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足球而导致骚乱或战争的先例并非没有。1969年6月，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举行世界杯足球预选赛，比赛中双方球迷发生冲突，赛后两国互相指责并于6月26日断交，最终演变成7月14到21日的大规模战争和血腥的侨民相互迫害。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言，那场“足球战争”的背后，是两国间紧张的关系和一触即发的矛盾，即便没有那场球赛，他们也会因其它原因大打出手。

埃及的2月1日塞得港球迷骚乱最终演变成导致数百人伤亡、席卷多个主要城市的大规模骚乱和暴力，原因也正在于“非足球因素”，在于隐藏在球迷组织对抗背后的、“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族群撕裂、“街头政治”惯性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操纵。

号称“埃及曼联”的阿赫利队不仅是埃及球迷人数最多的“大众俱乐部”，其激进球迷团体ltras更在去年倒穆巴拉克示威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冲击警方的急先锋，球迷群体在近来的骚乱中常常扮演动手的急先锋。在去年和今年的大规模骚乱中，阿赫利队和同城的扎马莱克队球迷团体携手出击，在一起追打警察。

而此次他们做客塞得港，对手塞得港埃及人队的注册球迷中，就赫然有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贾迈勒和阿拉阿。两队球迷以往就水火不容，穆巴拉克垮台后，以“革命功臣”自居的客队动辄将对手斥为“穆巴拉克残渣余孽”百般嘲讽，加上在联赛中势如破竹，多轮保持不败，令主队球迷郁闷不已。

然而此次阿赫利队做客塞得港，却意外输了个1:3，扬眉吐气的主队球迷和气急败坏的客队球迷情绪登时达到沸点，从反唇相讥到大打出手，从看台一直打到球场，因球场管理疏忽而被双方带入场地的棍棒、玻璃瓶、石块和刀具，便成了行凶的利器。

球场暴力发生后，阿赫利队和扎马莱克队球迷竭力将球场骚乱解读为“穆巴拉克派操纵的军事屠杀”，并拒绝承认系“体育意外”，目的一是将自己神圣化、无罪化，二是将对手妖魔化、罪恶化，而对方球迷则同样掀起街头反示威，目的自然是用同样的“街头政治语言”高呼“我们也是革命的，阿赫利队球迷在污蔑”。最终，球迷骚乱演变成社会骚乱，“愤怒日”之类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再度出现，角逐的“主战场”也从球场变成了开罗、苏伊士等大城市的街头，和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解放广场、开罗警察总部大楼等。

阿赫利队球迷和许多反对派人士指责警方要么和塞得港埃及人队球迷同流合污，要么玩忽职守纵容暴力蔓延不加干预，他们高呼着“军方须负全责”、“打倒坦塔维”的口号，再次冲击解放广场和警察总部，而更多社会人士则指出，穆巴拉克时代结束后示威者和某些政治团体逢事便抨击军警“滥权”，令军警在看到骚乱苗头后也不敢动手制止，惟恐惹火烧身，导致犯罪率上升。

1年来首都开罗盗窃、尤其汽车盗窃案犯罪率提高，据中东通讯社报道，过去一周内埃及发生5起武装抢劫银行事件，包括2月1日当天早些时候对开罗汇款公司的武装袭击。此次塞得港球迷骚乱中，现场警力并不算少，却眼睁睁看着双方球迷把器械带上看台，又长时间坐视打斗而不理，究竟是“纵容”还是“怕担责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警方表明他们无力维护治安和社会安全、安定。在开罗的又一次“革命”中，大多数市民冷眼旁观，经过近一年零打碎敲的折腾，埃及人已经开始厌倦这种没完没了的混乱，他们希望的是稳定。

埃及一次又一次的“新革命”，背后总是站着希望借机捞一把的政治势力。

一直在解放广场抗议，抵制了立法选举并逐步被政治活动边缘化的“青年革命同盟”试图利用这次骚乱，他们呼吁周五再次举行“愤怒日”，试图把被选举吸引过去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到广场上来；兄弟会所属政党——自由与正义党议员伊萨姆.艾尔-埃里安称骚乱是“穆巴拉克支持者所策划”，并要求内政部长和安全官员辞职，自由党国会议员哈姆扎维也随声附和，并称“安全部队和政府在哪里”。

而军方则一方面惩办几个直接当事人，一方面推诿责任，把一切归咎于“保安设备不足”和“破坏者捣乱”。各反对派的诉求当然不尽一致，如兄弟会更多直接指责“穆巴拉克分子”而非军方，因为他们和军方分享权力，是既得利益者，但他们也和其它一起指责军方“想报复革命和保持国家腐败”，让本党的议员在议会发表诸如“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已丧失合法性”之类刺激性言论，目的是测试军方的容忍底线，力求更多的政治实空。看来他们至少希望把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送上法庭。

正如《洛杉矶时报》所言，球迷骚乱的“幕后黑手”是谁，甚至有没有都不重要，反正在这个国家里如今阴谋论甚嚣尘上，谁也不知道埃及今后将怎样发展，自由派作家雅思曼·艾尔-拉什迪认为，示威者利用球场骚乱大做文章也许反倒帮了军方的大忙，因为军方一直试图说服埃及民众，埃及需要“一只坚定的手”来结束无政府状态，如今的混乱会让很多埃及人相信，军方说的是对的。而英国媒体则认为，不管起因是什么，骚乱和冲突本身都会损害军方形象，因为这表明他们根本无力维护埃及的治安和秩序。

（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网 特约评论员 陶短房 编辑：蔡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