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好了，就这样吧。”默克尔有气无力地对正在为她收拾办公桌的秘书吩咐道。
秘书知趣地离开了总理办公室。这个冬天，她感到有点压抑。过去，她在为默克尔总理整理办公桌时，都会得到一脸笑容和几句感谢的话；但最近，总理似乎性情大变，时常很不耐烦地喝令她离开。
秘书知道，坏了默克尔好心情的，并不是柏林的严冬，而是来自德国上下的批评声——谴责默克尔“不该得罪中国”的声浪。她只是一个小小的秘书，所以猜不透总理为什么要去“得罪中国”，但她怀疑，这与总理外交事务发言人埃卡尔特·冯·克雷登有关，因为有几次，她看到克雷登从总理办公室里出来后，默克尔一脸茫然地坐在那里沉思……
施罗德的政敌
这位秘书没有猜错，默克尔“得罪中国”，的确与克雷登大有关系。
那么，克雷登是谁？
“施罗德，你等着瞧！”十多年前的一天，在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家旅馆内，克雷登黑着脸自言自语。这一天，他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的代表，在竞选下萨克森州议员时败给了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
那时的克雷登，除了外表更为青春，与现在几乎一模一样——有一头浓密的金发，戴一副金边眼镜，颇具学者风度。在许多人眼里，他本该成为德国的另一个“施罗德”。原因很简单：两人都是汉诺威人，都是哥廷根大学法律专业的高材生，都有聪明过人的大脑，毕业后都是先做律师再从政……甚至在克雷登上大学期间，校园里的林荫道上，常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那个小伙子身上有施罗德的影子。”
但是，克雷登“背叛”了人们对他的期待。20世纪90年代初，在做了几年律师后，他投身政界。不过，他并没有追随施罗德，而是加入了施罗德的对立阵营——基民盟，并很快成为该党的政治新星。但此后，年轻气盛的克雷登屡遭施罗德的“阻击”——几次参选下萨克森州议员，都败在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成员手下。渐渐的，施罗德在他眼里成了死对头。1998年，施罗德当选德国总理后，克雷登喊出了“定将施罗德拉下马”的誓言。
2005年的德国总理大选，遂了克雷登的心愿。基民盟领袖默克尔，以微弱优势战胜施罗德，成为德国首位女总理。时任基民盟国会小组领袖的克雷登，立即向默克尔毛遂自荐。一场深谈之后，克雷登走进了默克尔的顾问团。据透露，默克尔对这个“年轻”、“灵活”、“忠诚”的党内同事深有好感；而克雷登批评“施罗德过分专注于俄罗斯和中国”的观点，更是得到了默克尔的赞同。
据透露，得到默克尔赏识的克雷登，虽然在顾问团里年龄最小、资历最浅，但已然成了默克尔最倚重的智囊之一。
权术高手看不惯中国
很多德国人都清楚，克雷登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否则，他也坐不到总理外交事务发言人的宝座上。
事实上，默克尔最初打算重用的是时任西门子集团董事长兼CEO的海因里希·冯·皮埃尔。他是个真正的“中国通”，还给自己取了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冯必乐。
但是，就在冯必乐准备走马上任之际，默克尔却告诉他，“那个位子有了更合适的人选”。遭到抛弃的冯必乐很快就明白，是克雷登挤走了他。而默克尔是在与克雷登深谈后做出决定的。
2005年11月，克雷登风风火火地上任了。没过几天，他就主动招集在德国的美国记者，献媚般地宣称，因伊拉克战争而受到损害的德美关系，“已在默克尔上任后得到极大改善”。此次新闻发布会召开的第二天，即有分析人士担忧地说，德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可能出现“危险情况”。
形势果如分析人士所料。在克雷登等人的推动下，默克尔开始对施罗德时期形成的德中友好关系“下手”了。
让很多德国政要不解的是，克雷登等人竟会“鼓励”默克尔去碰触中国的根本原则。2007年9月，默克尔与达赖喇嘛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在达赖访德之前，德国国内就曾有人向默克尔发出警告。但克雷登轻描淡写地说，总理有权决定在什么地方会见什么人；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会见过达赖，但中国每次都只是在形式上抗议一下，并不会动真格的……
对德国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一事，克雷登也看不顺眼。在不久前的一次国会会议上，他声色俱厉地说，中国拥有庞大的军队，并且向非洲提供援助，还“通过可疑手段收购”先进技术。在此情况下，德国每年仍向中国提供5000万欧元的援助资金，“难道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就不能在扶贫项目上不依赖德国纳税人的钱吗？！”
2007年10月，在默克尔出访印度前，克雷登和默克尔的另外两个“政治军师”，撰写了一份“亚洲政策决议”。决议宣称，德国应加强与印度、日本等“民主国家”的合作，以确保德国亚洲外交的平衡性。对此，德国《世界报》认为，默克尔政府准备在外交战场上“牺牲中国”。
“高人”藏在背后
事实证明，克雷登的政治判断力并不高明。在默克尔接见达赖后，中国接连取消了多场与德国的外交会谈：中德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会谈被取消；两国司法部的对话被取消；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的访华计划被取消……不少德国媒体对此分析说，默克尔开始为自己的“政治幼稚病”付出代价。一些西方媒体甚至说，中国开始“惩罚”德国。
中德关系的明显倒退，被最近出版的德国《明镜》周刊称为“战后德国最大的外交失误之一”。而其“功臣”之一，就是“不了解中国事务，不会说中文，却屡屡发表对华政策‘高见’”的克雷登。有分析认为，克雷登之所以不断提出对华不友好的建议，原因大概有二：一、其家族企业的生意每况愈下，克雷登认定这是“来自中国竞争的结果”；二、默克尔就任德国总理以来，力推价值观外交，而一心想往上爬的克雷登明白，自己必须在这方面替默克尔冲锋陷阵。
不过，多数德国分析家认为，仅仅一个克雷登难成气候。事实上，默克尔身边目前聚集了不少“对华强硬派”。除克雷登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老牌政客、“价值观外交专家”霍伊斯根。此人堪称默克尔“智囊中的智囊”，他隐身幕后，而把在前面冲锋陷阵的重任，交给了克雷登等人。
那么，默克尔为何会青睐“对华强硬派”呢？专家认为，近年来，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与此同时，中国等国的产品却大量流入德国。在此情况下，一些政客便抓住“中国问题”不放，试图以此来转移国内矛盾。中德关系趋于冷淡，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一个产物。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认为，默克尔对中国推行价值观外交，甚至将中国列入“竞争对手名单”，是德中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默克尔若想改变现状，必须“亲自出面做些努力”。但是，不少分析人士也表示，只要克雷登等人继续受到重用，默克尔的对华外交立场就不可能有太大改变，中德关系依旧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