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很多人都知道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和他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而对这个家庭的另一个成员、傅雷次子傅敏却知之甚少。今年4月7日，是傅雷诞辰100周年的日子。记者特意来到傅敏家中，拜访了这位71岁的老人。
傅敏10年前从北京七中退休，他踏踏实实地在那里工作了大半辈子，退休前的职称是英语特级教师。傅敏说他很少提及家中“感到心痛”的往事，特别是每年到了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的日子，他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把积压在心里的悲痛都发出来。
今年是傅雷诞辰100周年，傅敏破例，向本刊述说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傅家往事——
年少孤僻影响一生
实际上，我对父亲的认识，是一步步深入的。在中学时代甚至大学，我认为父亲只不过是个翻译家而已。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在我整理出版父亲的著译后，我对父亲的认识才开始深入。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先生在《永恒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文中，评价父亲是“在中国堪称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的翻译巨匠。”如今，好多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都把父亲作为研究课题。
父亲一辈子给人的印象是躲在书房不问世事，做了大量卓越的翻译工作。但是在我看来，父亲除了在翻译领域的耕耘和贡献，更值得我怀念的是他那高贵的品格。他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最后选择悲壮地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我的祖父很早就含冤入狱，染上了痨病，24岁去世，当时父亲只有4岁。奶奶不认字，但非常有见识。孤儿寡母，从偏僻的乡村来到当时人称“小上海”的周浦。父亲对我讲过，在他小时候，奶奶对他管教极严，几乎整天把他关在书房里读书，看到窗外绿树成荫，蝴蝶纷飞，父亲非常渴望外面的世界。
不过，奶奶也是个善良、明事理的人，在族中很有威望，许多族里的事情都由她仲裁。父亲小时候很聪明，也非常调皮。他好几次偷吃祭祀的供品，被奶奶痛打；父亲那时念书念烦了，就变换花样，自得其乐，例如念到“孟子见梁惠王”时，他自作主张改念为“孟子见梁惠王，一块棉絮换两块糖”，奶奶听到了，对他又是一顿痛打。
父亲的少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顽劣。他12岁到上海南洋附小读书，因为离开了奶奶的严厉管教，自由无度，调皮捣蛋，结果被开除了。之后转到了天主教会学校徐汇公学（现在的徐汇中学），念了3年，又因反宗教，再次遭开除。17岁时，他带头闹学潮，为了躲避抓捕，奶奶把他弄回了浦东。
书是念不下去了。当时父亲有一个勤工俭学、在法国学纺织的表哥顾仑布，他动员父亲留学。父亲的姑母很开明，在她的劝说下，奶奶答应让父亲去留学，但唯一的要求是，让他走前与一个远房表妹订婚——也就是我母亲。于是，父亲订婚后于1928年初去了法国。
父亲的童年时代，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没有多少欢乐，更多的是苦难与寂寞，这养成了父亲孤僻和乖戾的性格。这一性格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也使他后来很难以适应社会，拒绝从俗，最终选择闭门译书，也由此成就了中国一个伟大的翻译巨匠。
吃透了罗曼·罗兰的心
父亲留学和一般留学生目的不同，他根本没打算混一个学位镀金，而是为了获取知识，真正学到东西。他的语言悟性很强，去法国半年就能进行基本的法语对话。
父亲在法国时，深受罗曼·罗兰的影响，读了罗曼·罗兰翻译的《贝多芬传》后，他嚎啕大哭。这部书为感到彷徨的父亲指明了方向。罗曼·罗兰小说中的主人公，都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具有伟大品格的人。这些人对父亲的影响非常大。
有一位法国专家，是个中国通，来到中国，发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柜里，都放着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在法国，这本书几乎见不到了。他觉得很奇怪，于是买了一套来读，读后他才明白为什么这部书在中国那么流行。他说，这部书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傅雷的翻译比原文还好，傅雷吃透了罗曼·罗兰的心！
父亲和文艺界不少名人都有很深的交情，这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对文艺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有一颗坦荡的赤子之心。我记得1943年，父亲在上海筹备黄宾虹画展，父亲比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小50多岁，两人却成了忘年交。当时黄宾虹人在北平，日本人要给他开画展，他是很有骨气的人，拒绝了。黄宾虹从北平把画作寄到上海，父亲在上海编画册，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历亲为。他还写了一篇文章《观画答客问》，这是第一篇研究黄宾虹画作非常重要的论文。
后来，父亲还写了评张爱玲小说的文章，也是研究张爱玲最早最重要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肯定了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同时也严厉批评了她的一些作品。当时张爱玲不以为然，但是在晚年，她也认同了父亲的见地。
和刘海粟的决裂
人们评说比较多的是父亲和刘海粟的关系。在法国时，刘海粟曾请父亲做翻译，把父亲当成左膀右臂。父亲还说服法国文化部，买了一张刘海粟的画收藏。1931年冬父亲回国，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任课，教美术史和法语，还担任办公室主任。当时父亲只有23岁，一边教书，一边翻译《罗丹艺术论》，还写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作为教材。尽管这本书要讲的是美术，却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等融会贯通，非常引人入胜，到现在也很受欢迎。
父亲在上海美专工作的时间很短，也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过于直白。当时，有个在学校任教的画家，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大厅里，父亲看到了，毫不客气地说：“这种水平的画怎么可以挂在大庭广众之下呢？画得还不如学生！”这么一来，本来他是想改革教学的，但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原因，最后把自己“改革”掉了。
父亲和刘海粟“决裂”，也是因为他太耿直。当时上海美专有个叫张弦的教授，也是父亲留法时相识的画家，是个很出色很有才气的画家，素描非常棒。但是他得病死了，而死因和生活穷困有关。父亲认为张弦的死和刘海粟有关，认为刘海粟办学太商业，对年轻教授过于苛刻。于是，在张弦的遗作画展筹备会上，父亲和刘海粟发生了激烈争吵，彻底闹翻，一下子就断绝关系20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父亲和刘海粟都在政协，才恢复关系。
其实连我父亲也承认，刘海粟对他本人不薄。但是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对事不对人。他认为对待朋友和艺术一定要真诚，不平则鸣。
搭上反右末班车
1947年，父亲翻译了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美苏关系检讨》，并写了一篇文章《所谓反美亲苏》，结果受累了一辈子。其实斯诺的书90%是批评美国，10%是批评苏联，写得比较客观。父亲懂外语，了解的东西很多，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清楚，所以文章是据实而写，既中肯又切中要害。结果就受到了所谓“左派”的批判，说傅雷走中间路线，对他进行了批判。父亲在反驳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武断往往并非恶意，而由于天真，惟其天真，才会有宗教热情，才会盲目，才会偏狭，不把人类先定了原始罪恶而后宽恕，怎显得上帝的慈悲与宗教的伟大。不来一次十字军与异教裁判所，怎么显得神的威严与真理的神圣不可侵犯？近代思想界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外创造了一个新宗教。其迷人之处与可怕之处，正与一切宗教无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论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后来，在1957至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又旧事重提，批判我父亲。
父亲究竟是怎么戴上右派帽子的？直到几年前，周而复才告诉我其中的内幕。当时，对父亲已经开了九次批判会，父亲坚决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上海的领导已经准备保护他过关，让柯灵去做我父亲的工作，动员他只要做个检查就可以过关。开始父亲不同意，后来柯灵反复做工作，父亲终于同意了，由柯灵起草检查。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央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到了上海，说上海右派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数量不够。结果为了凑数，父亲的名字被加到了右派名单上。这是1958年的4月底，父亲郁闷地搭上了反右的最后一班车。
那时，我想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哥哥傅聪，告诉他这些事情，但是母亲不让。其实哥哥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气氛的变化。这一年的8月，哥哥给家里写了最后一封信。实际上，哥哥当时选择出走英国，不惜背上“叛国分子”的名声，也是被逼无奈。因为从国内传出来的消息是，父亲不仅被打成了右派，还成了反革命，被抓了起来，这个消息传到哥哥耳朵里，让他感到震惊。
本来，他在波兰的学业要到1959年结束。而1958年6月，中国大使馆就不断催他回国。经过和波兰政府的协调，毕业考试提前到1958年的12月。就在这个时候，哥哥决定到英国去。当时为了在欧洲各国演出方便，他的护照是各国通行的，因此不存在手续上的障碍。哥哥于圣诞前夜，登机去了英国。到达伦敦后，他给自己定了三条规定：第一不入英国籍，第二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第三不去台湾。后来，经纪人求他，因为不入英国籍没办法演出，他才加入了英国籍。
被打成右派，哥哥出走，都令父亲的晚年生活痛苦不堪，心灵备受煎熬，身体也非常不好。因为长期工作，他的腰不好、眼睛老流眼泪，医生说，你再这么下去，眼睛要瞎掉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翻译了近150万字。其中，最主要的是翻译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我到现在才明白，父亲戴着右派帽子翻译《艺术哲学》，是为了解脱自己的痛苦，离开这个现实，在艺术的世界里神游。
为了调养身体，父亲开始学着种花，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模有样，一丝不苟。他种了50多种玫瑰花和月季花，那些花开得漂亮极了。花开时节，里弄很多邻居都来观看。那时父亲的朋友为了帮助他摆脱苦闷，送他碑帖让他练书法，结果他的毛笔字也练得非常好，他年轻时的字很漂亮。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父亲的书法开始敦厚含蓄，既体现当时的处境，也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苦闷。
写给哥哥的最后一封信
早在1958年父亲被划为右派的那天，他就想走不归路。那天他半夜两点多才回家，母亲急死了。父亲当时是考虑到我还在念书，考虑到我哥哥傅聪在波兰留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没有走绝路。否则按照他的性格，当时就走了。
1966年，在他自杀前一个礼拜，我在北京，曾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是妈妈接的，已经感觉气氛很紧张，但我当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后来听父母的老朋友讲，在他自杀前两周，曾经与朋友聚会商量过，大家知道要劝我父亲留下是不可能的，竭力劝他让我妈妈留下，这也是不可能的。后来我想，妈妈还是走的好，要不，以后这么多苦难，肯定落在我妈妈一个人身上，她怎么承受得了呢？如果我在上海，有可能妈妈会留下，但也有可能我跟他们一起走了！
现在看来，父亲对死早就有准备。在新版的《傅雷家书》中，增加了一封父亲写给哥哥的信，这是他写给哥哥的最后一封信，过去没有发现。在这封信里，已经流露出父亲赴死的念头。
这封信曾经刊登在香港的一家杂志上，是前几年陈子善教授发现的。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给儿子和儿媳的。父亲在信里写道：“……有关凌霄（傅聪儿子）的点点滴滴都叫我们兴奋不已，尤其是妈妈，她自从七月初就不停数日子。‘一个月后凌霄就过生日了；三星期后凌霄就过生日了’；昨晚她说：‘现在只剩下三天了。’那语气，简直像小宝宝就跟在她身边似的。”“你们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成长，真是赏心乐事！想象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这封信字里行间，已经预示父亲走向不归路的决心。
1966年8月底，父母接连遭遇抄家和“批斗”，9月3日，父亲傅雷和母亲朱梅馥一起留下遗书自杀身亡。一个细节是，在自尽前，他们先把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目的是不让方凳被踢倒时发出声响，让别人发觉。赴死的决心是如此坚决。在父亲最后的遗嘱中，他把一切都做了详细的交代，那么平静，那么坦荡，就好像出远门旅行一样。（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