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距北京昌平县城12公里处的山脚下，有一个名叫香堂的村子。一户独门独院里，住着中共早期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的小女儿秦吉玛。平日，她和丈夫李海渊常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捣鼓花花草草：俄罗斯樱桃、黄杏、紫藤、香椿、小葱……年届七旬的他们，每天享受着这种远离闹市的田园生活。
秦吉玛很少接受采访，网络上几乎看不到她的任何消息。“我没见过爸爸、妈妈，我就是一个普通人。”秦吉玛坦诚地告诉记者。在她的家中，除了相册中几张翻拍的老照片外，几乎再也找不到父辈的痕迹。倒是秦吉玛和来串门的幼时好友邓金娜（邓发之女）之间流利的俄语对话，不禁把记者带回到了那个特殊的革命年代。
伴着满园春色，秦吉玛和丈夫李海渊坐在小院中心的长椅上侃侃而谈，向记者回忆起昔日往事。
童年生活无父母
和家里其他兄弟姐妹不一样，秦吉玛出生在莫斯科。
1939年，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因为之前在长征途中染上了重病，组织决定让她与李维汉的夫人金维映一起赴苏联治疗。当时刘群先已经怀孕，不久，她在莫斯科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秦吉玛（俄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缩写）。
小吉玛刚睁开眼睛没多久，还未能记住母亲的模样，便被送进了保育院。随着卫国战争爆发，刘群先从此杳无音信，有人判断，她可能在德国法西斯的轰炸中牺牲了。这一切，尚在襁褓中的小吉玛自然不得而知，她就这样在保育院过了4年，之后和其他孩子一起被转入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我的童年之家，就是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秦吉玛童年记忆中，最亲近的竟然是那片自己开垦出来的菜园。
“在伊万诺沃，每天下午老师都会带我们去菜园子里种菜，我们像做游戏一样享受着劳动的快乐。”那时的小吉玛，似乎就对菜园子情有独钟，“其他小朋友都是三分钟热度，一会儿就跑得没影儿了，只有我，特别挂念栽下去的小苗，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出了鲜嫩嫩的叶子，感觉棒极了！我一天不去看看它们，就觉得心里少了点儿什么。”
秦吉玛忘不了因为劳动出色而获得的“10个米丘林大苹果”；也忘不了为填饱肚子，和瞿克林（瞿秋白的外孙）一起偷吃野果中毒，上吐下泻的情景……60多年过去了，伊万诺沃的时光，依然清晰地刻在秦吉玛心中。
“那时我们都还小，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也不了解，总觉得我们回国的希望比西班牙、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家的孩子要渺茫得多。”秦吉玛没有想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苏联，她和伙伴们成了儿童院里最先回国的一拨孩子。
四处漂泊没选择
回到祖国后，秦吉玛仍然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她先被继母张越霞接回家中，随即进入中直育英小学。平日里，她都住在学校，只有节假日才回家。最初的日子，秦吉玛说自己过得“痛苦极了”：“语言不通，很难与人交流，生活和饮食习惯也和大家不一样，”提起那段时光，秦吉玛皱起了眉头，“太难了！俄语在我的思维中早已定型。还有饮食，菠菜、豆腐，我根本不会吃。学校为了照顾我们，还专门准备了‘西式菜谱’，我们被分配到一块专门的区域，拿着刀叉吃面包，吃切成片的西红柿。那会儿，别的小朋友还很‘嫉妒’我们，因为能吃到他们吃不到的东西。”
1961年，22岁的秦吉玛被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海军装备部驻大连红旗造船厂当军代表。临行前，她和同学李海渊（当时北京市宣传部部长李琪之子）确定了恋爱关系。只要一有空，李海渊就大老远跑到大连去看望吉玛。“最初，部队对他总是热情有加，每一次都让他住在部队的招待所里，可等到他的父亲出事了（李琪在‘文革’中因反对江青的京剧革命受到迫害），我们见面就变得特别难了。”火车站的长条凳成了李海渊露宿的“风水宝地”，每次见面完毕回到单位，秦吉玛还得向组织上汇报谈话内容。
趁着秦吉玛起身倒水的间隙，头发花白的李海渊压低嗓音对记者说：“受父亲的所谓‘问题牵连’，我很长时间都因为政审不合格而没有工作，家里人也挺着急的，毕竟那时候因为‘划清界限’而分手的情侣不在少数。可是，吉玛仍旧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李海渊话语间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之情，“说实话，吉玛当时那么做，真的很不容易……”话音未落，看到妻子走了过来，李海渊笑笑，不再多语。
1968年，秦吉玛和李海渊有了第一个孩子，夫妻二人沉浸在初为父母的幸福中。可孩子刚满月，李海渊就接到通知：三天后，到黑龙江省佳木斯的一个晶体管厂报到。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手忙脚乱起来，匆忙收拾完行李后，他们到照相馆照了张全家福。第二年春天，部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无奈之下，秦吉玛只得将刚满半岁的儿子送到一位老乡家里寄养，自己只身随部队去了沈阳。半年后，秦吉玛被清理出了部队，原因是和“反革命家庭”划不清界限。秦吉玛被“一抹到底”，从军代表变成了工人。为了能和丈夫团聚，她向上级提出要求，希望能被派往佳木斯工作。临行前，她来到老乡家里接儿子，看着眼前因为上火而险些瞎了一只眼睛的儿子，她的心撕裂般地疼痛。
来到佳木斯不久，随着“一号命令”下达，这座城市一夜之间成了备战前线。李海渊只好联系了一位山西的远亲，又把一岁的儿子送到了那里，自己则和妻子留守佳木斯，加入到了“深挖洞”的大潮之中。
“有一天，挖着挖着，我觉得口渴，就走出防空洞喝水。没走几步，身后‘轰隆’一声巨响，刚刚垒起的砖头被外层覆盖的泥土压塌了，没来得及逃出来的人都被压了个结实！海渊还以为我也在里面呢，‘腾’地从工地上冲了过来，跑过去拼了命地刨地。”秦吉玛温情地眼望丈夫，“因为跑得太着急，他的脚趾甲盖都被掀起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其实挺有意思的，不过，也有代价。一年后，当儿子再回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就发现不对了。那个曾经活泼可爱、成天笑眯眯的胖小子变得不爱说话了，动不动就掉眼泪，他已经习惯了山西的生活，对于回到我们身边，反而不适应了。”秦吉玛夫妇到现在也总觉得亏欠了大儿子，“小孩子在三岁以前最好跟着父母一起生活，因为这是一个人性格成型的最关键时期”，可在当时，每晚响彻耳畔的演习喇叭，却让他们无从选择。
父亲形象资料“拼”
“文革”结束后，秦吉玛调回北京，在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从事城市交通信号管理的研究。1980年，她又被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专门研究苏联东欧的法律问题。9年后，借着去苏联做访问学者的机会，秦吉玛再次回到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在老校长马卡洛夫的办公室里，秦吉玛看到了当年的中国学生名单，包括他们的出生年月、父母姓名以及来校和离校的时间。在这份名单中，她找到了自己的“档案”：秦邦宪、刘群先的女儿，生于1940年6月3日。直到此时此刻，秦吉玛才发现，自己写了几十年的出生日期：1941年10月1日，竟然是错的！
错过的，绝不仅仅是生日这么简单。
或许是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秦吉玛的继母几乎从未给她讲过有关父亲的事情，性格内向的她也很少主动发问。秦吉玛似乎从小就习惯了无父无母的生活，父母是谁，她没有太多探究的欲望。“我第一次知道父亲是谁，是在小学的一次历史课上，老师在讲国共合作谈判时，突然将目光投向我，‘参与谈判的人,其中就有你爸爸，博古!’我浑身一震，第一次意识到父亲竟是这样一个能让我引以为傲的人,但也仅此而已。”
后来，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一直到近几年，秦吉玛才开始主动地寻找，试图从各种各样的书报、资料中“拼”出一个活生生的父亲的形象。
秦吉玛最喜欢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对于父亲的描述，她至今还对其中的精彩段落记忆犹新，文章大意为：“在我所见到的中共领导人中，博古是较为风度翩翩、妙趣横生的一位，也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他身材略高于一般人，瘦骨嶙峋，名副其实地瘦得像根钢丝。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应很快……”
在秦吉玛的心目中，她从未怀疑过父亲的才华。作为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第32代孙，博古的文笔和学识总是被世人所称道，他那“博古论今”的才华，以及办事认真的劲头，让他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1941年，为了打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制度，将党的主张毫无保留地传递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中央决定由博古负责筹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最初，因为没有房子，博古只能住在杨家岭，每天清晨都骑着马，到几公里外的报社办公，风雨无阻。在清凉山，所有人都知道，博古熄灯最迟，休息最少。每天凌晨四点，博古便来到办公室审稿；抽空，他还用砖头压一本马列原著，翻译上一段。就这样，在博古的感召和带动下，当年《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许多编辑记者成长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中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相继成为各大报社的负责人。当年在博古手下当过编辑的人中，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就有四位，还有几位改行后，担任过国务院其他部委的正、副部长。
为父、为子“不合格”
博古与家人永别，是在1946年4月8日。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一个月后，和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人一起乘专机返回延安。
那一天，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都到机场准备迎接他们归来，博古的妻子张越霞也带着他们的小儿子秦铁在那里迎候。下午2点钟左右，低低的云层里突然传来美军C－47运输机的轰鸣声，大家正要欢呼，却听见飞机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渐渐听不见了。“机场上，大家互相安慰着，一定是天气不好，飞机不能降落又返航了。”事隔好多天，人们才知道，飞机已在260公里外的山西省兴县（吕梁山区附近）失事了。
“黑茶山附近的村民曾经在4月8日那天听见隆隆的飞机声，紧接着，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声。第二天，他们在飞机失事地点捡到两枚被烈火烧坏的圆形蓝底白字的‘中共代表团’证章，上面写着父亲和黄齐生（王若飞舅父）的名字。”
5年后，在秦吉玛的奶奶弥留之际，叶剑英出现在老人的病榻前。“你来看我很好，长林（博古的乳名）呢？他为什么不来？”面对老人的声声呼唤，叶剑英始终没敢说出实情，只是安慰她：“长林工作很忙，他是领导，他来不了。叫我代替他来看看您。”
后来，家乡的堂哥告诉秦吉玛，1932年底，在动身去瑞金之前，父亲曾经秘密回到无锡，和奶奶告别。“他跪在地上哭，奶奶也坐在那里哭，他告诉奶奶他要出国了，可谁能想到，这竟然是这对母子之间的最后一面。”
或许是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在家庭生活方面，秦吉玛认为父亲一直是“不称职”的：对年迈的母亲，他没有尽到孝道；对年幼的儿女，他没能给他们足够的爱。也正因此，秦家的子女们，有着比旁人更多的独立和淡然。
秦吉玛的大姐秦摩亚，出生后便被送回老家无锡，寄养在亲戚家，15岁时不幸被拐卖到四川。她一直盼望着有一天父亲能够接他回去，可是盼啊盼，盼到的却是报上父亲牺牲的消息。长大后，秦摩亚终身执教，退休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
二姐秦新华出生那天，正是《新华日报》成立的日子，为了表示纪念，父亲给她取名新华。她学的是中医，后来担任卫生部科技司副司长。丈夫李铁映，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弟弟秦铁，退休前是位老船长，常开着货轮满世界跑，现在靠着每月千余元的退休金过着简朴自在的日子。
“我还有两个哥哥，都叫秦钢。一个家，两个秦钢，这在外人看来是很‘荒唐’的事情。这也是父亲工作太投入的结果。当年在给二哥起名字时，他已经忘了自己前一个儿子叫秦钢，所以起了个重名，以至于我们现在只能以大秦钢、小秦钢来区分他们。”大哥早年夭折，二哥留学苏联，回国后，在北京航空学院实验室当了一名实验员，后来应留苏时同学的邀请，南下海南，退休前是海南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翻遍秦吉玛家的相册，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全家福。唯一一张五兄妹的合影，也看不到父母的身影。秦吉玛轻拂着翻拍的老照片，叹了口气，眼神定格在相册中间唯一一张不是翻拍的“原版”老照片上，照片中怀抱着秦吉玛的是一名苏联护士，背面有两行用紫色墨水书写的娟秀的汉字：“博古、刘群先的孩子”，这是母亲亲笔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张照片是她与父母唯一的一张“合影”。（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