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古巴将在数周内取消一些已经过时的限制，今后还将取消另外一些复杂的限制和规定。”劳尔·卡斯特罗在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主席之际，就向古巴人民做出承诺。1个月后，古巴推出一系列“中国式改革”的措施，劳尔因此被媒体誉为“古巴的邓小平”。
改革举措目不暇接
劳尔上任伊始，立即召集政府各部领导研究改革突破口，经过1个来月的激烈讨论，最终选定通信领域作为第一块改革“试金石”。经劳尔的亲自审批，古巴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3月28日在第二版刊出国营电信公司的一则声明：允许古巴人享受移动通信服务。
此前，古巴的移动通信服务一直只对外国人和有工作需要的古巴人开放。虽然在古巴，手机入网要花近130美元，每分钟通话费0.5美元，这对于月薪10-20美元的普通古巴人来说还是无法企及，但新措施的出台，仍然在古巴民众当中产生热烈反响，远远超出劳尔的预期。
3天后，劳尔趁热打铁推出第二项改革措施：向普通人开放高档旅游饭店。位于古巴首都哈瓦那市中心的总统饭店的销售部经理透露，从禁令解除当天起，古巴人就可以在以前只对外国人开放的高档旅游饭店开房间了。禁令解除当天，有两名古巴人就急不可耐地在哈瓦那的里维拉饭店“尝了鲜”。
4月1日，劳尔又把以前古巴人有钱也不能买的“奢移品”“送”给了古巴人。当天一早，位于哈瓦那马勒康大道的“加勒里亚比索购物中心”门前，人们早早排起了长队。商场一开门，顾客就纷纷“疯狂”抢购早已望眼欲穿的“奢侈品”——英特尔电脑、松下彩电、飞利浦DVD……尽管标价比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高，但比黑市价格还是低许多。
更让古巴人感受到劳尔改革决心的，当属他一手推出的类似中国“包产到户”式的土地改革。墨西哥《每日报》将其形象地称为古巴的“第四次土改”。为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劳尔还宣布，古巴近期将在全国范围内开设销售农具、除草剂、靴子和其他供应品的商店。同时大幅提高土豆、牛奶、咖啡、椰子、蔬菜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允许农民将产品直接投放市场。
劳尔还承诺推出更多改革措施：开放汽车买卖和房地产市场，建设更多高尔夫球场，开设24小时电视频道以促进旅游，减少对个体劳动者的限制，放松和逐步取消对居民在国内旅游和出国的限制，调整人浮于事的政府机构，提高居民收入，解决货币双轨制，取消凭证定量供应基本生活用品……
研究中国经验20余年
从3月到4月初，劳尔一步步兑现着自己的承诺，悄悄迈出了经济与民生改革的步伐。眼尖的分析人士指出，劳尔的很多改革思想都与中国的相仿。比如，经济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以推动农业生产和商品化；放松对城市消费产品销售的限制，以回笼外汇，促进外贸。知情人士说，劳尔从未停止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1989年之后，苏联和华约集团成员国取消了对古巴的高额贸易补贴，导致古巴经济形势急转直下。面对经济危机，劳尔悄悄行动起来，开始深入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在实施的经济“调整”政策。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深深启发了劳尔的思路。一位与劳尔私交甚笃的古巴经济学家告诉本刊：“有段时间，劳尔要求有关机构与学者集中精力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措施，请经济学家到他的办公室做相关专题讲座，并委托古巴驻中国外交官收集中国土地政策、商业运作模式等方面的情况……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注程度，甚至细到当时中国的水稻价格是每公斤多少钱！”
这些研究让劳尔形成了初步的改革思路。他说服哥哥卡斯特罗让他进行小范围试验。上世纪90年代初，劳尔率先在军队中尝试改革，使古巴16万军人成为改革的生力军。他们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还将剩余粮食支援给地方百姓。军队生产和提供的粮食，一度占到古巴全国粮食供应的1/4到1/3。
中国的经济特区也给劳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努力推动下，从1996年6月开始，到1998年年底，古巴共开放了四个自由贸易区。
为了亲自感受中国的改革开放，劳尔曾于1997年和2005年两次访华，到过深圳、上海等城市，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1997年首次访华回国后不久，劳尔就把时任中国体改委副主任的乌杰请到古巴，请乌杰给哈瓦那的党政军干部做报告，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在劳尔的建议下，古巴政府内部还设立了专门研究改革的“中国部”。
对于一步步开展的改革，劳尔表示，“古巴的改革是为了把社会主义搞得更好，而不是为了向资本主义倒退”，这是一场“古巴人独立自主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目前，古巴的改革呈现出四大特色：第一，是局部的、渐进的和静悄悄的。第二，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的；第三，是在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第四，包括劳尔在内的古巴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很少使用“改革”一词，更多的是用“措施”、“政策”。
会唱《东方红》，绰号“中国人”
劳尔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推崇，或许也与他特殊的中国情结有关。
劳尔生于1931年6月3日，比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小5岁。劳尔跟他的两个哥哥长得一点也不像，因为他的面部轮廓与东方人接近，小时候家里人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中国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三名古巴华裔——阿曼都·蔡、戈斯达沃·徐和邵黄就给劳尔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其中，邵黄是劳尔的副官，革命成功后一度是古巴国家储备局局长。邵黄也曾向本刊透露，劳尔对中国人“有特殊的亲近感”。
劳尔很喜欢向中国朋友讲述他的“中国往事”。在古巴革命斗争时期，劳尔就带领游击队领导人仔细研究过毛泽东著作，学习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游击战争的问题，学唱中国革命歌曲。劳尔曾在中国驻古巴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兴致勃勃地唱起了《东方红》。（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