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2007年5月，豫光金铅集团一条电解铅生产线停机检修。这次持续十几天的设备维护，立即引来了路透社的报道，全世界冶金行业的目光也集中到了豫光集团董事长杨安国的身上。

杨安国想低调都不能。他主政的豫光金铅集团是亚洲最大的电解铅生产基地，也是中国最大的白银生产基地，这里装配了一流的金、银、铅、锌生产线，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开发能力。豫光的每一丝风吹草动，都影响到上证股市有色金属板块的行情，波及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报价。

背着大米的推销员

豫光金铅的前身是河南济源综合冶炼厂。济源位于王屋山和太行山之间，《愚公移山》的典故便出自此地。1957年，这里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县委为发展地方工业成立了冶炼厂，工人们从山上背矿石，用土法炼粗铅。就是这样一个“土作坊”，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从地方小厂发展成了亚洲铅冶炼行业的龙头。舞动这个龙头的人，就是杨安国。

人群里的杨安国除了个头高些，并无扎眼之处，极普通的短袖衬衫，架一副眼镜，平头。由于喜欢运动，50多岁的杨安国看上去要年轻许多，跟记者见面时他刚结束了一个会议，马上要到外地出差，风风火火。

而当年，从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杨安国回到家乡济源农村是当知青的，1978年才进入济源冶炼厂负责产品质量检测。

在人们的印象里，这个年轻人平日沉默寡言，但在工作中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即使这个意见与上级相左。渐渐地，他的工作业绩进入了领导的视线，1982年杨安国被提升为冶炼厂党委副书记。那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迈进实质性阶段，国家逐渐停止对企业产品的计划生产、计划销售。人们尚不明白“市场”二字为何物，更不懂得什么叫市场开发，但杨安国已经意识到，他需要自己把豫光的矿灯吆喝出去。

彼时杨安国29岁，开着一辆破吉普车四处找矿井推销。每次看到有井架的地方，不论规模大小杨安国都要过去走一趟。矿工们好喝酒，喝高兴了生意才有门，杨安国二话不说，坐下来大碗小碗划拳行令。那时大部分矿灯都来自省部级大厂，这些大中型国企依然拥有国家分配的销售指标，用不着操心销售问题。而杨安国已经有意识地培养客户，他逐个煤矿“攻关”，逢年过节到客户家登门拜访听取意见，还不忘送份礼物表示感谢。

“送出去最多的是大米，”一位当年的推销员回忆，“杨安国经常背着一袋大米去拜访客户，有一次一个客户住在5楼，他把大米扛上去后发现人家不在家，只得又背了下来。”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谁最先懂得了市场谁就抓住了时代先机。通过杨安国建立的客户群和销售网络，豫光的矿灯销售势头猛增，逐步将从前的行业老大挤出了市场。1987年，杨安国被提升为厂长。

抢来的“生存权”

豫光的老员工们提到杨安国，评价最多的一句话是“意识超前”。他审时度势的能力和前瞻性思维，在上任伊始便让整个企业为之一震——杨安国决定将企业的主导产品由矿灯转化为电解铅。

此举招致诸多不解，矿灯销售势头正好，为什么突然掉转船头？当时豫光每年炼出2000吨左右的铅，全部用来做矿灯。

杨安国跟大家分析：“矿灯每年全国的需求量不过300万盏，就算整个市场都被我们占领了也不过一两千万产值，怎么做都不会有大出息。”他已经看到，电解铅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原料，中国正在着力发展汽车工业等基础产业，电解铅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

杨安国迅速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将豫光的铅生产能力从2400吨提升到1.5万吨。但经过两期扩建后，杨安国意识到了新问题：冶金行业高投入高耗能，单纯的扩大生产规模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中国要同国际接轨，出台严厉的环境政策是迟早的事，企业想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进行技术改造。

正踌躇间，从冶金部传来消息，中国黄金总公司有一个金银铅的大项目有意投资给河南的一家冶炼厂。更让杨安国兴奋的是，这个项目运用了最新的环保技术，可以回收利用废烟气。如此一举两得的事，为什么给了别人呢？对比自己和另一家企业的技术实力后，杨安国决定：去北京找中国黄金总公司“攀亲”，把这个项目“抢”到豫光来。

杨安国带着几位工作人员进驻北京，摸到主管的上级部门，从普通的办事员到项目负责人，逐个向其陈述豫光的优势：具备相应的生产规模，技术力量成熟，如果这个项目交给豫光，投资少，收益快。就这样，几个人每天守在别人办公室门口，软缠硬泡。杨安国舍不得住宾馆，一行人找了个四人间的招待所，寒冬腊月最大的享受就是出去吃一碗烩面。有人跟杨安国开玩笑：“谁愿意跟你出差啊，简直找罪受。”

这样的公关持续了几个月，主管部门终于松口：这个事情可以再议。三位专家来到河南对两家企业分别考察，杨安国早已准备好了项目可行性科研报告、概算方案、委托设计合同书，而另一家企业只挂出一个筹建指挥部的招牌。最终，中国黄金总公司决定和豫光联营，投资1.48亿上马金银铅项目。这个项目从此成为豫光腾飞的起点。

在企业的产能、利润不断上扬的时候，杨安国又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新课题——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日益引起政府和世界的关注，作为资源型企业，如何能够尽到企业公民应有的义务，为国家承担环境责任？作为企业家，他甚至从这一责任中看到了与之伴生的商机：如果拥有零排放的冶炼技术，无疑将成为豫光在行业竞争中制胜的利器。“竞争决不是简单的规模叠加，用落后技术装备起来的企业即使是庞然大物也是一堆废铁。”

1997年4月，杨安国到北京拜访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承诺提供全额科研资金，请该院主持研发富氧底吹冶炼技术；如果这一技术研发成功，豫光就可以实现“绿色冶炼”的目标。

不到一年的时间，科研小组就宣告技术研发完毕，可以投入生产。但是面对这一革命性的技术成果，很多冶炼企业犹豫不决，因为一旦投入生产失败，就意味着一笔巨额资金付诸流水，企业很可能从此翻不了身。杨安国却信心十足——此前他已经到韩国考察了同类产品，对方的技术还不及豫光研发的先进。2002年，这项技术顺利投产并通过了有关部门验收，成功改变了铅冶炼的行业格局，从此豫光集团登上亚洲铅冶炼行业的“霸主”宝座，豫光的冶炼技术成了这一行业的绿色标杆。

曾有一位国家发改委的官员跟杨安国开玩笑：“怎么好时候全让你赶上了？”历数豫光集团20年的发展，无论是大型项目上马、企业上市，还是新技术研发、国际市场的拓展，几乎都是一帆风顺，以至于媒体也抖落不出多少跌宕惊心的“包袱”。

事实上豫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稳步上升，得益于杨安国超乎寻常的眼光和胆略，使豫光每一局棋都比他人先行一步。这就像是航行在大海上，真正的好船长用不着跟风浪搏斗，因为他总能提前选择好风和日丽的航线。

“黄埔军校”的胸襟

豫光的管理队伍中，最大的63岁，最小的只有27岁，90%以上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豫光升职加薪从来不用论资排辈，也没有什么裙带可攀，而是在同一条跑道竞争。

“有时我坐在台下，看到已进入不惑之年的同志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竞争同一个岗位，简直有点于心不忍。但一项制度一旦建立，企业老板也得顺从，我不想也不能破坏亲手建立起来的制度。”理性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是杨安国选择并为之努力的方向。

杨安国极为重视人才培养，每年都邀请各专业的顶尖专家来授课，让技术尖子到对口院校回炉深造。“在6000余名职工中，员工培训率几乎是100%。”杨安国从不吝啬在员工身上花钱，但至今豫光的总部仍使用着建厂初期的办公楼，很多中层干部的办公桌椅都能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杨安国平时坐的也不过是一把塑料藤椅。

行业内曾把豫光称为“黄埔军校”，管理层和技术人员跳槽或者被高薪挖走不在少数，但杨安国不以为意。“国有企业在市场法则下确实有弊端嘛，我们是有胸襟的企业，人才流动是自由的，你可以带走技术，但带不走我们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有人跳槽我不会骂他，也不会让他补交培养费，我会嘱咐他好好为新企业效劳。”

杨安国喜欢爬山，豫光的电解锌厂依山而建，几乎每星期杨安国都找机会召集管理层爬山。登至山顶，生产区巨大的轮廓尽收眼底，杨安国默然伫立，无人知晓此刻他心潮如何起伏。人们仍记得5年前的一幕，豫光金铅股票上市后，一向抠门的杨安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员工们庆得正欢，他却掩门而出，这位平日神采奕奕的董事长疲倦地斜倒在沙发上，眼中泪光闪烁。

辉煌的成绩也带来愈来愈多的压力。杨安国深深明白，有色金属行业是夕阳产业，终有一天要面对客观环境和资源局限的拐点。“恩格斯说，人类每取得一步，大自然就会给予相应的惩罚。济源这块土地究竟能承载多少万吨铅锌的产量，天威难测，豫光的发展肯定不能在铅锌冶炼上无限扩张。”其实早在数年前，杨安国就已经开始在旅游业、酒店、建筑装潢等行业投资，建立多层次的企业架构。未来杨安国带领豫光的走向，或许又将成为冶炼行业的另一个风向标。（来源：《环球人物》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