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们来到中南海，工作人员把我们迎进陈云同志生前居住的地方。会客厅里还保持着简朴的原貌，墙上挂着陈云82岁时书写的条幅“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是多做”。陈云的塑像被安放在大厅正中央，睿智而慈祥，让人一踏进这里就联想起这位老人不凡的一生。

落座，二女儿陈伟华微笑着迎了出来，“我挺普通的，不知说什么好”。朴实的语言和外表，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她指着墙上的条幅说，“这正是父亲的‘养生之道’。父亲身体一向不好，说自己是‘木炭汽车’，走走停停，有时还要有人推一推。”

1979年，陈云重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已是74岁，而上一次他在这个岗位上是1954年，前后相隔了25年。晚年的工作，正处在中国历史性的转折和现代化建设启动时期。从大局出发，陈云根据自己的身体，总结出这句名言，意思是“坚持量力而行地工作，坚持做认为最必要的工作。”他经常提醒比他年轻的中央领导同志，不要每天24小时连轴转，“开会不要开死人。”

陈云和妻子于若木有五个孩子，长女陈伟力、儿子陈元、女儿陈伟华、女儿陈伟兰和小儿子陈方。他们中有教师、有干部，也有企业家。虽然工作岗位各不相同，但都继承了父亲同一个特点——好学。直到退休，陈伟华仍默默耕耘在教师岗位上。对她来说，父亲既是慈父，更是良师。

父亲的“万分欢喜”

受前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的影响，陈伟华从小就向往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但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理想却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匆被实现了。

“文革”期间，陈云受到冲击，母亲于若木独自一人去了湖南“五七干校”，哥哥、姐姐、妹妹也先后被分配到了外地，只有陈伟华和正上初中的弟弟留在北京。

1968年，高中毕业的陈伟华和其他同学一样，准备奔赴工作岗位。好不容易被分配到丰台区学校工作的陈伟华，却因为调阅档案时发现她就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的女儿，于是被退了回来。最后，陈伟华被分到北京怀柔县当乡村小学教师。

怀柔，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区。陈伟华自然想去条件稍好的平原地区，可偏偏被安置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小学校里，窗子没有玻璃，黑板是泥灰抹成的，用得久了黑漆剥落，白花花的。

陈伟华回忆说，“文革”期间，父亲受冲击，一度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但这反而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父亲15岁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工，养成了一辈子爱读书的习惯，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在“文革”动荡中。

“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能清楚地看到他用不同颜色的笔留下的道道、杠杠、圈圈及批注。当时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又身处逆境，但看着这些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在读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在思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1970年12月，在怀柔农村任教的陈伟华给远在南昌的父亲写了封信，述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二女儿回信。他在信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他又教给女儿，怎样从《马恩全集》中找到必须看的《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封普通家信，却成了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

1971年4月，陈伟华才有机会到南昌去看望父亲。一天吃过晚饭，陈云把陈伟华叫到身边，“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你来回答。”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陈伟华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在读书中度过的。

“南昌的生活条件比北京差很远，春天刮起大风，温度很低。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11点以后。他在南昌一共住了两年零七个月，除了每天去工厂参加班组会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

肩上挑着6亿人的生活

陈伟华认为，正是父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孜孜不倦地学习，才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可以说，父亲的3卷文选，从头至尾贯穿的正是这种精神。”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直接领导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为巩固新生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他对经济建设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1956年父亲在八大就提出国家市场跟自由市场、国家计划跟自由市场的关系，认为需要有市场做补充，”儿子陈元曾回忆说，“我父亲看问题有一种历史观，他往往从各个国家和不同阶段对比当中去看问题，他并不是很相信一种特别的模式，比如说苏联的模式。”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农业非常困难，陈云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来可以用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改变农村政策，结果在当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再次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

陈元读中学的时候，正好是困难时期。有一次他问父亲，为什么好久不去公园散步了，因为父亲原来特别喜欢散步，去了公园跟苗圃花工能一聊聊好半天。他说：“现在群众吃不上饭，我没脸见群众。”他老说：“我肩上挑的是6亿人民的生活，我得对得起老百姓。”

“因为心里有一股气支撑着他。”在儿女眼中，虽然父亲经历过政治上的众多挫折，承受很大的压力，但他内心总能保持平静，丝毫没有悲观失望。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伟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大学这个知识殿堂，她有了系统掌握中国和世界历史知识的机会，眼界更开阔了。1982年大学毕业后，陈伟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后又被抽调到广电部工作。

成为一名国家干部，陈伟华有了安定感。此时，陈云却突然听说现在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社会地位比较低。他立即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为了起带头作用，陈云说服女儿“归队”——回到学校去当一名教员，“你是师大毕业的，就应该教书育人。”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放弃人人艳羡的国家机关干部去到中学当教师，这毕竟是人生角色的一次重大转换。考虑再三，陈伟华在 1985年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了一名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