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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马上就要开始。 中国日报 欢迎收看第五届北京-东京论坛，现在为您直播的是政治分论坛的活动。 中国日报 这场政治分论坛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报告厅举行，现场有很多大连的大学生。 中国日报 本场论坛的主题是：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合作。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各位下午好！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第五届北京—东京论坛（大连）会议政治组的讨论，今天下午在大连理工大学开始。 这次是北京—东京论坛的第五次会议，会议在日程的设定和内容方面也做了一些大胆而新颖的调整和变化。 今天下午，非常感谢大连理工大学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和场地，在一些老领导、县级领导、专家的议论之余还和大连理工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对话，非常感谢。 下面首先我们请大连理工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德祥先生给我们做一个发言。 张德祥（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代表，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由中国日报社日本言论NPO组织主办的第五届北京—东京论坛政治分论坛，今天在大连理工大学隆重开幕。在此我代表大连理工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论坛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嘉宾和代表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大连理工大学与新中国同龄，成立1949年4月，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建校60年来，大连理工大学秉承海纳百川、自强不息为主要特征的大工精神，严谨治学，砥砺人才，社会声誉不断提高，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理工为所，理工馆优势突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研究型大学。面向未来，大连理工大学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左右，把理工大学建设成为学科特色鲜明、高水平师资汇聚、精英人才辈出、知识创新成果丰硕、社会奉献卓越研究型大学。 多年来，大连理工大学与日本学界和企业界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包括与日本东北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日本高校和企业开展深入的研究和合作。日本企业及友人在我校设立索尼等20余种奖学金。诺贝尔化学降获得者等一批日本优秀学者被我校聘任为名誉教授。当前，大连理工大学与日本各界交流非常活跃，本学期开学以来，我们与日本大学企业开展了十余次规模较大的互访和交流活动，与日本各界交流合作不仅促进了发展，实现共赢，也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和友好事业做出贡献。 中日两国是促进亚洲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日友好既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两国人民的良好愿望。我们对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表示钦佩。对于论坛，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加深中日相互了解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中日友好基础在民心，希望在青年。我希望大连理工大学的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学子，能够成为为中日友好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贡献。 最后，祝分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代表在大连期间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谢谢大家。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非常感谢张德祥书记的精彩致辞。下面我邀请日方主持人松本健一（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教授和我一起来共同主持今天下午的讨论。松本健一（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是日本知名的丽泽大学的教授，是比较文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欢迎松本健一（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教授。 下面，我和松本教授逐一介绍中日双方的六位嘉宾，并请他们上场。第一位是赵启正先生，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请赵主任上场。 松本健一（日方主持人、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 我叫松本健一，你们好！我介绍日方的代表，我说名字请站起来。自民党到民主党，现在是民主党最高顾问的渡部恒三先生，和中国之间有长期交流，所以今天他也会谈到和中国建交时的一些情况。下面是现在为自民党众议院议员的中谷元先生，中谷元先生是前防卫大臣，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很深，他从第一次开始就连续参加北京—东京论坛。下面是民主党的下一个防卫大臣笹木篭三，看上去很年轻，实际上已经当了很久议员了。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本来我跟松本教授说好的，是让中日双方一个个交替上场，他一口气都说完了。下面中方请第二位嘉宾吴建民先生上场，他是中国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大家欢迎。第三位中方上场的是陈健先生，他是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大家欢迎。 下面第五届北京—东京论坛政治论坛的讨论正式开始。按照我们预定的日程，交替请中方和日方共计六位代表，每个人做大约十分钟的基调发言，然后在嘉宾之间进行一些简短的讨论，共计时间是55分钟。首先请中方赵启正主任发言。 赵启正（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因为我是第一个发言，所以有责任把北京—东京论坛的背景用一两分钟向同学们说一说。 这个论坛成立于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期是2005年，也就是小泉内阁的时候。那时候中日双方对中日关系感到有责任的那些有识之士，觉得应该增加对话渠道。两国之间的对话渠道在传统上有两种，一个就是政府间的对话，这是代表国家的主权进行双边或多边的谈判和会议，有权利签定协议或宣言。还有一种就是民间的往来，如友好城市。但是在中日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直接面对中日关系的困难因素、障碍因素，要进行深刻的讨论，而不能拘泥于过于严格的外交语言，也不能只谈友好合文化而回避尖锐问题，这样就成立了这个论坛。 用比较标准的社会科学的话说，这叫做公共外交的舞台。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外交以外的，由社会活动家、企业家、文学家、宗教领袖等参加的，而这种对话应该是比较无拘束的，并且对问题的探讨是深刻的。 现在是第五次了，可以说日本正好换了五次内阁，而这个论坛却越来越完善了。以前我们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京大学都举行过和同学们一起的讨论。这样的讨论有同学们参加，最后要听同学们意见，我们也从中领略我们大连理工大学学生们对于国际问题和对于中日关系问题的见解。 现在的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已经解决了相当的问题，也就是说由寒冷时期到了温暖时期。并不以为这中日关系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不是的，但是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进展是值得期望的。有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每次两边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其中有对对方的好感的程度目前还不是太高，但是有所改善。有的人们就很着急，为什么中日民间彼此看法还不是太好，我想这是有个过程的，哪怕每年好感增加2%，那十年就不得了，所以这个不能等到民间好感增加到很多再谈实质问题，我们要同时开始。 我们以往谈的中日关系是比较局限于中日之间的摩擦和彼此的不满意。现在开第五次了，我们眼光逐渐放宽了，曾经谈过亚洲问题，也讨论过新亚洲主义，而这次的题目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日合作。也就是说我们的合作不仅是对我们双方的利益，而且要看我们能不能对亚洲、对世界做什么贡献，这是我们今天的观点，我们眼光放宽了。 中日间合作的题材很多，比如说关于如何共同改善本国的经济结构。虽然日本比中国发达的多，他们占全世界GDP6%，中国占5.5%，但是我们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可是，也有共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量很高，我们买了大量美国国债。中国人要到四五十岁才有钱买房子，美国人大学毕业后三五年买房子，他们可以贷款，贷的款一部分就是中日美国的国债，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都需要改善过分依赖于外贸的状态。 另外在欧洲有欧元亚洲没有，这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我们现在有东亚、亚洲共同的基金，那么中日有很多份额都是380多亿美元，这都是看将来亚洲金融机制改革迈得步。另外有些国家现在开始贸易保护主义了，中国和日本没有做，但是我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如何共同想一些办法。日本和欧洲和美国贸易摩擦比中国要早20年甚至于30年，我的问题是日本有哪些经验对抗欧洲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能不能在今天向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不知道渡部先生能不能给指教，美国带你们买美国大米你们不愿意，你们卖给美国汽车不接受，但是最后大米进口了，汽车也卖出去了，但是日本吃亏没有，有没有经验向我们分享？下面请渡部恒三先生给予回答，谢谢！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非常感谢赵启正主任，我们知道他曾经在新闻办担任工作，他是中国的外交首创者也是积极推动者，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某些特定领域，对于中日关系也是一直积极推动的角色。下面我们请日方。 渡部恒三（日本国众议院原副议长、民主党前最高顾问） 我是渡部恒三，刚才您提到了贸易问题，18年前我在工作内阁的时候做通产大臣，美国布什总统，不是现在这个布什，是老布什的时代，向日本发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活动，把大型汽车厂家的老板都带到了日本，还有会长把他们带到日本来和他们谈谈，现在我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当时日本汽车销售到美国六百万台，美国汽车在日本销售了三十万台。所以美国人说日本简直岂有此理，到日本来找茬，我们当时应付这件事也确实很辛苦。当时，我就说这种经济必须是国际性的，这不正是你们老美告诉我们日本要这样做吗？现在你们怎么有点不对劲了？美国要求日本进口美国的烟草，我就跟布什说，你们美国不是说吸烟对健康不好吗？你怎么把对健康不好的烟让我们日本人去吸呢？你们美国人健康很重要，日本国民健康怎么样你都不管？所以这件事也就算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很令人欣慰。大连本地理工大优秀的学子今后要从事到经济活动中，你们就要想到当时日本人受美国欺负，15年前日本的这个立场是不是又转到中国了呢？我现在已经不是现职了，但是中谷先生他们是第一线，通产大臣，他们会不会找中国说你们岂有此理啊？中国汽车，中国的半导体，中国的电器产品都不断卖给日本，但是日本的产品中国买的也不够，会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找你们来提意见呢？所以，还是要设身处地，可能是对自己不利，对对方有利，但是如果世界总体能够从大的眼光来看，在这样一个国际社会中互相之间能努力促进，那么世界总体就会有一个共同的发展。我想这也是唯一我们能够去致力的方向和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 恐怕今天中国最出名的一些年轻学子们来参加我们大连这次理工大学的会议，你们能够记住我们今天说的这些话，十年、十五年以后日本对贸易不平衡提出意见的时候，你们也会想起来十五年前有一个渡部恒三对我们说过这个教训，就会对日本有一个很好的应对。 渡部恒三（日本国众议院原副议长、民主党前最高顾问） (松本健一:渡部先生在日中友好交往方面做了很好的贡献，所以那时候美国对他说了许多坏话。)我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但是因为我脑子不太好使，也没有怎么学习，所以考试都不会合格，所以我参加了选举，这样不用考试，所以我成为地方的县议员，以后我就一直走政治的道路。所以在1969年的时候，我曾为日本的国会议员，当时日本政治局面是这样，当时对日本外交来说中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在场的学生们当时还没有出生呢，我们讲的是以前的事情，很抱歉。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和日本当时政治外交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所以贸易也没有进行。 中国和日本是邻国，日本必须要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对于日本人民，对中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国会上做了这样的演讲，非常幸运的是当时通产大臣田中角荣非常的喜欢我，说的俗一点就把我作为他的弟子一样。所以田中角荣在1972年来到北京，当时说到来北京，先到香港，经过深圳五百米长的一个桥，然后才能来到中国，然后才能到北京，来北京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来到北京之后，在人民大会堂非常漂亮的一个会见厅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当时一说中国都说是中华民国，所以说北京只有一个贸易事务所，只有四个人，所以中国和日本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的渠道。现在来想，简直象梦幻般的事情，当时在北京街道上到处都是自行车，我坐的是红旗轿车，到了天安门广场许多中国人都到我的车子边来看我，我觉得是不是大家都是来看我的，觉得很了不起，实际上大家是来看这个汽车的。在中国和各位在一起，为了世界的发展，我当时就决心要和中国的各位一起努力下去，我当时和周恩来先生讲了这样的话。 周恩来先生讲代表中国的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佐藤荣一在佐藤内阁的时候倒台之后田中角荣成了总理，田中角荣当时就说，和我想的一样，来到了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而且和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成为友好国家。当时我见到周恩来总理这件事情在我非常长的政治历史当中，是做的最有意义的，最另我感动和激动的一件事情。 渡部恒三（日本国众议院原副议长、民主党前最高顾问） 以后的事情，大家看看中日关系的历史就会很清楚了。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两个人干杯就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和日本。当然这个中间也发生了好多事情，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小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为了中国，为了日本，为了世界，中国和日本都必须要携起手来一起奋斗下去，这就是一个结论，也正因为有这个结论才有了今天，我非常高兴。当然也许发生过许多事情，也有人对我提了好多意见，但是这也是很早以前的事情。 我在内阁的时候来到北京。在战争的时期，当时有许多日本人来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苏联军队打过来的时候，这些日本人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中国，他们自己回到日本，发生了这样非常悲惨的事情。但是，我想日本人必须要学习的就是日本人留在中国的这些孩子，都是由中国人，在座的各位爷爷奶奶们，非常热情的把他们抚养成人，给他们许多温暖，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当时作为日本的后生大臣到了哈尔滨，当时非常感动，留在中国的日本孩子感谢在中国抚养他们成人的中国的爸爸妈妈们。当时我也来到了大连，也向大连各位表达了我的心情。也可能在经济上中日之间会发生很多问题，或者在安全上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这种心与心的交流，是必须的，这也是为了世界，也是非常强烈要推行的亚洲团结在一起，以中国、日本为中心，为了世界做出贡献，中日两国以后一定要携起手来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我要说的话，谢谢各位。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非常感谢渡部先生的发言。我们知道渡部先生确实在日本是政阁元老，他现在是民主党执政党最高顾问，在日本政界，在94年选举制度改革之前是非常讲究论资排辈的，从刚才讲述的来看确实是政界元老，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分论坛讨论是非常很荣幸的事情。下面请中方吴建民大使发言，他非常有名，曾经在北京唯一一所培养外交官的学校培养外交官。吴大使的影响和作用不仅仅局限在法国工作方面，我记忆当中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比如2005年那次很多场合都阐述了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观点。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吴大使，我们请吴大使讲话。 吴建民（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非常谢谢，不敢当。刚才渡部恒三先生的讲话我认为很受启发，中日建交的元老，日方的田中大臣，中方的周恩来总理都过过世了，当时见证他们的那些人已经不是非常多了，渡部先生是其中一个，讲述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从这个经历里面可以看出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总是有一些人看到世界变化大的趋势，他能够站在历史的前头果断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对后面的事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72年中日建交了，邦交正常化了，我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当年对中日关系最乐观的人，大概也没有估计到今天中日关系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我当时在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我没有想到中日关系这么大的发展。中国的贸易才一百来亿美元，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政治互信、战略合作，这两大主题都离不开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判断。 今天的中日关系不能就事论事，我认为要把今天的中日关系放在世界的大形势里考虑，世界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1959年大学毕业，观察国际形势观察了半个世纪，我的感觉今天世界的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可能是历史罕见的。我们讲政治互信和战略合作，离不开世界的大局，当今世界的大局是什么？如何来描述这个变化？两点必须记住，第一时代变了，世界由革命时代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变化，不要小看这个变化。讲到国际关系，这是国际关系当中最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因为20世纪积累了很多的矛盾，这些矛盾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人曾经想改良，搞改良的人被砍头了，中国人曾经想学习西方，被西方欺骗了。我在法国当大使的时候，在民主问题上跟我吵架，我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看看中国历史，从40年到1979年中国在主流市场上向西方学习。中国人受欺骗，中国人走上革命是逼出来的，但是时代跟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的，不是不变的。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80年代初陈健和我们都是外交部的，邓小平反复讲一个观点，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听起来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个不搞外交的人听起来好象是个大实话，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世界面临什么问题，战争与革命，现在是和平与发展，这是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得了，国际关系里最大的变化。大家想过没有，原来是“打解决一切问题”，21世纪的世界行吗？打就不行了。伊拉克战争你说解决什么问题？我刚从美国回来，我说你们跟我讲伊拉克战争解决了什么问题啊？一个超级大国打一个2300万人的小国，解决了什么问题？美国人讲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相反给美国人带来一大堆难题，美国人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大家会看到21世纪美国人会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战争带来的问题。这是第一要看到的。 我觉得世界的变化是什么呢？刚才渡部先生呼吁要联合起来，要团结，要合作，这个非常好。因为目前世界正在发生一个变化，就是国际关系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四百年来最大的变化。过去四百年这个世界西方发生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他走在世界前面，他成为世界的中心，全世界向他学，这是由历史形成的。但是这种状况正在开始发生变化，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移。为什么会移？亚洲在崛起。实事求是地讲，战后首先崛起的是日本，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模式叫出口导向型模式。出口导向型模式很适合亚洲国情，所以不久亚洲四小龙学了这个模式发展起来了，一批东南亚国家学了这个模式起来了，我们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也需要这个模式，这个就慢慢起来了。所以日本带头，四小龙跟上，东南亚国家联盟加入这个行业，中国78年改革参加了崛起的大潮，然后1991年印度搞改革，那就加入亚洲国家崛起的大潮，这股大潮不得了，同学们这股大潮会改变21世纪世界面貌，这是了不起的变化。 所以今天我们看中日关系，不仅是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亚洲，日本的前途也在亚洲，中日合作了，就像胡锦涛主席讲的，合则两利，斗则俱损，中日两国合作不断加强，就是亚洲走向持续和平共同繁荣的钥匙、必由之路，太重要了，这个会改变世界的面貌。大家说到现在为止，世界都是在向西方学习，因为大家对东方不大了解。 21世纪他们说是亚洲世纪，是中国世纪，我不赞成，他们说是亚洲世纪，恕我直言，松本先生说是亚洲世纪，对不起我也不赞成，我为什么不赞成？因为19世纪是欧洲世纪，欧洲是起来了，但是损害了好多人，好多人遭殃了，贩卖黑奴，搞了一些坏事，死多少人，美国人到美洲大陆杀了多少印第安人，19世纪是欧洲世纪，损害了多少人？20世纪是美国世纪，美国是起来了，损害了多少人？我们今天亚洲在起来，我们是和平发展，我们没有损害任何人，相反我讲中国和平崛起最大的特点是把我们的增长与世界分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起来不会欺负人家，我们起来愿意把这个增长成果希望大家都来分享，属于全人类的，所以我不大赞成是亚洲，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青年必须有这个胸怀，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要爱祖国，也要爱人类，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更加有希望。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感谢吴建民大使，从国际关系、历史和时代潮流这样一个角度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阐述和展望。很多事情已经在发生变化，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在讨论、关注日本国内政治变化所导致的日本对外战略的变化，比如说重视亚洲，在自民党政权时期，这种潮流、反思、倾向已经开始了，比如小泉内阁，政治上与周边国家严重对立，因为坚持错误的认识而导致和周边国家政治对立的同时，但是在经济和贸易上却是日本对亚洲依存度急剧上升的几年，所以应了一句话，就是形势比人强。我们请日方代表发言。 松本健一（日方主持人、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 刚才听了吴先生的发言，我在大学学的是西方哲学，最主要的关健词就是文明是由东方向西方过渡，所以这是一个世界的历史。希腊到了土耳其，然后又到了西班牙、法国，西方的国家都是在不断的胜利，胜利之后文明向东方扩展，英国把美国作为殖民地，美国后来独立了，取代了英国成了世界发达的国家。美国东海岸到了洛杉矶，所以这是我们在大学学习的世界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964年日本东京举行奥运会，日本经济走上轨道，中国也办了北京奥运会，从这个角度讲，东亚的经济发展从日本开始的，刚才吴先生讲过，有一个日本国事，有四小龙，台湾、泰国、新加坡、香港四小龙，和战前日本完全不一样，战前日本到许多国家掠夺，战后是通过这种日本模式来发展。这四小龙学了日本战后发展模式，1980年以后实现经济发展。欧洲和美国以前学过文明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我在大学学的文明是一种传播的途径，后来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 今天跟大学生进行对话，所以想讲讲这个事情要说明现在世界是发生着变化的，所以在亚洲也是一样。当然我们今天过一会儿还要和大家进行讨论，也请同学们提一些意见。我们北京—东京论坛两年前就在北京大学同学们讨论过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东亚一定要有一个共同体，这需要一个办法成立东亚共同体。当时我考虑如何成立东亚共同体的事情是你们在座的学生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当时就提出这样的看法。今天在一会儿的讨论当中，同学们也要提出一些意见和问题，大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提出一些质问。下面请中谷先生发言。 中古元（众议院议员、原防卫厅厅长） 中国朋友也说，亚洲世纪确实是到来了，日本、韩国、中国，还有东盟各国，这些国家联起手来，在世界上会形成最和平、繁荣的一个地区，在这点上我在三年前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国家进行访问，和各国首脑进行交流他们也说，日本和中国如果能够步调一致，希望能够发展很好的关系，如果两个国家的关系不好的话，东南亚国家是最受影响的。所以日中两国希望能够友好相处。我听了他们这么说，中日的关系不光是两国之间的，也是东亚整体或者是为了世界也需要中日友好，也是为了将来的世界政治家要做推动中日友好的工作。 今后我想日中两国要建立更深的关系，就像一种共同体，欧盟叫做共同体，还有共同货币，这也是人类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希望能够移植到亚洲地区。刚才中方的朋友也说了，亚洲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比如说农耕民族，而且还有一个汉字共享的文化，还有儒教、佛教，很亚洲特色的尊老爱幼、懂礼貌。世界上也有这些亚洲文化特色，不一定用一种制度互相限制，可以各取所长，但是这也是一种想法，我觉得在世界上经济方面变化很大，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的联合，我原来是防备大臣，所以我希望亚洲安全方面能够形成一个框架。我们主要的亚洲国家在安全结构方面是不是要有一个机制，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放心专注各自经济发展。 为此，朝鲜这个国家让人担心，他开发核武器，亚洲各个国家的安全受到影响，联合国也通过了协议，他们也不听，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大连东北地区过去就和北朝鲜关系很密切，是个邻国，在经济、文化方面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希望中国能够多做朝鲜工作，让他能够向和平方向发展。你们多做这样的工作，共同促进亚洲和平共存。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今后面对这个课题，愿意和大家携手并进，谢谢大家。 松本健一（日方主持人、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 谢谢，东亚共同体是个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当然还存在朝鲜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要进行一些实物性的对话和工作，把这些问题一个个解决，最后实现东亚共同体，给东亚人民带来幸福。 在1980年代，中国、印度、日本都是一个和平的地区，在整个世界来看，在公元800年的时候，中国和日本一起占世界30%，二百年前东亚就占世界整个40%左右，现在中国是15%，美国5%，印度10%。这样一个时代，从亚洲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从美国还是欧洲来看，我们要学习美国和欧洲，但是也要发挥我们亚洲自己的作用。从现实这个角度来讲，在政治、经济上都有许多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实现东亚共同体。 我想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刚才听到中谷先生发言想到了这一点。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非常感谢中谷元先生，他为我们这个会议节省了三分钟的时间。下面我们进行中方陈健大使的发言。陈健大使是前驻日本大使，现在是中国联合国协会回长。 陈健（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 我是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担任了三年中国驻日本大使，2001年以后去联合国工作，所以现在应该说是时隔半年以后又回到了这个圈子里头，为中日之间的关系发展做一点事情，感到很荣幸。 刚才日方代表的发言节省了三分钟的时间，我想我就可以多用这段时间。首先刚才吴大使从关系、格局演变这样一个大角度看中日关系，我很同意这个观点。国际关系格局演变是一个趋势，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中日两国之间作为近邻，作为世界经济上仅次于美国第二、第三大经济体，能不能实现政治互信，能不能加强战略合作，是这个大趋势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从自己的经历角度，可能更多看到问题的方面，我想这些问题的妥善处理才能实现中日两国从政府到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真正实现战略上的合作。 我在日本的三年时间当中经历比较多的，对中日干扰比较多的是历史问题。日本修改教科书淡化侵略历史，对中日两国带来很大冲击。我们去年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就中国和日本两家双方民众对中日关系的看法，里头也谈到中国人对日本人印象不好的理由里最大的48%，对日本政治人物发表伤害中国人感情伤害的言论，50%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言论。原因在于日本没有正确对待历史问题。 反过来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原因也是历史问题，48%甚至61%日本民众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批评日本，揪住日本不放，这是日本民众对中国感情不好的原因，这说明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民族感情亲近的关键问题，应该说两国最后能够实现政治上互信政治将起很重要作用，但是长远来说民众感情是关键。 现在我们高兴的看到，日本政权更替了，新上台民主党首相明确表示，不会再参拜靖国神社，我的记忆里这是日本在位的首相虽然也有不去的，但是明确表示以后不去他是第一位，这是值得注意的。而且还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做了这样的表态之后，在日本社会没有引起强烈反弹，说你做的不对，没有引起日本社会强烈反弹。我希望这是不是预示着中日关系能够跨越这样一个障碍，进一步朝这个方向走。如果中日两国之间历史问题障碍逐步淡化，也等于中日互信关系打开一个大门，打开大门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我就想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比如中美关系当中有一个词汇，中国和美国互相尊重彼此主要关系和利益。中国和俄罗斯当中也有一个词，就是在对方主要关切和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成为对方支撑。我觉得这是中美、中俄关系能够发展很重要的政治互信前提。 中日两国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近邻国家，有没有必要也要有互相理解和尊重对方的主要关系和利益，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从中国方来说，我们的核心利益很明确，就是我们国家的统一，主权的完整，领土的完整，这里包括台湾问题，包括西藏问题，包括新疆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中国自己的内政。作为日本的邻国来说，应该要能够理解中国的统一对日本不构成威胁，中国的统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只会给地球带来和平稳定、繁荣。日本方面核心利益是什么，哪个是日本最首要的关系利益，应该说我还没有梳理出来。但是我在日本担任大使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了，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希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想如果中日双方之间的信任达到一定程度，这样的基础上，中日双方通过相互间的对谈能够互相理解对方的主要关切，甚至进一步支持对方，中日之间的互信就会有很大发展。 我在日本的时候做过一次电视对谈，也是唯一一次，后来被媒体报道最多的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最近我有机会见到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议员访华团，跟我谈这个问题，说中国经济增长我不担心，我跟他们说，一个军事力量弱的国家，军备落后是自卫的手段，一个军事非常强的国家，透明度是威慑手段，你们是希望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非常透明还是希望中国军事力量弱一点，透明度也相对弱一点？他们不做回答，不做选择。什么是军事透明度？需要我们透明什么？一个是需要我们透明到底有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次阅兵式应该说很透明了，把我们最先进的武器都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给大家看并不是要威慑任何人，而是说你们可以透明看到我们有些什么最先进的东西。 还有一个透明度，可能人们关心的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当中，国防也要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实现以后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也相当透明，我们目标很清楚，首要回到我们核心利益，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统一和完整。在这个基础之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大量原料、能源、石油都要从海上进口，要保证我们重要战略资源通道的畅通，不要再有最近我们的什么船被海盗绑架，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这杨会构成对任何国家的威胁吗？特别是从日本角度来说，日本也是和我们中国一样也是原料和石油进口国，也需要保持这个通道的畅通。这个问题中国军备加强对日本不受威胁。 上次民调当中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民众最担心日本的是军国主义，07年是58.9%，08年下降46.4%，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担心是军心主义上升，07年是35.5%，08年增加到37.9%。本来使中日双方国民担心的问题，恰恰可以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加强战略合作新的领域，我们中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共同维护我们海上资源通道的畅通。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非常感谢陈健大使，作为主持人，我个人感觉陈大使对于我们今天下午分论坛的贡献在于，他提到了我们这次分论坛乃至整个论坛会议的另外50%的问题，就是时代变化了，时代潮流在进步，但是中日之间真正的和解、合作、战略合作的共建未必会到来，而是需要我们不断解决一个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个过程甚至是非常艰难、痛苦的。 刚才发言中谈到的中日之间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主要关切的问题，即使在目前比较有利的形势下，中日间是不是存在着什么象如哽在喉的障碍。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为了政治互信，推进战略合作，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研究和跟踪乃至于最后解决这些负面问题，这才是我们的目的、目标所在。 非常感谢迄今为止各位嘉宾配合，我们还有十分钟时间，下面请日方最后一位发言。 松本健一（日方主持人、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 日方最后一个发言是佐佐木先生。中方讲了统一的问题、和平的问题，还有军力、军费的问题。现在在座的先生可能对日本，特别是今年的政权更迭，政权变为民主党。日本自民党执政50多年，通过选举日本民主党当权，随着民主党的当政，日本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在东方日报也写了文章，还在选举前我就说，如果民主党选上了，在日本国内要政治主党，在国际上民主党肯定要重视亚洲、重视东亚。现在国民民主党取代自民党，现在实现政权更迭。我本身是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评论学家，我当时写了这样的文章。实际上在民主党内部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是一些主张改革的一些人，无论在国内、国际上都是一样。下面我们请佐佐木先生围绕这些问题做一个发言。 佐佐木（民主党议员） 大家下午好，我是民主党中间议员佐佐木。最早来中国的时候和大家年龄差不多，那时候第一次来中国，当时我也来了大连。当然这之后又多次来到中国。现在回想非常吃惊的是我在来中国其间，大概是三四年前，有好多中日之间的差距，松下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三十年前就说，21世纪是亚洲经济最发展的地区。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除了北京饭店以外还没有很好的一些设施，所以当时松下幸之助先生就讲了这样的话，现在看看现在的亚洲和中国确实讲的一样。从现在开始到三十年后会怎么样，我认为最大的课题还是东亚共同体，我们如何来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 刚才松本先生讲到政权更迭的问题，8月30号通过选举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政权更迭，从93年的时候曾经有过更迭，现在是第一在野党取代了自民党得到政权，是真正政权更迭，几十年来第一次在日本实现政权更迭，所以请大家了解这样的情况。《卡萨布兰卡》有这样一部电影，我的母亲那时候在电影院看的，我是看的录像，现在在日本也是一个名作，《卡萨布兰卡》主角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欧洲共同体之父。现在的总理大臣的父亲翻印了《自由民主》，现在鸠山总理非常重视东亚共同体，重视亚洲，在很早以前就考虑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在想一定要实现东亚共同体。我们政权更迭在国会上已经说过，要实现为了人的经济。因为去年的经济危机，现在日本经济不是很好。我在新加坡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成立了公司，听了他讲的一些事情，都说金融危机跑的快，增长也很快，股份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之后就会成百倍增长。这样的话银行就会借给公司很多钱，他们再去买股票，这样滚雪球就会越来越大。美国金融崩溃是历史性的崩溃。所以数字的增长是不是能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幸福，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政权更迭之后，10月份有一个紧急雇佣组委会，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老人）护理问题，中国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可能现在还没有护理问题。中国2030年的时候一定要老龄化进一步严重，到时候就会有一些老龄人身体不好，会有一些认知障碍，身体上也会有一些障碍，在日本就面临没有护理人手的问题。如何增加这方面的人才，就是日本紧急雇佣政策最重要的内容。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对森林的管理，日本几十年来没有怎么进行管理，经常发生灾害，现在要找一些人才让他们管理这些森林。这两个问题在以前的政策当中没有受到重视，对于我们来讲这两个问题都是关系到我们自己切身生活和利益的。当然我们政权更迭之后也不止这些，比如大连理工大学对环境非常重视，我们政权更迭之后也是非常重视环境。东亚经济增长非常快，以后能源、环境、粮食以后都会成为问题，也可能会成为发展的一个瓶颈。如果妨碍经济发展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我自己经常想这些问题，准备写一个文件，环境产业一定是引领今后经济发展主要产业。所以今后东亚包括中国离日本很近，大连还有高经济区，日本一定要把环境产业进行产业化。东亚发生纠纷的这些地区一定要在环境和理念上进行合作，我们日本新的政权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一定会认真去做。可能会在20、30年后，要经过二三十年的讨论。 中国是以和谐为国家发展的目标，今天在饭后听松本先生讲，日本政阁太子曾经提过以和为贵，我们小学就开始学这句话。日本储蓄很高，有很多财富，中国外汇储备很高，在东亚的这些财富只在东亚地区流通、活动，所以我们以后要争取把东亚区域外的财富吸收到东亚地区里来，我想这是我的发言。 松本健一（日方主持人、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 刚才佐佐木先生讲到了民主党政权，讲到了互利问题，保护森林的问题，还有其它许多环境的问题，要发展环境产业，所以是革命政权，主要搞这些事情。当然日本不把它叫为革命，在日本基本上没有革命这两个字，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渡部恒三先生刚才也讲到，我也一直在讲，现在是日本面临第三次开国，日本是一个岛国，中国是大陆地区，大陆地区要经常进行革命发生变化，日本不会有移民或者其它地方来干扰，但是世界发生了变化，欧洲发生了变化，在130年前日本第一次开国，所以开始建立西洋式的民主国家。但是我们没有叫做革命，我们用的是维新两个字，维新用过好多次，在中国史记当中出现的维新两个字，我所讲的有可能不对，中国史记当中讲维新，把过去不适用的东西进行改革成一个新的东西叫维新，进行一些选择。中国进行维新，维新就是改变旧的。我们日本的维新就是明治维新，现在我讲叫平成维新，在中国得讲革命，通过革命来易姓，满洲有爱心觉罗，所以叫易姓革命。在日本不愿发生易姓革命，所以日本天皇没有姓。所以一般不发生变化，只进行维新，旧的东西不符合新的时代发展的时候进行维新，变成一种符合新的时代的东西。 我补充一下刚才渡部先生讲的。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谢谢松本先生的维新说。非常感谢今天下午分论坛上半场所有嘉宾和发言人的精彩表现。下面进行茶休，有12分钟的时间，到16：10请大家准时回到会场，谢谢，现在休会！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今天下午的政治对话分论坛分了上半节和下半节两部分，应该说上半节的讨论发言是非常成功的，各位嘉宾发言非常精彩，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部分，这部分更精彩。下面一个环节是中日双方与会嘉宾六位与大连理工大学学生的对话。我知道咱们这个会场是可以容纳三百人的，我刚才大概估算了一下，可能加上后排站的同学不止三百人。时间比较有限，我们预定计划到17：10结束，所以请大家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简单、扼要。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能不能合并在一起，这样便于中日双方的嘉宾回答，节约一些时间，提高一点效率。如果没有其它问题的话，我们下面就进行提问和解答、讨论的环节。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 我想问松本先生。我刚才听到松本先生说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东亚各国之间在人口和资源、经济水平还有政治取向上都有巨大差别。在这样巨大差别下，我们做这个东亚共同体是不是会遇到一定困难？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呢？如果成立了我们这样的东亚共同体，我知道会在经济上甚至在国防等方面会有一定一体化，这样的话会不会损害一定国家的利益？ (主持人：有没有其他同学的问题和这个问题是相似的，当然如果完全一样的话就没有必要重复。) 提问：尊敬的各位前辈下午好，我的问题也是跟东亚共同体相关的。在未来我们都有一个梦，是建立东亚共同体，就是刚才佐佐木先生与各位前辈提到过，东亚共同体必然在贸易、技术等等、能源、环境等粮食等共同体，所有一切我觉得都有一个基础就是人才。东亚共同体人才问题上，不知道就中日双方各位前辈是怎么看待中日人才间的交往以及互通技术沉淀上的内涵？谢谢！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我也要向日方松本先生以及佐佐木提这个问题，民主党鸠山所提的东亚共同体的现实性，特别是以法德和解作为一个样本。但是我们知道在法德和解走到欧洲共同体进而到欧盟这样一个过程中是伴随一系列条件的。比如说法国在战后以来一直处于同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当中，上有美国罩着，外有苏联的威胁。但是中日之间不是这样的，中日在战后没有处在同一个体系当中，甚至一直到1972年没有建立邦交关系，怎么样看法德模式对中日改善适应性的关系。 第二法德和解过程、欧盟统一进程，伴随着相关国家之间一定程度上主权让步，但是在东亚地区这点是否现实？因为东亚地区还存在着两边的残余，存在着国家和民族的统一问题，这点现实又是怎样的？请教日方佐佐木先生和松本先生。 松本健一（日方主持人、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 我请佐佐木先生做回答，我来做补充。 佐佐木（民主党议员） 刚才我讲过了，日中之间有许多摩擦，还有一些纷争的种子。和法德相比较的话，在战争次数上讲，法德之间的战争次数可能是几十次，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超越了战争的经历，最后达到和解。 和欧洲相比较，亚洲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确实有许多不同。首先建立一个共同的课题，比如说粮食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所以在经济发展上我们先建立一些共同的项目，这些项目大家来参加，通过搞这些项目增加相互理解，一些纷争的因素会逐渐降低，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在政权更迭之后，日本政府会提出许多新的提案。 还有一个主权的问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主权问题，是通过共同的项目，在共同项目之下，比如经济项目等等，通过共同参加逐渐把一些课题困难进行了克服，克服之后达到一种共同的目的。 另外还有人才问题，比如日本因为太阳能来蓄电池，这种技术也非常实用，而且非常先进。这种技术进行商品化的过程也是在东亚、韩国共同搞这样的项目培养人才，所以这些人才也可以通过超越国境来培养，对各国也都是有利的。 松本健一（日方主持人、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 作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大家说的利益问题，领土问题，还有民族情绪的问题等等，法德之间确实是有这些原因，在亚洲也有这样一个民主主义。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进行超越，要建立一个平台来解决这些问题，大家进行讨论、协商，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他们的语言都是从拉丁语分裂出来的分支语言，所以有共同的语系，有共同的原形。亚洲是不是不一样？比如儒教传统国家，有佛教传统国家，还有日本，还有神道传统的国家，还有伊斯兰教等等。亚洲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因素引起的战争，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所以这点和西方不一样，不像耶路撒冷因为宗教战争发生过战争的历史。印度也发生印度教和其他宗教发生的战争，在日本国内，日本有个叫长崎的地区有一个神社供奉着神，是一个鳄鱼越过了海洋到了日本，成了日本祭祀的一个神。还供奉着观音，观音当然是佛教，还供奉着其他的一些神。在日本同一个社里供奉着不同的神。在后面还有基督教的教堂，所中间还有一些佛教的寺庙等等。所以日本这种信奉的宗教很多样，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亚洲是有共同性的。 伊斯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种伊斯兰教逐渐减弱，所以没有教主主义这样的战争，非常世俗的宗教主义比较多。伊斯兰进入东亚之后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这种文化的共同性，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整个地区都有共同性。 从我们自己来考虑，从我们的历史文化来讲，有很多因素都是重合的。如果只是利益对立不可能成立共同体，当中有很多共同的因素，所以在这种文化的背景下，当然有一些岛屿的问题，都有领土性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共同利用。在此我们要重新对一些问题进行考虑。 东亚要有共同的理念，就是我们有共同文化基础，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欧洲有一个民主的共同，就是尊重个人权利，大家相互认可，相互承认。20世纪的亚洲也有过这样的倾向，我们是不是也有优势，是不是也有共通的社会价值观？实际上是有的，是有共生的共同体。人和自然共生，山上与山下共生，河川的两岸共生，种种的人类共生在亚洲是有的。所以民主并不只是20世纪、21世纪的理念，共生也是一种理念，与自然共生，与邻村共生，用相邻的宗教共生等等，这是亚洲的历史，也是一个亚洲的理念，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刚才的问题是向日方的嘉宾提出来的，下面我想中方的代表，中方的领导对这个问题，无论是问题本身还是日方的回答，有没有什么补充？请吴大使。 吴建民（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我讲一点看法，第一点比较欧洲跟亚洲，法国、德国之间打了多少年，打了一千多年。看一下欧洲的历史，欧洲是从公元800年的时候，大体上欧洲是统一的，公元814年扎里曼大帝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和孙子之间就打起来了，一打打了一千多年，法国、德国之间大仗打23场，平均50年打一大仗。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欧洲法德走向和解，他们之间的仇恨是非常深的。中日之间，周恩来总理曾经这样概括过中日之间的关系，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抗。这是总理对中日关系的概括。我想来比较的话，我们不能不承认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这一段五十年对抗给中国造成极大损害，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对我们造成最大伤害的战争，这是不容回避的。但是我们看到，人家上千年的仇恨都化解了，我们比较一下，亚洲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条件来看，我觉得是能够建立的，这是第一。 第二，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也并不是鸠山首相提出的，但是他强调一个东西，在2005年12月14号，10+3领导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会的时候新加坡领导人签署了一个宣言，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长远奋斗目标。请大家注意两点，第一2005年12月的时候中日政治关系相当僵的，尽管如此中日韩的领导人跟欧盟四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这个东西。说明建立东亚共同里是中日双方共同意向。第二就是10+3领导人一致把这个作为长远奋斗目标，他们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件事情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引起国际友人的重视，但是这件事情是有历史意义的。现在鸠山首相提出来要进一步加强，前两天日本记者采访过过我问我如何评价，我说这个符合历史趋势，亚洲在崛起，东亚共同体建设这是一个必然，是符合历史大的趋势的。 第三，我想刚才他们讲的观点，如何建立起来，我赞成前面日方讲的观点，是一点点建立起来，寻找共同利益，看看什么地方我们有共同利益，发展共同利益，使我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这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过程。 第四，我最后补充一点，为什么对同学们讲这个话？东亚共同体一建是要很长时间的，看看欧洲是怎么建设起来的，二战没有结束的时候当时戴高乐将军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二战行将结束的时候，戴高乐将军1943年讲看待我们赢得这场战争已经没有多少疑问了，问题是如何赢得和平，那就是德国的问题，欧洲一批知识分子包括莫内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这一批是有远见的人，他们走在历史的前面，提出了建立欧共体这样一个理念，这个理念慢慢在实施，欧盟从六国发展到九国，发展到十五国，发展到二十七国，慢慢建立起来。这个过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需要人策划。所以我们北京—东京论坛价值在什么地方，就是中日双方的一批人把这个事项大家在一起议论，我们不是关在象牙塔里面讨论这些问题，跟青年人进行交流，你们也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胡锦涛主席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命题，构建持续和平和谐的亚洲，这是很多人不断努力的，大家在一起议论，把这个传播过青年人，你们再去思考，凡是能够促进亚洲国家走向一体的，都是好事情，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了亚洲的持续和平共同繁荣，不仅是中国好，日本好，亚洲国家都好，中国好、日本好、亚洲好对世界也好，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做。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 提问：尊敬的各位长辈，欢迎来到大连理工大学。我有一个问题，今年是我们国家建国60周年，而且在60周年阅兵之后，网上有很多网民讨论，今年我们国家60周年的阅兵谁最后最高兴？网上有一种很调侃的说法，就是说是美国的军火商。我想这虽然是一种很调侃的说法，但是不无道理。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增强中日双方政治互信与加强战略合作，我们所谈到的中国在60周年阅兵的时候，为了表明我们国家军事透明度无意的举措，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目标的实现，会不会影响我们东亚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的进程？谢谢。 我的问题，我想让前辈分析一下，对于网上提出的这种看法给予一个解释，或者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60周年阅兵最高兴的是什么，是美国的军火商，美国军火商为什么高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无意的举措，东亚共同体建立进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提问：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举行北京—东京论坛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也发展了，日本经济已经非常成熟了。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世界经济共同体，我们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我们才能坐在这里进行此次论坛。1987年的日本人均GDP是全球最高的，之后因为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由于巨大贸易顺差导致世界对日本压力倍增，在这样的压力之后，面对世界压力日本出口受到严重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日元升值，导致了整体出口下降，从而导致日本经济由迅速增长，变成了缓慢增长。今天中国人民币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日方的渡部恒三前辈，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您觉得面对今天中国的这个问题，能够给中国提供哪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和面对这样的问题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继续向前发展，也为我们能够整个东亚经济的共同繁荣奠定一个基础？谢谢。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谢谢这位同学的问题，我感觉提的比较清楚。现在两个问题，一个涉及到中国国防建设，还有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知道咱们下面事先有一个大概测试，大概有二十几个问题，还有没有第三个问题，与中国发展相关的，可以一并提出来进行解答。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 提问：我是物理学院研究生张伟。请问前日本防卫先生，我们看到自卫队总是在扩军，自卫队能力远远超过和平宪法规定的，总要购买美国的F2战机，跟日本的朋友说不要总以你们的观点看待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中国国民很担心你们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请您作出一些说明，谢谢。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下面请日方就前面两个问题做出一个解答，下一个问题后面再说。 中古元（众议院议员、原防卫厅厅长） 日本防卫政策是专注防卫，不会在宪法上规定不许侵略别国。所以从这个角度健全防卫队。日本最近十年一直是负增长，所以像您担心的这种问题不是日本现状。但是中国在最近15年以15%的增长率在增长。航空母舰也有了，性能也都提高了。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确实也有担心的地方。我想说的就是确实阅兵式上已经表明，日本国家预算，连买一个飞机的螺丝钉都要明确，所以在国会上要有预算的制约，同一个党的人也要提出问题，所以报纸上会报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是限定很严格的，武器的数量每年都要公布。中国武器数量在哪儿有什么样的东西，这些细节好象没有公布，而且宇宙航空方面也有长足的发展，在宇宙发展了新的技术，我们也有一些不太明确的部分。这些地方日中两国对本地区的安全、防卫方面应该怎么做应该有互相的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有更多的坦诚不公的交流，交换意见，我觉得这是不可缺少的。你说的也对，美国军火商不能光让他高兴，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渡部恒三（日本国众议院原副议长、民主党前最高顾问） 关于日元坚挺的问题，日本战后经济在国际社会上一美元是380日元，曾经有过这个时代，我第一次到外国的时候一美元换380日，只能是换400美金，曾经有过这样的限制。100日元一美元我觉得是一个常识性的标准，但是现在日元越来越坚挺。日元提高了以后，就是美元贬值，实际上应该说是美元贬值，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后美元在国际上的价值越来越贬值，出现今天这样一个状态。 我是一个老政治家，我再说说老事儿。过去我当通产大臣的时候，我来北京就谈过，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做法是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而且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了很多经济的规则，使经济不断的发展，非常聪明，这种选择很明智。现在日本已经结束了高速增长时期，鸠山内阁要走新的路子，不是把已经结束的重新找回来，而是面对现在日本的经济情况，使国民能够尽量平等的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鸠山内阁今后政策的核心。大概一段时间，日本和中国在经济问题上不会有太多的对立，我相信这一点。 刚才我也说了，中国今后还会不断的发展，持续这样发展的势头，在亚洲经济中成为一个核心，亚洲经济全球最强的是中国，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作为火车头，能够使亚洲地区都能发展的很好。日本应该反思自己的活法，中国考虑自己的发展，如何出现对立呢？就通过对话，一定会解决。刚才我也说到一些细节的问题，谁亏了，谁赚了，这是要看心灵的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过去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受到伤害的就是中国东北地区，战争结束的时候，日本人不得不留下那些孩子，你们一把米一把水的养大，中国的朋友们这种心情肯定会在今后出现问题的时候，谁亏了谁赚了的时候，日本和中国的友情也不可动摇，会永远持续下去，我坚信不移，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发展。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按照进行的顺序，下面先请吴建民大使进行补充。 吴建民（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我补充两点，第一刚才那位女同学讲的观点，美国强迫日本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国大受影响，日本经济走向非常不利的境地。我想，这是我们有些报刊上讲的一些观点，事实是怎么样的？1985年我在纽约观察这个现象，《广场协议》达成首先是美日两家达成协议的，并不是美国强迫日本贬值的。今年我在华盛顿见了日方当时这个协议的直接参与者，美国记者问到他，日元升值又怎么样？他说没关系，升就升吧，我们理解要把这个历史事实搞清楚。他们首先达成协议，然后扩大到其他几家，这就是著名的1985年在纽约广场旅馆达成的协议。 第二，达成协议之后对日本经济有什么影响？有一个事实我们应当注意到，日本面临日元大幅度升值之后，日本企业界适应能力非常让人钦佩，日本企业大幅度降低成本，技术创新提高，反而增强了日本的竞争力。这个现象我们报上讲的很少，但是这是事实。至于后来的问题，后来形成泡沫，那是泡沫的问题，任何泡沫都是要破灭的。所以我的看法，从长远来看，我想我们根据市场的规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只要经济保持增长的势头，货币一定会升值，这是一个规律。刚才讲一个美元兑360、380日元，当年美元兑德国马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我们中国人要根据中国的情况，考虑到世界形势来做。天下的事情总是有两面，希望同学们考虑两面。 再一个军备竞赛，希望大家注意到一个观点，世界变了，苏联怎么垮掉的？原因之一就是搞军备竞赛，生产了一大堆核武器，现在又在销毁，美国也是，花多少钱？现在要销毁。我参加了全球零核倡议，准备世界回到没有核武器的时代。为什么参加？因为没有核武器，中国人最早提出来的，1964年我们试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们主张核武器是人创造的，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是人类消灭核武器。现在美国人愿意接受，我们也参加这个东西。我想这个趋势，那么多武器，花了多少钱，美式军备竞赛有人统计过花了15万亿美元，后期放在那一大堆不能吃不能穿，现在还要花钱销毁，中国人要干那个蠢事吗？所以我们领导人讲了绝不干这个傻事。那是旧时代的一个产物，我们进入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时代，我们当然不能搞军备竞赛。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因为我们会议日程安排是到17：10分，我跟主办方商量了一下，最晚只能延长到17：30，请大家提问题，请各位代表、嘉宾回答问题都尽量简明扼要一些。谢谢。 松本健一（日方主持人、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 日元坚挺，日本和中国的经济问题，我觉得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更重要的是日本人，日本国民对中国发展没有担心，但是对其中产生的一种经济差距，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收入差距，或者是沿岸地区和内陆地区这种20倍的国民收入的差距比较担心，觉得这个问题很大。中国历代王朝崩溃的时候，发生革命的时候往往都是农民暴动成为一种契机，其中产生一种新宗教。从日方来看，我觉得有一点担心。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下面请陈健大使发言。 陈健（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 我觉得吴大使刚才最后一点军备的问题我很赞成，军备竞赛把所有人拖垮了，中国人绝对不能走这样的路。希望在座年轻人你们党政的时候坚持中国和平发展的方向。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方面，随着我们经济实力的增长，随着我们科技水平的提高，随着日本的经济增长，日本科技水平的提高，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军备的现代化都会往前走，这是客观现实。在这样走的时候，中日双方军备现代化提升的时候，不要引起相互之间的猜忌。我觉得要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我们中日两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共通利益，我们都是能源的进口国，都是原料进口国，我们进口路线都是很长的海上路线，如果我们中日两国军方合作共同确保海上生命线的安全，这样一个合作就能够抵消双方军事力量上升带来的猜忌，加强政治互信。通常来说，政治互信加强了才能开展战略合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反过来，通过加强战略合作，或者开展战略合作，减少相互猜忌，加强双方之间的信任。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建议，谢谢。 赵启正（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刚才那位同学说，网上说美国军火商很高兴，我想说两点。网上的信息是公众的，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它仅供你参考，不能说它说的就对。因为美国军火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售军火的。比如说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国家两边都卖，中国展示的一些新的武器，他会怎么想呢？一我要鼓动亚洲其他国家多买一点，但是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有那么多钱吗？所以未必能实现。他也在想，我为什么不卖给中国呢？可能很着急，所以两种可能性都有。 中国军火透明度不够这是很客气的话，后面就是中国的军事是不是威胁其他国家，就是中国有没有威胁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件事情和美国的中美高层非官方论坛上基辛格博士提过这样的问题，中国说和平发展但是军费增长是两位数，10%，因此不好解释，他让我们解释。我的回答就是中国的军费现在大概600多亿美元，和日本差不多，但是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30倍，中国的海岸线1.5万公里，陆地线2万公里，邻国14个接壤国、15个接近国，一共是29个国家，议员政治很复杂。美国两个邻国，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加拿大，所以中国从这个来看，我们600亿美元并不多，分起来不够，我们边防巡逻很多地方没有悍马没有吉普车。实际上美国军方很明白，中国提不到威胁。日本各位朋友，千万不要担心中国会对日本有什么举动，请一百个放心。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 尊敬的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请原谅我的冒昧打断了您的讲话，如果我不采取非常的方法我就夺不得话语权。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叫李伟。我对于日本政权更迭后的中日关系有一些疑惑，想请中谷元先生做解答。 第一，从近些年日本政局动荡政权更迭中可以看出日本民众，至少是日本政客的政治取向是多元的？请问在这样一个政治取向多元而又多党执政的国家如何保证其对华战略的延续性？第二，如果贵国对对华政策的延续性都不能保证，请问贵国诚信何作？第三，如果没有诚信，何来上面所写的政治互信、战略合作？谢谢！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 提问：随着我们今天谈的是中日之间的战略合作，但是不能撇开美国对我们的影响。日美之间的关系特别特殊，比如日美合作条约，我们知道日本政权更迭之后，鸠山首相再次强调日美同盟不会改变。当中日继续深化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如何排除美国队我们的影响？ 提问：感谢主持人，我来自人文学院，我是王广坤。我们中日两国之间在民间多多少少还存在一定隔阂，这应该是一个事实。这种隔阂和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教育宣传肯定是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国说日本修改教科书，否定侵华历史，日本也有人说我们国家进行抗日宣传。我们教科书确实有这样的特点，比如我们教科书里提到南京大屠杀这个章节总会举一个例子，两个日本军官进行杀人竞赛，我觉得这个章节很血腥。如果加上这样一个章节的话，对于学生来讲肯定会对日本产生许多的不好的感觉，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条件下，历史毕竟过去了，牢记历史是应该的，但是中日两国友好发展应该是大局，为了这个大局我们中国在宣传教育方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做的空间？谢谢！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我想附和上面几位同学的问题，向佐佐木提一个问题。几年前我见到自民党的一位官员，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一旦某天当了防卫大臣，怎么样处理中日之间东海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会比现在自民党防卫厅长官对中国更为坚定，更为强硬。 我想请教执政党的佐佐木议员。民主党在提对等的日美关系，对等这两个字怎么体现？是说明年日美同盟50周年的时候是把日本单方面保卫变成日美之间攻守同盟，日本也可以防卫美国这样的做法吗？还是说通过其它的方式体现对等？与此相关的第二点，日本如果真的要成为美国对等伙伴或者说日美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的话，日本久经考什么来防卫自己的国家安全？是靠友爱外交这样的理念处理所谓朝鲜的威胁吗？还是靠其它的手段？谢谢！ 佐佐木（民主党议员） 刚才提到关于政权更迭的问题，政权变了，日中的友好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是不是没有一致性，是不是没有连续性？我请大家一定放心，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民主党比在野党更坚持日中友好。所以民主党成为了执政党，只能是进一步推进日中关系。 还有和美国的关系，我们一直反对日本向海外出兵。北朝鲜和日本很近，但是对北朝鲜的信息的收集并不是很多。我们和美国在信息收集上过度依赖美国，所以听美国的太多了，美国让我们怎么做就去做。所以信息的收集也是一样，过度依赖美国，所以我们自己以后要增加收集能力。北朝鲜问题也是一样，在亚洲对中国对东亚各国来说，朝鲜对日本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在硬件方面，如果能够防卫来自于朝鲜的威胁是最好的。所以中方请放心，迄今为止日本主要过度回应美国要求了，自己主张比较少，这些方面必须要进行一些改变。 吴建民（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我想对刚才那位同学三个问题做一点简短的回应。从西方世界来看，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中国社会往前发展的过程当中，看现在我们网上意见，各种报刊上的意见，也是各种各样的意见，并不是一种意见。我想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社会走向多元，这可能是一个到的提示，你这个多元，接下来最后到落实到诚信就没有诚信可言了，你这个三段论有点问题，你这样的话怎么办？你得出了结论怎么办，没有诚信可言，谈不上，什么东亚共同体，扯淡，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种态度，另外一种态度，我们有共同利益。中美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另外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美之间有好多分歧，中美之间很多问题的摩擦不断有的，邓小平当时讲到，中美有分歧，我们有共同利益，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个态度推动了中美关系不断往前发展。 下面讲一点，我在东亚范畴里经常讲这个观点，这是东亚13国共同观点，我们奉行的是开放的，我们建立东亚共同体逐步要建成，并不是一个堡垒，中国的开放对全世界开放，不仅对东亚开放。亚洲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亚洲，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亚洲，日本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日本，这是一个大的情况。所以对于美国的问题，看看欧盟建设，欧盟建设是由六个发展到九个，发展到十五个，发展到二十七个，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当然美国想以某种方式参与，那都是可以讨论的。前面一个同学提问要排除美国的影响，我觉得同学们，我们要想清楚，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同亚洲国家，包括同中国有很多联系，你能排除他吗？那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我们要发展同日本的发展，我们要共同构建持续和平、共同繁荣的东亚共同体，和谐的共同体，我们也要发展和美国的关系，不是一种排他的。我讲这个观点，我们在观察今天世界事物的时候，不能用排他的观念，那样会引向一种对抗，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就补充这两点。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我想附和吴大使关于日本国内多元化举三个数字来给他的说法加一个注脚。在这次众议院选举前，日本自民党议员中世袭议员23世甚至34世、35世，占了整个国民院议员38%将近40%。在日本我们知道过去终生雇佣这是日本雇佣制度的特点，但是现在有40%，近四成大概是非正式雇佣，也就是合同工，有深远的政治影响。自民党通过大采伐控制产业工人的统治模式已经失效了。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在8月30号众议院讯据中，大概有40%传统自民党支持者阵前倒戈，投了民主党的票。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 提问：请各位分析一下未来中国和日本在十年中可能会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冲突会在哪个方面？第二，我们现在中国和日本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除历史之外不利因素在哪些方面？ 提问：我来自土木学院的白龙。请问日本贵宾，就日本贵国首相鸠山走上领导地位，对于我国与日本贵国以后的发展有何积极意义？ 提问：各位嘉宾大家好，来自大二的学生。作为青年应该在为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个问题上从哪些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希望大家为我们指明一下道路。 提问：我的问题很简单，经济发展对增强政治互信，在政治互信当中扮演的角色还有其它什么途径能直接促进政治互信？ 提问：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化工学院的杜知武。联合护航方面，比如最近在亚丁湾中日两国在联合护航方面有什么意向？实际护航的实际难点所在？ 提问：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中日两国经济上的合作会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提问：日本的经济创新、科技创新主要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引导企业或者人才走向创新？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中日在索马里在亚丁湾护航，在三位议员看来，会不会导致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行使？第二个问题，民主党提出重视亚洲东亚共同体，我们注意到最近几年日本社会出现了内向化的倾向。在民主党的治下，日本可不可能开放，标志有几个，第一会不会采用外国雇佣工人，包括看护，因为日本有一个老龄化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更多进口外国工人？第二，会不会给在日本外国人，特别是韩国人以参政权？第三，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改变自民党时代长期坚持的农业领域，农产品领域对国际市场不开放的问题？ 下面给在座每位一共六位，每个人两三分钟的时间，请抓住要点，尽可能简洁回答。我们从渡部恒三先生开始。 渡部恒三（日本国众议院原副议长、民主党前最高顾问） 国政不行，但是中国、美国到日本来，你们在当地选市长这种参政权我想可以给，现在在日本已经谈到这个程度了，总体参政权可能有困难。安保方面大家提了很多，我在小泉内阁的时候，布什进攻伊拉克，我说绝对不行，日本绝对不能支持他，说了好几遍没有用，还是去支持，小泉这个人就这么干了。布什共和党也是受到攻击，最后民主党取而代之了。我们日本也是民主党当政，结果是好的，但是今天我来到中国也是想，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势态，日本和中国这个绝对不能变，今后要爱和平，携手并肩承认对方，为世界共同努力，这个心情绝对不能变。谢谢！ 中古元（众议院议员、原防卫厅厅长） 在索马里进行的护航活动，这是海上的警卫行动，中国也参加了，中国出去护航也不是行使集团防御权，所以在日本也是一样，也不是集团防御权。日本的和平有三个支柱，一个是联合国，第二个就是日美同盟，第三个重视亚洲。这三个支柱是支撑日本的和平防卫政策。时间长了，当然会有一些问题，我想应该坚持这三个支柱。不管怎么说，现实世界美国力量还是最强的。世界的安检保障从整个结构上讲，我们要从整个世界结构来考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中国、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参与的可能并不是很多，联合国力量还是很大的，所以在现实问题中，各国情况也是一样，我们日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政策。当然日本变化太大也会影响到中国，所以政府也会很重视。我想提请日本政府进行慎重处理。日本内政、医疗、供应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这次选举日本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是败了，但是大家对民主党也是感到不安，主要是想民主党做一做试试，所以民主党选举的口号就是政权更迭。 佐佐木（民主党议员） 刚才学生提到我们学生应该做什么，刚才说到今后日方新的政府，就日中和东亚有各种项目，这些项目肯定会更充实，更积极，和人的交流也会请更多中国人到日本来，这些项目都在策划中，希望你们积极参与。在渤海湾、周边地区，今后中国也会不断发展，基础设施会进一步完善。日本有很多企业都到大连来投资建厂，开展企业活动，双方的关系很好，所以渤海湾和它的周边，希望日本有一个中性的项目作为地区进行发展。我也会给冈田外务大臣、鸠山首相建议，本来冈田要来的，但是没有来到。我想讲的就是这些。 渡部恒三（日本国众议院原副议长、民主党前最高顾问） 刚才讲过了，冈田外务大臣的父亲建立公司，是非常大的一个买卖，公司利益的1%用于日本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上，在北京有一百左右的高中生到日本学习，这个资金也是他的父亲出的。所以请大家也要参加到利用这1%资金上来，到日本去学习。谢谢！ 松本健一（日方主持人、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 刚才的问题里，有日中之间十年之内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说到了历史问题除外，我的想法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历史认识问题。日本人在战后，没有进行战争再教育，所以历史的认识不同。日本在什么地方失败了，我写过《日本失败》这本书，对于日本的失败，日本为什么发动一场战争，为什么战后忘记了与中国发生的战争。日本人在战后叫做为太平洋战争，因为美国是这样称呼的，所以日本也叫太平洋战争，如果是太平洋战争的话，是以太平洋为舞台，日本和美国发生的战争，是这样一种认识。所以许多人都没有告诉大家说这场战争是与中国发生的，不仅败给了美国，还败给了中国，所以日本人应该认识到日本在哪儿失败。这次民主党成了执政党，有140多人新议员都是战后出生的，所以这些人如何认识日本的近代史，认识到为什么和中国发生了战争，为什么在战后日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历史教育。对于这些问题，民主党对我提出了要求，就是让我对这些新议员讲一讲这些事情。我一直在讲日本的失败，日本在哪儿失败，为什么会失败，我也想对这些新的议员讲讲这些事情，140多人都是新议员，对这些人要进行重新教育。这样的话，日本整体对历史的认识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也是我的一个责任。我想大家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期待。谢谢！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刚才松本先生发言很精彩，但是时间有点超长，都超长的话可能导致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我们没有时间跟同学们一块照相。下面请中方几位嘉宾发言。 赵启正（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松木先生是历史学家又是评论学家，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中国和日本需要这样客观的历史学家。我们对中日间的历史，我们应该这样说，历史不能忘记，仇恨不能遗传。这样就说到在座的同学们了，你们都是80、90年代的孩子，这句话也给你们，历史不能忘记，仇恨不能遗传。我希望你们在今后中日关系很长的路上能够发挥作用。我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京大学等等都对过话，今天我对大连理工学院的对话评价较高，你们叫理工学院，但是对于国际问题，国际关系问题提的问题很不错，气氛很热烈，并且半路退场的大概只有1%、2%、3%，也可能他们有其它的事情，表现较高的水平。因为我自己是学物理出身，做了20多年的物理工作，我很为理工的专业同学们庆幸，你们不是书呆子，祝贺你们。 吴建民（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青年人做什么，法德和解很重要一条，青年人相互了解、互访。我希望青年人多了解日本，多了解亚洲。今年9月初我到日本去，崔天凯大使告诉我，凡是访问过日本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都看到日本的长处，日本民族是有很多长处，就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大的特点，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我们都要去学习。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中能够出现推动东亚共同体的人，十年会有什么冲突，我觉得我们青年人要把这个世界认清清楚，今天这个世界就是我不赞成说亚洲世纪，但是我赞成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亚洲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这个复兴是对世界的贡献，而这是一个极大的动力。亚洲复兴会对人类做出很好的贡献，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条，我们会想尽办法把分歧处理好，发展共同利益，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陈健（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 我就讲一个胸怀，要有一个宽阔的胸怀，一个包容的胸怀，在全球化时代更应该这样，我们亚洲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国一马领先的时代，最近一百年是日本一马领先的时代，现在到了万马奔腾的时代，这其中日本和中国可能是领先的马，可能印度还是领先的马。我们亚洲大陆足够开阔，要求我们日本民族、中国民族都要有这样宽阔胸怀，跟大家一起奔腾，我们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年轻人能够在亚洲各民族当中，在宽阔的胸怀方面做带头的人，起一个榜样的作用，谢谢。 杨伯江（中方主持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非常感谢今天下午中日双方六位嘉宾的精彩发言，包括对问题的解答，也非常感谢三百多名大连理工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长时间的静听，非常配合，表现非常积极。我个人从会上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唯一的遗憾就是时间不够了。现在我们可以宣布第五届北京—东京论坛政治对话的分论坛圆满结束，请大家一起鼓掌庆祝。 中国日报 本次分论坛的直播就到这里介绍，感谢您的收看！！明年，我们在日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