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市场翻开新的一页
迈克•比尔登已经在中国生活四年多了。他最喜欢看《孙子兵法》,他最近正在看中国历史和商务类书籍。在他离开美国之前,他有非常多的阅读选择,当然,大多都是从会英语作家写的。
现在他在北京工作,迈克反而感到很失望,因为没有足够多的中国书籍被翻译成英文。
“我不知道有哪些中国作家的书,”这位从美国西雅图来的35岁商人说,“就像我说的,我很想能够从第一手资料来认识中国。”
像任何一位外国读者,迈克将了解中国作为他在华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很希望自己的书架上有更多可供选择的书籍。 中国政府显然也注意到了文化的差距,并且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但阻碍仍然存在。
自从决策者认识到文化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其意义非常重要,“走出去”战略开始在实施后,取得了很大发展。
“最后,我们认识到所有文化产品都是价值观的体现,”新闻出版总署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副司长陈应明说,“那么,我们当然要输出那些宣扬我们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产品。”
除了在世界各主要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外,“走出去”当然也包括了书籍出版:在2009年,中国以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身份第一次在国际书籍交流平台上亮相,在今年3月即将举行的伦敦书展在中国也将作为市场焦点主宾国,进行参展。另外,还有翻译资助计划,“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翻译”。
至于版权,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年度纪录,中国的版权进出口贸易逆差有所回转,2002年,在平均为15:1,意思是,每购买15种其他语言版权,中国就向境外输出1本。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已经降低到3:1。
根据法兰克福书展德国图书信息中心(BIZ北京)显示,2005年,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论坛中,公布了一项统计,令人震惊:在2004年,德国向中国出版社售出600多本图书的版权,而在同年,中国和德国达成了一本图书版权交易。
现在,每一年,中央政府会投入数千万元的资金赞助或鼓励国内外出版公司实施各种出版项目,只要是参与到版权购买并促进中国文化。
“(走出去),它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在海外市场的发展”,陈副主任说,“也让出版社在国内市场更具创造力。”
许多中国出版社也在海外开设分支,将书籍销往其他国家的大众市场,同时将销售领域从物理边界扩大到网络。
“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整个西方图书市场,只有大约2个百分点是从外国进口的图书,”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斯先生在接受《中国日报》独家专访时说。 博斯先生每年都会到中国来,对于中国市场非常重视。
而较为保守的英国市场,企鹅中国的执行总经理周海伦说,“我们每年出版五至八名中国小说的计划,企鹅出版的其他语种书籍可能每年只有两三本书,”
***问题
博斯主席说,缺乏好的翻译和好的外文编辑始终是无法保证沟通世界的阻力。
好的翻译,无论是商业或法律或文学翻译,始终应该是母语是英语的译者,有良好教育和语言能力,例如像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和剑桥文学教授蓝诗玲。前者是狼图腾的英译者,企鹅中国在2008年出版发行了当时畅销一时的狼图腾。
但只有他们还够。 “翻译,从来不是在另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单纯对等,尤其是文学,它不是直译,”周海伦说,“译者必须得了解中国,同时有非常好的英语能力。”
当出版商注意到好翻译的短缺,中国政府也意识了。自2008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与企鹅中国开始合作一个翻译培训计划,一半的参与者是中国从英语翻译到中国,一半是母语水平的英语为母语。
实际上,许多母语国家的翻译都作为自己的兼职工作,更是做其他支付高于文字翻译翻译。
约书亚 戴尔2002年开始在台湾学习普通话,然后搬到了北京,2009年起开始做娱乐和游戏的翻译。他说,即使非纯文学,如流行文化,翻译也很少。
***幕后
“我期待有一本书,无论是在文化上,或另外一些我感兴趣的话题,能提供一些真知灼见,”这位美国翻译说,“迄今,我还没有看过任何中国当代作者写的书。”约书亚最近在读四或五本书都是英语作家的作品。
虽然中国出版商一起在关注市场的需求,并通过海外销售渠道做了很好的营销,好书更是比预期要好。
在国际市场上的图书销售,只有20%是文学,而80%的其他种类的书籍,博斯说。
迈克对此也有所赞同。 “我喜欢的现代书籍多是一些传记类的”,他说,“阅读那些正在推动这个国家的人的传记是很有趣的事情。”
这也是李敬泽出版《路灯》这本杂志的原因,这边杂志汇集了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并在去年十二月进行了试刊。所有作品都是由外国人翻译,真正成为了中国跨文化领域的一次突破。
李敬泽说,虽然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但他们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很多年前。“只有三到五年中国现代作家为西方所熟悉,这是绝对不够的。”
作为《人民文学》——中国旗舰文学杂志——的英语版,《路灯》旨在为那些渴望了解中国文学进展的人指明方向。
第二期将在今年四月的伦敦书展上介绍十几位中国现代作家。
现在李敬泽想的是如何选择好每期的话题。
《路灯》的翻译是一组来自英语为母语的本地翻译者,他们是Paper Republic召集来的、居住在中国大陆并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翻译。“这保证了翻译的质量,使作品更容易接近我们的目标读者,”李敬泽说。
这不容易。许多翻译者都是兼职翻译,刘欣说。这位英国出生的执行编辑说,因为它要求一个合格的文学翻译母语是英语,并且是生活在中国。
“通常情况下,我们得到的报偿远低于我们工作真正的价值,”她说,“这就是为什么好的翻译最后都去做其他的事了。”
一般情况下, 每100个中文字只有三、五十元的报酬。如果靠翻译生活的话,至少要是这个的两倍或三倍以上。
但刘说,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本质必须是让更多的人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产生热爱,”Eric Abrahamsen说,他是Pathlight的另外一个执行编辑以及Paper Republic的合伙创始人之一。
另外,他表示,更多拓展销售渠道也很重要。
作为中国最大的图书进出口机构,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外文局)每年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60%。在2011年,他们已经与Amazon.com合作,建立“中国书店”,在线销售超过3万本英文书。
其他出版商也在试图扩大销售和推广渠道。上海长江出版集团终于找到的出路是,如与国外的销售网络如拉加代尔合作,通过美国巴诺书店代理,以及在大学和博物馆的书店里陈列图书。
“我们要按照游戏规则,这样才可以从中获利,”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SPPD)总经理王有布说。
美国商人迈克认为只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沟通的壁垒才会被打破。
他说:“中国以外的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来到中国所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来源:中国日报 张钰晨 编辑:孙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