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可持续发展只存在于零增长的经济中，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平均分配实现的。

但是，上述理想状态在我们所处的以市场为主导的世界是不可能出现的，也不可能阻止对自然资源的进一步消耗。而且那些对地球环境造成最大伤害的大公司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搭乘了可持续发展的便车，他们声称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弥补自己对地球母亲所造成的伤害，并自诩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努力。

同时，原油价格无视生物能源生产的发展继续攀升。而最终从中获益的当然是跨国的石油集团，而非一直备受西方指责的中国和印度。

作为一种清洁能源，生物能源在很多国家得到重视和采用。但用玉米和其他粮食作物制造生物能源却造成了粮食价格的危机，全球粮食价格一路飙升。在这场粮食和能源之间的对抗中，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慢慢地向后者倾斜。

而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我们站在十字路口：正如古语所说，容易走的路，越走越难；难走的路，越走越容易，而且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美好的明天。无需证明，对我们而言，容易走的路就是那条无限制的经济发展之路；而难走的路就是要控制我们贪婪欲望的节能之路。简言之，如果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改变现在这种重金钱轻环保和社会福利的发展模式。一旦金钱成为生活的主导，我们就将失去节约的能力，更不用说为保护环境而节约能源了。

在印度独立的前夜，面对印度是否会追随英国的发展模式的问题时，默罕默德·甘地回答说：如果效仿英国，不知道有多少个世界才够消耗。那个时候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最新的报告中提到，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我们需要九个地球来处置这些排放到大气里的二氧化碳。

1947年甘地所言和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提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越依赖现代工业，它的毁灭速度也就越快。”

戴博写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论点：工业发展是非可持续的，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货币化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退化和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

在回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的《贫穷与饥荒》时，戴博写道：“社会主义致力于发展一个可持续发展和人人平等的社会。可持续发展赋予生态社会学的意义在于，金钱无法买到过度开采世界的权力；与非可持续发展相反，它反对任何对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包括保证子孙后代继续享有大自然提供的资源和服务；同时他强调了马克思的观点，‘即使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哪怕是现存的所有社会都加起来，也不能说他们是地球的主人。他们只是资产的所有者，和真正古罗马元老院的人父一样，他们对地球资源的使用权必须代代相传，而且要不断进步'。”

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和甘地的观点视而不见，只能自吞苦果。

（《中国日报》评论员 欧平（OP.Rana） 编译 霍默静 编辑 张峰 童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