但是尽管做出了那么多贡献，但是没有能够更好的参与到联合国的各项工作，所以我们想要参与联合国的工作，而不是要成为政治大国。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认识到两国人民价值观不同。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在考虑中日两国问题时不要忘记这一点。 高原明生（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另外刚才提到了历史问题的话，或者松本总领事也提到，其实很多年轻人，到了日本以后他们都会有一个一样的认知，去日本之前有一个印象，去了日本之后又会有一个认知，或者说到了日本以后才认识到的一些层面，我觉得在这方面应怎么去做，我跟大家有同样的疑问，我也会向我的学生说你到了日本以后，你所看到的、听到的，所想到的东西向你的家人朋友介绍，但是中国的留学生很为难，他说如果我回到了中国说日方正面的一些东西的话肯定受批评，说你到日本以后怎么变成汉奸了，所以我也是很为难。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希望全体人员去共同努力，解决。我想请中国朋友做的，首先就是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座各位今天都会有这样的认识，外国的朋友也曾经对我说中国的电视、包括电影中抗日战争的题材很多，会不会太多了一点，我的外国朋友跟我说，黄先生说的无法忘却的历史，也不能忘却的历史，中国学生这样，我们日本人也应该这样。我也认为在日本更应该加深咱们的历史教育。但是通过舆论调查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还是军国主义，我觉得他们是认为日本现在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军国主义，过去的一个印象被投影到了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忘却历史，但是如果说过多的去做抗争战争题材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问题。第三点，我想是要求日方所做的东西，想要发展中日两国关系，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不能局限于中日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还是不够的，包括国际这方面报道是很少，比如新闻类，介绍国际新闻的量太少了，这是针对日本的媒体，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像“入常”的话题，他们虽然说媒体会报道，但是对入常问题的反映是完全的不平衡，我觉得日本的媒体需要对这一点有一个自我批评，针对中国的报道，新闻类很多，与其他国家相比很多，但是我们希望说日本的外交应该要进行更多的报道，我作为一个老师，我希望中国媒体进行更多的报道，如日本的外交方面，日本做了很多努力，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努力，外交涉及很多层面，虽然政府做很多努力，但是不被民众所知，如对阿富汗援助但是这些东西在日本不会被人所知，这是国际触角完全是缺失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改善中日关系，它有一个体现，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有一个国际触角，就我接触的学生来看我也会有一个感觉，日本的话有一句话说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这是我想要说的。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时间控制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争取在3点40结束上半场论坛，我们还有一位发言嘉宾，在他发言之后，还留为5分钟给每位嘉宾加以补充。 杨晓（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所有问题，上午我已经听了，中日双方合作基础是理解和信任，而理解和信任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回避问题，在这里中国唯心论，我的体会就是日本对中国了解很少，然后特别是日本的年轻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少，在他们概念中，中国是一个地理上很近，但心理上很遥远的国家。前面很多人提到了文化交流不足，我的认识也是认为这些问题也有一些文化隔膜，在文化心理上有一些隔膜，下面要如何解决，媒体责任是什么样，我是一个教师，教育和媒体之间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教育是一个软理解，与现实的新闻媒体有一个区别，我们的青年一代应该有更多的一些中日友好的教育，曾经中日历史上有2000年友好的历史，反省这100多年有摩擦的历史，怎样永久坚持中日友好，在各领域中充分合作。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下面开始总结发言，如有发言的嘉宾，可以随便发言。 胡俊凯（《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环球》杂志社执行总编辑） 关于调查本身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到咱们日本朋友提到了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的，在中文调查表中好像不是这样提的，说是不是军国主义，在第5点方面“过去发动侵略战争，希望军国主义复兴的人”，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并不说明中国人认为现在的日本是军国主义，没有这种逻辑关系，不知道日方的嘉宾是不是理解了这个，也就是读懂了这个调查报告，上面还有日本学生样本中在1、2、3位的日本有向军事大国发展的去向，这也不是中国人就认为日本是帝国主义。所以我觉得谈论半天，可能在根据上有一点问题。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因为调查是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在实施的，这1000多个中方的样本，他们的选择我们不可能现实的去解答，但是有一点我自己理解是这样，说中方看日本是基于历史问题，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当然有一部分，经历那场战争，他们不会忘却那段历史，对日本所谓历史问题的看法，还基于他对历史问题的态度，而对历史问题的态度，这本身已经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实问题，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我在前面宣读的分析报告时提到2005年开始有一些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或者是修改教课书，这样一些行为是给那些经历过战争创伤人的心理撒盐，而这种感情的伤害有的时候他的基因是可以遗传的，而对历史问题的态度问题，他是一个现实问题。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因为时间关系，上半场到这里，请大家休息10分钟，3：50分回到论坛的下半场。下半场主要由国分良成（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長、教授）主持。 国分良成（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長、教授） 下面进行第二部分讨论，由我来主持，咱们在刚才的部分已经有9位嘉宾发表了意见，我想各位已经分享了很多的话题，可能各位脑子也已经混乱了，接下来主要以讨论为主，我们重新请了8位嘉宾来到上面就坐，接下来请这些嘉宾讨论，因为时间有限，每一位可能只有3分钟，基于刚才讨论的内容，自己所发现的问题来发表意见，咱们也不能够脱离上半部分的讨论。上半部分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第一个是双方意见出现分歧的是对彼此国家的印象，可能出现了恶化，可能还有一方认为没有恶化，而是改善了，在这中日两国之间不太一样。那么日方来说为什么说中国政府层面有所改善，但是彼此的印象仍就没有改善，对此中方的一个态度就是他是有所改善，这一点分歧究竟是为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咱们舆论调查中出现的内容和现实有所出入，比如说舆论调查里面出现的意见比较严厉，如学生的话对彼此的印象比较差，但是实际上也有人提出并不是这样，如松本总领事提到的，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所争论的焦点媒体的报道和舆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媒体是不是等同于舆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认为他不是简单的等同，媒体的作用很大，媒体与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去年论坛上出现了很多争论，有一点就是什么是客观报道，什么是事实，那么这个是涉及媒体报道的一个原点，一个出发点，这一点有一个深入的讨论。另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是什么，日本有没有报道的自由，这个在去年讨论的比较多，在去年讨论的基础上，当然也不能谈论日本有没有军国主义，这个没有意义，要讨论媒体和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进行讨论，我在这里不能说太多，说一点，因为我从事国际关系，是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涉及中国的不是很多，国际政治学的专家他们所使用的结构、架构是共同的，这种理论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事实所发生的东西，可能他是一个事实，但是形成国际关系的不一定是这些事实，但是怎样去报道这些事实，怎样去认识，怎样去记住这些历史，不光是现在的国际关系了，这个在国际关系中实际使用了一种理论，怎样去认识事实，那么是在认识过程中，认识的积累形成的国际关系，这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一个使命，这个是美国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当中最大部分使用的理论，日本也是用的这个架构式的方式。中国当然对词汇的解释问题可能不太一样，这种理论应该也加入了中国，媒体也会参与到这个里面，比如说怎样去向自己后代传述事实，怎样记住事实，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媒体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国际关系，这就是媒体论坛的主题，我觉得全世界的政治学者、历史学者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我说了很多了，中日两国的嘉宾，我希望每一位都以三分钟为限，超过三分钟我就会提示大家，希望大家就不要讲了。基于刚才所提到的前半部分的一些问题展开，首先有请木村先生。 木村伊量（朝日新闻社ゼネラルマネジャー兼东京本社编集局长） 我要从不同观点来讲述一下我听了刚才各位的讨论的感想，我连续五年开展舆论调查，认为有他重要的意义。经过五年所明白的事情，还有看起来貌似发生变化了，但是实际没有变化，怎样去研究有他的意义，他也会有一个思维定势，其实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的救助队去了中国，当地人非常的感动，像国分老师提到的日本救援队到了以后中国媒体有了180度转变，包括南京大屠杀60%的大学生一说到日本就想起来，这意味着什么。另外，还有教育抗日战争的历史，那么究竟是不是媒体说了太多，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日本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又是偏薄之处，关于南京大屠杀，中国的年轻导演也接受了采访，他对这段历史怎么看，刻板印象不会有任何的进展，以后还会有机会听木村先生的感想。 马为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我很同意刚才有的学者谈过的就是媒体并不是舆论的全部，但是媒体对沟通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有一点不能同意木村先生所说的日本救援队出现在四川地震以后，中国媒体报道日本救援队以后，中国媒体有了180度转眼，这个观点我不同意，因为中国媒体对日本的大部分报道，可能日本媒体不知道。他是在地震发生之前所做的努力和工作，中国媒体所做的工作也是在大地震之前，因此我认为不是这一次地震所带来了中国媒体180度大转变，而是这个事实确实感动了中国的很多民众。第二点，媒体如不客观报道事实，将会对两国之间造成相当大的误解，比如说去年我们和日本朋友谈起来的事件即饺子事件，今年我们似乎又在中国民众为什么还在说中国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我认为这里面有误导的成分，去年我在日本参加中日媒体对话时，日本主持人田园总一郎（音译）说你的发言我服了，因为我在电脑上打出了一个产经新闻的网页在那里，是关于中国的频道，我打开这个频道时，这个网页上的信息都是载自中国的报纸和网站，都是负面的报道，整个网页的新闻没有一条是报道中国其他方面的新闻，我把这个网页打开以后，日本方面的田园总一郎说不这样就不是产经新闻了，第二天我们欣慰的发现，产经新闻的网页有50%改变了，变成了有50%的新闻报道了中国其他方面的报道，我们对产经新闻的报道说你们改正错误了，这说明我们承认产经新闻的每一条来自中国媒体，他是客观的反映一个事件，但是把如此众多的新闻聚集在一起，给日本民众造成的形象是什么呢？ 饭田政之（読売新聞東京本社文化部長） 我是第四次参加这个会议，通过四次会议，逐渐认识到了中日两国媒体加深了理解，双方观点有所接近。去年是毒饺子事情，通过毒饺子事情，我们不仅仅是激烈的讨论，当然还有牛奶的问题，可以说是深入的合作，包括调查、报道等等，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今天咱们的课题是增强媒体责任和提升公众互信，究竟媒体责任是什么，很多人可能提到了媒体是引导舆论，媒体是不是等同于舆论，针对两者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们从来不认为是媒体引导舆论，舆论是理解事件的一个助手，这是一部分贡献，这当然有我们媒体的作用。那么我们体现大量的客观的事实，或者是进行深入的分析，或者提供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最终还是挖掘事实将其呈现，这是一个理想。从去年开始，中方要求我们说媒体引导舆论，这一点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都是要更多的报道大量的事实，这一点是不变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基础来报到更多的报道，报道大量事实的基础有没有形成，那部分没有做到，要展开讨论。 张明新（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 我来自中国新闻社，饭田先生有一部分观点不管说是引导，还是提供舆论作一些判断也好，不否认是媒体的报道是根据舆论产生影响，这是不能置疑的，不但是报道，上一轮讨论中提到了中国的电视剧，一些日本朋友认为抗日战争的题材是不是太多了，对中国的一些群众的影响会产生对日本的负面影响。中国近几年在电视剧中有一些抗日战争的题材，我不知道日本朋友有没有看过一些电视剧，这些年关于抗日战争的电视剧有了很大的变化，关于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表现，而是真实的在艺术中表现，有一些日本人在电视剧中有了一些表现，在艺术表现中有一些存在问题，他们的表现应该说比中国人演的好，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电视剧在发生变化，中国抗日战争的表现力在提高。有很多关于中日题材的电视剧，战争中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表现非常深刻，如《夜幕下的哈尔滨》、如《闯关东》。第二，中日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要做要互信，大家说了很多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想我是60年代出生的人，80年代读大学时，由于日本政局及对历史的态度等原因，这种互信受到了影响，后来中日关系越来越冷，我想，互信很重要。第三是互相帮助，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首先还是要多做客观的报道，我们中国新闻社是在60年代在日本就有记者，我们现在也开了日文周刊，日本的传统媒体，包括电视、网络所做的这些对于网络变化的努力值得我们学习。 饭田政之（読売新聞東京本社文化部長） 我是第一次参加论坛。通过这次调查，中日国民90%以上是通过媒体获取对方国家的信息。我是6月份在担任文化部长之前在北海道是编辑部长。提到《非诚勿扰》电影，在北海道报道的也是比较多的，在中国非常火的这部电影。通过电影手段很好的加深了中日两国的了解，比一般的报道更多，就我个人来说小学看过一个动画片，是谢晋导演的电影，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我看了很多，通过电影形成了自己对中国的印象，我觉得流行文化是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也是认知非常的大，包括酒井法子因为吸毒被逮捕，在中国报道也非常多，包括还有音乐界，钢琴家朗朗，另外还有很多；文学角度去年有一个日本芥川奖有一名中国人获得，中日韩文学家的会议在明年会第二次召开。另外关于北海道的事情，在北海道有一个旭日动物园，还有冬天滑雪场，也很受中国人的欢迎，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很多人会去北海道，通过这种实际的接触会加深对日本的理解，不光是北海道，在日本其他地方有很多优美的旅游资源，希望各位中国的朋友能实地去日本看看。 吴长生（原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主任，高级编辑） 1.影响中日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一些不利因素的确是存在，不再重复；2.这些因素的形成，媒体不可能负全责，但是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数字已经说明问题，两国之间每年现在的人际交往不过500万人次，但是两国加起来15亿人，也就是说不到差不多0.3%，而90%以上的人是靠媒体来了解或认识对方的，所以形成这种不利因素，要说媒体没有责任是不可能，没有重要责任也是不切实际的，媒体在影响一方面产生了很大作用；3.怎么办？我觉得从两方面。（1）我们媒体，既然说是媒体的社会责任，那么从我们自身要做一些调整和完善，对双方都有认识偏差的地方，我想作为媒体不仅要报道中国和日本已经变化了，这说的是过去，和过去相比，还要充分报道正在变化的，这是说的现实，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未来的走向，要避免我们媒体做一些不太合适的判断，让双方的国民对对方产生不应该有的一些误解。也就是说避免民意产生一些误判，我觉得这是媒体自我调整的。至于怎么调整，各家媒体有各家媒体的想法。（2）我们不应该只坐而论，而且应该起立而行。中国3亿多网民，日本也有几千万，这就是基础，我们来搭建双方民间的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在这方面《人民日报》下属两个网一个是人民网，一个是环球网，现在都是华文网站中位列前五，有数已千万的网民。我们和有中日关系大体相同的类似问题的中韩，因为双方也有一些在情绪上的不愉快的东西，我们做了尝试，环球网和韩国的中央日报网建立了一个互动平台，就是在涉及两国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时，我们涉及话题让双方民众来对话，可以做一些解释，发表不同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人民日报》的两个网都做好了这个准备，不知道日本的同行哪家媒体愿意跟我们开展合作。 山田孝男（毎日新闻政治部専门编集委员） 我已连续五次参加论坛。中国各家新闻社都一样，包括电视台，都是酒井法子的报道。自由是涉及哲学的问题，从政府层面就是资本的自由，作为报社不愿意减少发行数量，电视台不想减低收视率，所以说会关注热点的问题，确实资本、资金的问题是大家的一个软肋，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然后报社的股东也要对股东有交代，所以作为媒体这一块比较艰难。中日两国媒体新闻工作者的交流，因为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不能够很确切的有一个交流，但是作为我个人观点看，媒体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一样，很多的人认为正确的事情，但实际上他并不正确。但是媒体应该是不怕孤立进行一个报道，那么我要说一个事情，中方的媒体工作者有想法的可以说出来，中国有一个财经杂志，我没有读过，但是他有很多的独家报道，包括政府的反腐事件。我的一个看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想针对这个事情，听取中方的意见。 原田诚（NHK国际放送局长） 原来驻京的媒体采访地方时，要通过各地的外事办公室。在四川大地震时，我们去了现场，在开始的两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外国媒体来到这里，也有中国本国的媒体，经过两周，因为学校倒塌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在这之后，在中国各地的采访越来越自由，四川地震时两国的媒体交流，如日本一旦发生灾难怎样尽快的报道这些灾害，我们去中央电视台跟他们说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会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这方面做一个演讲。刚才说的媒体责任和作用，对于我们驻华的记者来说，当然我们首先的义务就是报道中日关系，下村女士提到我们应该尽量报道中国民众的生活及所面临的烦恼等等，报道这些东西也是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对驻外媒体的解禁，有一个中国大进行，就是沿铁路沿线报道的节目，然后就是报道中国民众生活的节目，我们采访过像中国带着自己孩子看病的妈妈们的生活情况，关于国民的生活状况的话题，都是我们当时在中国大进行的一个主要报道内容，当时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有一个共鸣，原来中国人是这样生活的。包括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白岩松陪同采访，类似这些采访我们希望今后能越来越多，这方面我们NHK会提供这方面素材。 国分良成（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長、教授） 好，我听了很多各位嘉宾的意见，接下来的话，包括台下就坐的来宾能积极发言，下面还有7、8分钟台上的继续讨论。我听各位意见以后要说一点，关于稳定，但是为什么咱们对对方国家的印象没有好转，中方有所好转了，为什么？我也是比较深入关注中日问题，所以有一点点的了解，包括自民党掌权时，因为国内政治是最重要的，以国内政治为重，现在不是自民党的政权了，曾经有很多的批判自民党政权，刚才高原先生提到外交报道比较少，那么自民党从事的外交的努力，可能他们做的努力非常好，但是没有借助报道，当时可能是反政府的、批判政府的情绪各家媒体都有，由此产生了政权交替的选举，跟政治的相关方面可能也会有影响。确实我也有所参与，确实很少有报道，政治关系虽然有所改善，所以这个就是说日本媒体对本国政治关注一个问题。另外中日两国之间可能更接近了，所谓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这个对媒体来说就是一个根本性的课题，日本媒体或者说是新闻、报纸这一块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中国我也比较了解，就是比较独立要去经营，怎样确保运营经费等等，我觉得在座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可能很多是公共性的媒体，必须要有一定的良心和理念去报道。另外很多媒体，有一些是单纯追求商业利的媒体。公共媒体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公共性媒体与商业媒体应该怎样去定位，因为涉及运营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我觉得中日两国之间在这一点上比较接近。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大家坦诚的交流会很有意思。首先想请马为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先生谈一下。 马为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曾经一位日本的新闻媒体的主持人问过我马先生你如何评价日本天皇，我对他说日本的国体是日民民众选择的，我对此不发表评论，我相信你在日本是人人皆知的新闻评论主持人。一个星期前我曾经和一个阿拉伯代表团沟通，我曾经在中东呆了六年时间，埃及记者问我在中国有互联网自由吗，我告诉他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现在已有3亿多网民，中国互联网是全球唯一的发表自由言论的平台，在你们的眼中一定认为美国和欧洲新闻绝对自由的地方，但我可以负责告诉你在那里不可以有本拉登的网站。一个以色列女孩在互联网上开了博客，因为蒙着头巾其博客被禁用。中国的互联网是沟通非常自由的。 木村伊量（朝日新闻社ゼネラルマネジャー兼东京本社编集局长） 关于天皇问题，在全球化的趋势中不管针对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进行评论，不能因为说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就不做评论，我想现在社会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刚才山田先生说的财经杂志组织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中日两国媒体接近的证据，中国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已经向外公布这个事情，我觉得报道越来越自由，这是一个证明，在日本的话因为资金问题出现新情况，像这种情况日本媒体向国民报道，在这方面中日两国互相接近。 马为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我不是官方消息，是民间的，我要重申刚才几句话：会田先生说了中国在自由方面是变化的，如果在30年前不可能有财经杂志，这类的杂志，中国在变化，若干年前也不会出现集体辞职，据我了解就在人民日报不远的地方在写字楼中现在另组织一个公司，而且已经注册成功了另一本新的杂志，还是财经类的，我想他们之所以另起锣鼓，绝不是说我要起一个和原来的财经杂志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风格不同的，他也要坚持他原有的一些风格，这就是中国在变化着，另外，第三句话，我认为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比起过去应该说是越变越好，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嘉宾 在日本经营和报道是分开的，和中国媒体不太一样，中日两国差的是读者，如果说完全着眼于销量就完全是经营媒体了，我们现在是政治媒体。现在是一个新的政权了，我们一直主张创造一个机制，就是政权可以交替，冷静的去观察并报道这件事这是我们公共媒体的一个责任。另外日本的媒体有一个责任，就中日两国关系看，不要说进行强烈的民主主义的报道，我觉得中日两国之间包括经济上的互信依赖越来越深，作为媒体不去扩展，加深民主主义的报道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嘉宾 我是一个自由的翻译者，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感想，增强媒体责任的课题，我说一下我自己经历的一件小事。我毕业后因为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没能去日本，终于找了工作攒钱，实现了去日本旅游的梦想，到日本首先感受到的是我当时20多岁时或者更小的人看的漫画，日本的大妈们都在看漫画，另外包括穿时装的人也都在看漫画，日本人真是奇怪，我非常感兴趣，买了一本，看后我理解日本人的想法，日本人并不奇怪，只是知识比较浅，一直觉着日本人很奇怪，而不去买这本漫画书，不去看的话可能我一直认为日本人很奇怪，基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媒体责任和翻译的责任一样，我们并不能说光到了对方国家只是旁观，而应实际跟对方进行交流，或者一定程度上模仿对方的行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这是一个正确的姿态。光看、自作主张地想日本人很奇怪，这种做法太浮浅。我作为一名翻译非常高兴，上午的会议我做了同传，我是大连本地人，我自己翻译了多少大家能听明白我不知道，因为我水平比较差，所以我以前都是陪同人家过来，也就是商务的陪同或者是导游，7、8年前我刚毕业时自己挑选了翻译一条路，所以我很多时候被中方或者是日方人骂。我并没有一次说因为我是中国人而维护中国人，而是一个客观的角度，包括媒体也好，翻译也好都应该是有一种态度，不论国籍，要抛弃自己的国籍，这当然很难了，作为翻译的作用，最大的努力去真实的传递，传递真相，媒体也是这样。四川大地震时日本救援队赶到了中国，来帮助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人，因为各方面条件确实太差了，挖出来的都是尸体，没有活的人，他感到了非常有责任，后来实在承受不了辞去了救援工作，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中国人，现在那位日本人好吗？我们现在非常担心那个日本人，他找到工作了吗？不光光是我一个人关注他，我周围很多人都在关注他。我说的话很愚蠢，但能在这里说很高兴。 国分良成（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長、教授） 这是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下面还有没有要说感想和问题的。 日方嘉宾 我要问日方，包括木村先生算是我以前的同事，关于资本自由，或者说政府的自由这一块，这方面日本的媒体关注权利这方面，批判政府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我们认为权利肯定会导致腐败，所以我们一直关注批判政府。刚才说到资本自由，木村先生提到读者这一块，读者感不感兴趣，读者不感兴趣卖不好，我们认为光靠销量是经营不下去的，我曾经担任朝日新闻总编时，政府的政客压力我不在乎，主要是企业说不赞助我们没有办法，这是我们的软肋，另外电视节目中的广告业是一样的。如果说企业我不赞助，我不打广告了，那肯定不行，因此电视台必须要提高收视率，这跟读者是一样的，迎合大众这是一个弱点。中方也说到经济方面越来越独立，如电视台的广告，是不是也跟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差不多了，如果广告不行了，经济是不是也要出现问题，有多少企业资助。 中方嘉宾 刚才所说的媒体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但是在中国，我想在中国也如此，传媒、媒体的概念已经远不是从前的概念了，手机、互联网，以及其他移动终端越来越多了承载着信息的传载使命。市场是严酷的，资金是严酷的，资金链断了，他就没有办法生活，在中国谈到媒体时自然会想到资金，包括广播和电视，在中国现在媒体在进行分论化的传播，我们根据自己喜欢的去选择媒体。因此我觉得我们对现在媒体的理解恐怕要把视野放大，放广。 日方嘉宾 像刚才那位女士所说的自由、民主没有一个完美的，而是相对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完美的东西，我们只能选择一个相对较好的，可能说相对来说更好的是商业利益，商业利益驱动那么一个媒体就更好，而不是说受政府权利的控制，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会越来越多，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张明新（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 饭田政之（読売新聞東京本社文化部長）先生是搞报道的，我认同关于文化方面的理解，我觉得媒体的责任在两国人民的了解上确实有很多的变化，这十年来日本给中国孩子提供的好的东西，包括给中国大人的东西，翻译小姐说可能我们没有去看，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我的女儿是日本漫画迷，他说要去日本买漫画，看漫画，现在的情况有一点跟80年代相反了，在成人的电影、文化作品、报道中，当然是日本电影在中国占领很大市场，中国的情况刚才提的《非诚勿扰》，现在不管怎么说情况变了，日本媒体不可能跟我们一起拍《话说长江》等影片，跨文化来说媒体携手做一些事情可能比只有一方来做要好。我们的选材、报道的方式是不是适合日本的读者，这样的情况我想说我们在日本朋友给我们提供那么多孩子的好的作品时，也希望能提供一些给中国的大人看的好的题材，有助于大家的了解。 饭田政之（読売新聞東京本社文化部長） 关于文化交流这块，确实双方应该携手开展工作。关于资本自由这一块，我要补充，像文化部有一些企业我们会提供钱，你来给我开版面之类的，卖不出去的报纸不行，没有办法的，作为媒体不能因为卖不了而不办。我们不会说因为政府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不写不报道，另外报道的新闻自由在中国也有，关于这个问题，而且中国媒体在不断变化，针对这一点我也是认同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曾经讲过，外界批判中国政府对媒体报道管理的还是比较严的，即使这样，胡主席也提到：在我们这13亿人口中仅仅是发展比较快，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受到置疑等等这是很自然的，但我们也不一定报道了中国的负面东西就是否定的意思，我觉得也不要说认为我们媒体是过度的负面报道。 中方嘉宾 国政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近30年对媒体的管理和给予媒体的管理，采访自由，包括对中国的媒体和对境外的媒体，应该都是在变化之中，一些执法机构滥用公权不光是对媒体，上海出的钓鱼式执法，很多不是媒体的事。大家认可的变化，包括经济社会，但是还存在很多不足，这也是有人承认的，而且通过网络媒体把这件事，也就是最近的钓鱼执法揭露出来，在媒体压力下，让一级政府公开调查、公开道歉这已经说了中国政府的态度，我认为还是在变化的，将来变化更好。我想关于暴力问题，这是个别事件，因为中国执法机构整个水平是层次不齐的，而且中国是在变化之中。 嘉宾 我要说，中国，特别是执法部门，对记者也好，还有对包括公民在内也好，特别是“7.5”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牺牲，当时就是因为执法这一块，他们迟迟不敢动手，中国警察对外国人及少数民族人是特别的谨慎，这个为什么会谨慎？因为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一定要文明执法，一定要保护他们的权利，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不公平，为什么只对一部分或特殊人这样，至少他们的意识中已经相当重视，对国外的朋友及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要特别的谨慎，所以刚才所说的暴力行为如果，即便是事实，第一不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也不是相关的执法机关的政策，如果真有个别人有这种行为，他们会受到相关的惩处，所以把这个事情无限的扩大，或者拿到媒体上进行炒作，我觉得意义不大。 国分良成（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長、教授） 大家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咱们后半部分讨论的非常热烈，我想说三点，最后让陈女士主持。第一点是对中方提的希望，在这里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媒体的人员在这里，我已经对中国问题研究了35年了，中国确实是有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也在不断变化，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中国会找很多理由说我们还不会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中国受到全世界关注的一个国家，包括媒体记者的使命感，跟以往历史相比有很大变化。当然和过去相比中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不会因为日中战争问题，确实不会原谅我们，过去问题不要说了，现在全球化，在这么一个过程中，中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个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应该跟过去做比较，应该是全球力量，我觉得最大的是读者受众，对日本也有一个希望，日本的媒体可能偏向于国内的东西，我们报道也有这方面的倾向，我们希望日方的媒体进行一些让人产生梦想的一些报道，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少，日本的政权交替很大，只是在国内很大，但在全世界看他究竟有多少影响力这是存在疑问的。我们从情感上有具有全球性的观点，我们现在是全球性的第三大国，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也是一个学者，并不是说我们引导舆论，最基本的是国民、人民、读者他们在考虑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像刚才那位上午的同传翻译所说的，我认为必须要交流，彼此加深交流，一个是旅游，而且还有更多的手段，民主政权也说在旅游方面加大力度，与中国的交流，尤其是旅游层面的交流绝对会越来越多，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日本人来中国，这是彼此国家的吸引力问题，这认为这里有媒体发挥作用的余地。今天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讨论，下面由陈小姐继续主持。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我之前从事平面媒体，我们之前从传统媒体看，是在不变的思想中，在网络媒体越来越多的应用时，你如何让发表者、参与者互动、纠正及反驳，所以我们要更重要注意到UCG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更广泛的形式在网络上呈现，这也是媒体的责任，所以我要说接下来我们论坛到了这里，接下来的交流没有停止，仍要继续，在寒冷的日子里，进行了这样的交流，给大家带来一个温暖。 中方代表 中国日报和网易进行了现场报道，中国的网民在直播的情况下去谈论，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里面有一个调查结果，大家一直很关注，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我觉得这个东西既要认真看待这个问题，也不要过多的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中国人到底对日本人如何看，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刚刚结束了“中国缘”十大评选活动评选出十个人，其中就有一个日本人。在十个被提名者中就有三个日本人。因此我们不能仅凭一个调查，我们应冷静、客观的看待这一切。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 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