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记者认识周有光先生时，他已经100岁了。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的周家，看起来简朴无奇，却是记者心中的人间天堂。每一次都是乘兴前去，欣然而归。

周有光先生比记者整整大了70岁，彼此之间却似乎没有代沟。书房很小，我们总是在临窗的小书桌旁面对面地一坐半天。百年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谈笑间，周有光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精彩人生──

从常州中学到圣约翰大学

1906年1月13日，我在江苏常州出生。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和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家的房子叫礼和堂。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我中学在常州中学读书。1923年，我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可是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200多块银元。当时我家很穷，没有钱。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一个女同事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却不想读，便说：“考圣约翰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又不进，太可惜了。”她的妈妈很喜欢我，一直待我很好，老人家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200多块钱。”我就这样上了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辅修语言学。

有趣的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的规定，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罗马字管理法是一种科学管理法，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我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出来办了光华大学。我最后在光华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先后在教育界和银行工作。

在美国和爱因斯坦聊天

1946年1月，新华银行派我前往美国纽约工作。我们坐了14天的船到美国。1月13号我在船上过了生日，刚好快到子午线。过了子午线，日期要变更，又重复一天，于是我又过了一次生日。

我工作的地点是在伊尔文信托公司（即今天的纽约银行），在华尔街一号。我就在这里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工作的待遇很好。我业余读书，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我喜欢钻研经济学。

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我每天一下班就去那里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是经济学。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放在房间里慢慢读。那可真是优待。

每到星期天，我做中国菜，请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有老舍，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我们每次相聚都开心得不得了。

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闻名。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何廉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我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我们谈国际形势，谈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

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也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

1949年，我从美国回来，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想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是抱一种理想的人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回来后，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分行，我任第二业务处长。由于我身兼三职，所以很忙，但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我于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我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的确是精力充沛，国家有需要就愿意做。

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吴玉章年纪大了，真正做事的是胡愈之。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胡愈之待人好得很，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九点钟，我要睡觉了，他来了，一谈谈到十二点，像朋友一样。

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15个人，实际上就是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方案的起草工作主要由三个人负责：叶籁士、陆志韦和我。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就搞了三年。”现在想起来，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现在看来，汉语拼音方案应该说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

“周百科”这个外号是后来才有的，那是沈从文跟我开玩笑的话。沈从文和我是连襟。改革开放初期，中美两国搞文化合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3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3个人，6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人家跟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人家问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书？”其实我是把从前没有搞起来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么多。《世界文字发展史》已经进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也列入“中国文库”。

爱人是“张家二姐”

我的爱人张允和生于合肥张家。张家是个大家，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我的妹妹周俊人和张允和是乐益女子中学的同学，她常常来看我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再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因为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不依靠男人。不久我们便在上海结婚。张家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的婚礼很简单。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70多年来从没吵过架，就连亲戚也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是否如此。其实我们也吵架，只是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总的说，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了。那年她93岁。现在，我自己还是把这个喝茶的习惯一直保留下来了。（来源：《环球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