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印大同”，不能不提一个词和两个人。2005年，印度商工国务部长拉梅什在其专著《理解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中，首先创造出“Chindia”这个独特的英文新词，把“China（中国）”和“India（印度）”合并为一个符号。2006年，旅美印度籍华人学者谭中，把“Chindia”传神地译为“中印大同”，寓意：“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

在中印两国传统文化的最深处，都推崇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之间和平、和谐、和解的秩序。中国儒家经典中的《礼运》将“大同”描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印度教圣典《奥义书》中曾呼吁：“愿我们同受庇佑，愿我们同受保护，愿我们共同努力，愿我们文化辉煌，永远不要仇恨，永远和平、和平、和平！”正是出于对“大同”境界的共同追求，中印两国在过去数千年中和睦相处，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相继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统治的中印两国，携手合作，联合倡导了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种亲如兄弟的关系，迄今仍是一段不朽的佳话。

在风云变幻的21世纪，“中印大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两国友好合作远远超越了双边范畴，符合中印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需要，符合促进地区与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也符合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积极因素的需要，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当前，无论是从两国政要的决心和信心，还是民间商贸往来的发展势头看，中印两国都存在发展睦邻关系的共同愿望和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印大同”的前景无疑是光明和美好的。但乐观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要实现“中印大同”，仍有不少难题急需克服和解决：

其一，中印两国人民尤其两国精英阶层之间的认知距离还很远，中印友好的基础仍需不断拓宽和夯实。“Chindia”的发明人拉梅什不久前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曾焦虑地说：“至今，印度人还不是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而是通过英语信息来源了解中国；中国人也不是直接通过印度人的声音，而是通过筛选过的翻译资料理解印度。”

其二，中印互信仍是初步的、脆弱的，需要不断增信释疑，消除误解和偏见。试想，某些印度媒体一说到中国与巴基斯坦发展友好关系，就乱发横加指责之言；而个别中国学者一看到印度增加军费，就冠以“穷兵黩武”之词。在此情况下，何来“中印大同”？

其三，早日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一个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框架，则更需要双方继续努力，尤其是需要两国政治家以长远眼光和视野去超越曾干扰两国关系的争端和问题。

此外，中印两国双边贸易中的产品相对单一，相互投资非常有限。

正如辛格总理访华期间所说，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将印中两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由“和而不同”到“求同存异”，由“以和为贵”到“和平共处”，由“和谐发展”到“共同发展”，是实现“中印大同”的必由之路。（钱峰 《环球人物》杂志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