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拯救“金融危机”为核心出发点的G20何去何从，正面临严重考验，G20应该尽可能避免因成员国过多而造成的“议而不决”劣势。
11月11日，G20峰会将在首尔拉开帷幕，这也是G20机制形成以来的第5次G20首脑峰会。
很显然，G20峰会因全球金融危机而生，G20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确立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尽管G20确立了机制化之路，还将继续把脉全球经济的发展脉搏。但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早在6月G20多伦多峰会召开时，就开始引发对G20未来作用的质疑。
面对金融危机艰难时刻的远去，G20应如何适应“后危机时代”这个新的国际环境，如何完成从“拯救危机”使命到“经济复苏”使命的转换，似乎变得迫在眉睫。
本报记者 毛玉西、李明波
1、商讨议题：
议题趋于细化与分化
尽管G20首尔峰会的议题中，依然包括经济复苏、金融监管等涉及全球经济的议题，但从历次G20议题的变化趋势来看，伴随着金融危机最艰难时刻的过去，G20协商的议题呈现出更加细化、更加分化、达成共识更难的趋势。
2008年11月在华盛顿首次召开的G20峰会，首次提及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当时，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引发发展中国家对不公正国际经济秩序的声讨。如今，首尔召开的第五次G20峰会，终于就IMF改革的具体方案达成了一致，落实了前4次G20峰会逐步达成的共识，共识的达成花费了2年时间。
从第4次G20多伦多峰会以来，二十个成员国针对金融监管、银行税、金融交易税、退出政策、汇率等具体议题，都正出现激烈分歧。可以说，伴随G20国际论坛地位的确立，这一方面标志着新兴经济体走进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舞台，另一方面也预示着G20商讨的议题趋于分化。
2、合作氛围：
从“抱团取暖”到争吵
第1次、第2次G20峰会是“危机应急”，类似向金融机构注资、刺激经济方案、反对贸易保护、限银行高层薪酬等措施，都是为了化解日趋蔓延的金融危机，提振各国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呈现各国“抱团取暖”的团结姿态。2008~2009年的前两次峰会上，G20成员国的合作相对容易，因为不合作大家都“遭殃”。
去年9月第3次G20匹兹堡峰会，正式确立了G20的国际论坛地位，也预示着G20的争吵氛围趋于突显。
今年6月，多伦多G20峰会在全球经济复苏脆弱、复苏幅度不均匀的背景下召开，G20成员国在商讨的重点议题上出现了争吵。当时，美国的首要任务在于“促就业、保增长”，欧盟的任务在于“削债务、度危机”，新兴经济体的核心任务在于“保增长、求发展”。
多伦多G20峰会表明，全球经济危机不再是“铁板一块”，应对经济复苏出现重大分歧，争吵的氛围一度甚为高涨。
3、面临拐点：
已迈入“后危机时代”
以美国、欧洲、发展中国家三大代表集团之间的分歧，多少表明G20合作需要新的思路，体现了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共同利益趋于“让位”于区域利益、集团利益，甚至是一国利益。对G20来说，应对此前的金融危机是“一项选择”；而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则是“多项选择”，各国面临不同的政策选择。
10月31日， 欧盟认为，G20首尔峰会的召开正值关键时期，在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中，G20扮演了关键角色，G20目前正处于转折点，其工作重心正从紧急应对危机转向更长期的协调合作。对此，宏观经济研究专家陈凤英提到，面对“后危机时代”，G20正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她认为，G20正加速从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为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G20如何在以发挥容纳更多新兴力量优势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因成员国过多而造成的“议而不决”劣势，是G20在“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治理的重大考验。作为该制度形式的主要受益者，新兴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集体捍卫G20这一制度成果。
4、未来走向：
G20或“分化重组”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步入正轨，随着声势浩大的“伐美”声音减弱，全球经济呈现了新的局面：美国经济成为G20合作的“受益者”，欧洲反倒成为危机后遗症的“受害者”，新兴经济体继续充当G20的“参与者”。如果美国经济复苏之后无须再依赖G20平台，原以拯救“金融危机”为核心出发点的G20何去何从，正面临严峻考验。
在G20首尔峰会召开前夕，美日两国多次发出信号，拟将中国稀土议题提交G20。很显然，如果中国稀土问题被提交G20，这表明以美日为代表的私利开始“入侵”G20，G20有可能成为少数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
G20峰会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事件的产物，如果今后缺少了这一外部压力，G20的制度凝聚力有可能下降，丧失“危机时代”的号召力。新兴国家之间由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方面的重大差异，再加上自身利益诉求和制度偏好分歧不小，这也可能进一步加剧G20的制度失效。6月多伦多G20峰会的类似担忧，其实并非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