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胡秀英教授平易得像老祖母。在她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学生送来的各种小玩艺儿把这里装饰得有一种家的感觉，只有香港特区政府2001年颁给胡秀英的“紫荆花勋章”让这里显得与众不同。从周一到周六，她每天早上8点来到办公室，工作到下午4点离开。她半开玩笑地说：“我每天8点，准到办公室来。如果到了10点钟还不见来，就一定是死在家里了。”
胡秀英说：“我是清朝人，经过三个时代。”和她聊天，会感觉她超然于三个时代的变幻，一心一意地埋首于自己研究的领域。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在她的标本室走过，会油然而生一种尊敬之情。
从小就和草药结缘
1908年农历正月元宵，江苏省北部徐州的农村洼地，一对夫妇诞下一个女娃。女娃的兄姐中，已有三人死于脐风（即破伤风），父亲怕她也不能幸免，便冒雪跑到外面的村镇，买了防脐风的中草药给她服用。女娃侥幸活了下来，她的名字叫胡秀英。
胡秀英四岁丧父，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下田耕作，她则送饭到田，边读书，边劳作。母亲虽是不识字的乡下人，却开通得很，不要求她裹脚。胡秀英回忆：“我的妈妈又贤慧又能干，是全村第一号能干人。”
当时有基督教教会在胡秀英的家乡办学，胡母带着她前往求学，获准留校入读。胡秀英说：“我在基督教小学读书，在家里吃饭、睡觉，不花多少钱。读完4年级，我跟着邻村一家的孩子进城读中学，要走50里路，从早上走到下午才到，累得不得了。到了晚上我想找妈妈，妈妈不在，就哭了，所以我在那一个学校得了一个外号叫‘哭的小孩’。”胡秀英因为表现出色，获得助学金。1926年她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修化学及物理学学位，后转读生物学。
大学毕业后，大学的植物学老师把她推荐到当时拥有全国最大标本室的广州岭南大学。由于胡秀英一直希望能找出是什么中草药使她没有像其他兄姐一样死于脐风，所以她的第一项研究就是《中国之补品》。从此，胡秀英与中草药结下不解之缘。
1938年，经友人介绍，胡秀英带着母亲到四川成都，出任华西协和大学生物系讲师。胡秀英说，在成都时，她还因为英语流利，担任了成都国际妇女会的会长。“有美国的军队来，妇女会的人就联合起来，请美国的军官到家里吃一顿饭。”谈起那段战争岁月，胡秀英依然记忆犹新，她说：“成都有条大河围着城，那炸弹掉到河边的房子上，把房子炸得干干净净。我的房子也被炸了，在朋友家里住了三个月。有一天，我带着三个学生回家。母亲从家里迎出来，我刚想向母亲介绍他们三个，炸弹来了，我扭头一看，一个学生已死在旁边。”
在成都教学期间，胡秀英多次带学生上川西雪山采药。有一天，她在重庆九峰山发现一棵长着小红果，绿叶，高3丈的植物，疑是冬青（后证实非冬青）。结果她带着标本到重庆中国科学院标本馆做了3个月研究，其后写下300篇有关冬青的论文，并发表了《成都植物名录》和《成都生草药用植物之研究》。这项工作受到在美国有“植物分类之父”之称的哈佛大学 E. D. Merrill博士的赞赏，于是，哈佛为胡秀英颁发了奖学金。
三年读完哈佛博士
1945年胡秀英正式获哈佛大学录取，一提起这个经历，胡秀英笑着说：“哎呀，真是神的恩典！给了全额的奖学金。我念哈佛大学没花一个钱。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念了三年，没花一个钱！”
胡秀英在哈佛大学女子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分昼夜继续中国冬青的研究，她是当时在美国唯一研究中国冬青的研究员。在原先有关冬青的300篇论文基础上，她又陆续发表了300篇论文，尚未毕业，她的论文集就由哈佛大学出版了。1949年，胡秀英获颁授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优秀学生奖，从此成为冬青专家，在国际植物学界得“Holly Hu”之称——Holly是冬青的英文名字。胡秀英说：“那时我四十岁了，想回中国做点事，所以书念得相当快。三年拿到博士，哈佛大学以前没有这个纪录。”
毕业后，胡秀英非常想回国，可是时局变化难以成行，她就留在哈佛大学的安诺树木园从事研究工作。她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准回国，没办法。当时哈佛给了我一个工作，是做中国的植物。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只做中国的东西，不做外国的东西。”胡秀英一边工作，一边做研究。她对植物的着迷程度远远超过常人，经常整夜工作却不以为苦。她说：“中国人在哈佛大学工作不容易，若做得不如美国人，他们看不起你；若比美国人做得好，他们妒忌你。”
在哈佛那些年，胡秀英忙得几乎没时间交朋友。但幸运的是，在这里她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徐明远。徐明远是个医生，曾经留学英国，当时在哈佛医学院工作。因为结婚晚，又忙于事业，胡秀英没有生孩子。
1957年，胡秀英获得美国科学成就奖。但她始终认为，“美国不是我们中国人住的地方。我不喜欢住在美国。”胡秀英一心想为中国植物学做更多的工作。由于自己从中国农村到世界最优秀的学府工作，胡秀英深知求学机会难得，因此屡屡提携后辈，她曾自己出钱安置多名年轻中国植物学者到哈佛大学深造，热心栽培，倾囊相授。
回到香港，制成“三冬茶”
1968年，胡秀英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任高级讲师。走之前，胡秀英对她哈佛的上司说了谎。“我要去香港。”“你去香港做什么？”“采标本。”胡秀英就这么到了香港。“礼拜一二三四教书，礼拜五六日采标本。我采了2.4万套标本，建设了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这里所有的书籍也都是我本人的，都给了中文大学。这个标本馆就是我的实验室。
在香港，提到胡秀英，人们更念念不忘的是她发明的“三冬茶”。上世纪70年代，胡秀英促成了“中药研究中心”的建立，她也成了“三冬茶”研究计划的顾问。中国人喜欢喝凉茶，香港人更是离不开凉茶。而“三冬茶”内含有三种冬青科植物，能对抗传染病感染，让传统的凉茶突破了传统，造福百姓。胡秀英介绍说：“因为只有冬青在冬天可以生活，所以大家相信能在寒冷的天气生活的植物就可以治病。我研究用三种冬青做凉茶，把研究的结果做出来，向政府注册，只有从政府拿到执照才能做，这个‘三冬茶’的执照卖了100万元，给崇基学院做奖学金，我心里舒服。”
胡秀英还告诉记者，冬青在欧洲和美国根本不会食用，外国人圣诞节的圣诞树就是冬青，只有中国人把它做茶，这也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
背着行囊，足迹遍天下
在植物学界，人们称胡秀英是“百草婆婆”、“凉茶专家”、“会走路的植物百科全书”。“植物学是一门有趣味、有魔力的冷门科学，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人，第一要有使命感，其次要有健康的身体、坚强的意志以及优秀的品格。”这是胡秀英认为一个植物学家应有的情操。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球只有7位从事野外采摘的女植物学家，胡秀英便是其中一员，每天背着背囊，翻山涉水，喝的水都变成汗，但她乐此不疲。胡秀英不但亲自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还访问了欧洲、南北美洲、大洋洲及亚洲的大植物标本馆，查看中国植物标本。
在香港任教时，她课余踏遍香港山头，为香港植物留下了珍贵的记录。197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之后，胡秀英以不支薪的方式继续她的研究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就是她的工作据点，她每天到野外采集，压标本，写作，从无间断。胡秀英介绍自己的工作习惯：“我不带水，吃的带一点，也不带多少，吃饱喝足做一天。要到山上去，工作累了就回来。回来还不算完，采标本后要压起来，压完后还要封起来，要烘干，订起来放在标本馆里。所以回来还是有很多事。不容易，没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些事。”
胡秀英乐在其中，她笑着说：“高山、海边、湖边，香港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年轻的时候有力气。”其实，她所说的“年轻的时候”已经是“退休的时候”了。退休后，胡秀英的足迹远至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泰国、印度、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英国等地。上世纪80年代初，胡秀英到内地9所大学巡回讲学，她走了1.6万多里路。
胡秀英讲话中气十足，始终面带微笑。她说自己是运动家，喜欢玩，“爬山和打球是强项。打棒球我接球，打棍球我是领队，凡是玩的都有我。”问起她的养生之道，她报以一笑：“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放松，做不到的不要老放在脑子里。”她的生活十分简朴，家中洗过东西的水要拿去花园浇花，纸张定要写满。而她节省下来的钱，大多捐给学校、慈善机构。她是穷苦人家出身，一直靠奖学金读书，如今看到后辈有机会受益于奖学金，她很快乐。（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