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旧金山报道：“现在穷不等于以后也穷”是吴海玲（音译）的人生信条。今年24岁的她和丈夫、儿子住在四川省仪陇县。

这一信条可不仅仅是她一家的美好愿望。农村信用社一类的机构给贫困地区农民和企业提供小额信贷，吴海玲正是通过小额信贷在努力实现扩大自家农场的愿望。

吴海玲的贷款中有450美金来自海外。这是由聚焦中国的非营利性机构“我开”帮助筹集的。吴定期从农村信用社提款以补贴家用。

像“我开”这样的组织还有很多，它们希望联系全世界的慈善人士给像吴海玲这样的中国农村约7.4亿农民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现在关注中国农村人口需求的各类团体逐渐增多，而在旧金山市郊和北京都有办事处的“我开”就是其中一个。

“中国对小额信贷的需求居世界第二，”曾在2007参与“我开”创立的加州人凯塞•威尔森（Casey Wilson）说道。但是他同时补充：“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

目前，“我开”有近400位慈善人士，大部分居住在美国。他们总计提供了约35000美金给四川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89位借款人。

尽管小额信贷这一概念及实践操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在中国提出并实施，但是直到几年前境外个人才可以直接向境内提供贷款或捐赠。

还有机构将小额信贷的概念应用到了其他领域，比如教育业。上海的齐放公司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它联系境外个人为中国学生提供贷款。在prosper.com等网站推广普及的P2P借贷网络平台上，贷方提出不同的利率比价竞拍，学生由此可以得到更优惠的利率。齐放希望籍此引起外界重视，帮助中国学生摆脱无钱上学的窘境。

“从文化观念上讲，中国人乐意在教育上支出，”齐放的首席执行官陈国权(Calvin Chin)说，“在教育这一块，我们可以和许多机构学校合作。”

19岁的程伟（音译）曾经遥不可及的大学梦因为齐放这样的机构而梦想成真。程伟就读于宁夏师范大学，非常想成为一名电脑工程师。他是在一次学校宣传会上得知了齐放的存在。“这对我们来说是得到低息贷款的非常好的方式，”程伟说。借到政府学生贷款的最大限额后，他又从齐放借了5000元（731.6美金）。

然而，在中国从事小额信贷的机构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那些与海外贷款人合作的机构。

“外汇管制使国外的社会贷款变得格外困难，” 杜晓山说。杜教授在中国社科院工作，被称作“中国小额信贷之父”。“如果外汇是以放款名义汇入的，受政府监控，再汇出这笔款项就是非法的，”杜教授解释说，“但如果是以慈善捐赠的名义汇款就没问题了。”杜教授创立了扶贫社。该组织称其是中国首家小额信贷机构，并且是目前最成功的此类机构之一。

杜教授认为政府法规不明晰是另外一道引进贷款的门槛。“尽管中央想大力发展农村，但我们尚未见到实质性的相关政策出台。”

这些障碍使得诸如51give网站的这些机构选择与政府紧密合作，发出其小额信贷的倡议。该网站创始人丹尼尔•方（Daniel Foa）和幽•吴（Hiu Ng）希望通过宣传中国农村人口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使该网站的主旨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人口联系密切。

“我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关乎全世界的生死存亡，”莫里•摩根（Morry Morgan），一位在上海任职的企业培训师在他的博客中写道，“除了印度，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的贫困人口能够如此众多，以至于他们的经济觉醒可以直接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呢？”

注：原文见于6月22日中国日报（美国版）第4版

（作者：Wendy Qi 中国日报（美国版）编译：朱婧瑜 编辑：孙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