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澳大利亚新总理陆克文是第一位能讲流利中文的西方领导人。他的英文名字叫凯文·拉德，1976年考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始攻读中文专业。他不仅研读中国历史、亚洲政治，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陆克文”。

大学毕业后，陆克文进入澳大利亚外交部工作，先后被派驻到斯德哥尔摩和北京。眼下，他的大儿子正在复旦大学学习，最小的儿子也在学中文，女儿则嫁给了一名澳籍华人。

中国媒体大量报道“中国通”陆克文当选，隐含的信息可能就是：期待这位“中国通”能利用他对中国的了解，重视及推进中澳两国关系，加强两国的交往与合作。中国人的这种期待可以理解，这同我们的文化特征有关。

历史上，中国就是以一种文化认同的方式形成的，不同民族以交往甚至战争的方式融合，最终形成具有统一文化的中华民族。中国人并不太看重民族、肤色这些因素。只要你会说汉语，就觉得你是“自己人”，有亲近感。但实际上“中国通”并不一定意味着“亲中国”，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充分的因果关系。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其一，陆克文成为“中国通”，是个人选择，是其后天学习和个人喜好的结果。从陆克文个人来说，中国文化只是他的“选修课”，他的主体文化仍是澳大利亚文化，他仍然是澳大利亚公民。作为国家总理，他更是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对中国文化的喜好不会影响他的这一身份职能。

其二，“中国通”并不意味着认同中国。一些熟悉中国文化的人反而可能对中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更有一些人，是以“知己知彼”、“料敌制胜”的态度学习中国文化的。当年侵华日军中，就有不少“中国通”。而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一种具有浸润性的力量，“中国通”对中国产生好感和比较理性的认识，也是正常之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中国通”指的是一种知性，一种对中国了解的程度；“亲中”指的是一种感性，一种对中国的认同程度。知性和感性之间有关联，但不能画等号。对陆克文，期待他对中国有强烈的感情认同是不现实的，但人们可以期待他对中国有较为理性和客观的认知。

陆克文执政之后，对中澳关系，似要有三个基本面的认识：

第一，近20年来，中澳经济关系的发展相当快。两国在经济上有明显互补性，双边贸易增长迅速。中国从澳进口的货物以铁矿砂、氧化铝和羊毛等产品为主，中国对澳出口则以机电、高新技术、服装、纺织品等产品为主。目前，中国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澳大利亚则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因此，在澳大利亚，无论谁执政，都不可能无端切断两国间的经济联系。

第二，从文化属性上说，澳大利亚属西方文化圈，和中国存在较大文化差异。无论从传统的外交政策还是从地缘政治取向来看，澳大利亚都是“亲西方”的。二战后，澳大利亚更以与美国的盟国关系为其外交基轴。这种外交传统根深蒂固，不会因总理的更迭而改变。近年来，美国为平衡和制约中国的发展，在南太平洋十分倚重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对此是配合和欢迎的，因为这可以增加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份量。

第三，中澳两国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点。两国经济的互补，产生了相当大的“利益共生性”，而中华文化又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因素也影响了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弹性”——并不会事事听命于美国，而是在其特有的国际政治“弹性空间”内，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不管谁当选，都会以发展眼光，用扩大共同利益的办法，来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来源：《环球人物》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