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今年年初，世界银行官员在《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报告会上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消失。年中，中国社科院也在《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指出，中国劳动力正在由过剩转向短缺，预计在“十一五”期间，将出现人口流动模型中著名的“刘易斯拐点”。

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究竟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刘易斯拐点”会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转折吗？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杨宜勇看来，这些问题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

“人口红利”中国得的少

据一些研究机构的测算，中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7%，与早年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时的状况相当。因此，一些观点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记者：今年以来，“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总是被拿出来讨论，这两者分别是什么概念呢？

杨宜勇：“人口红利”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期内，劳动人口较多，被抚养人口较少，由此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富劳动力资源。

“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是指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在社会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所以，通常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记者：有人认为 “人口红利”是中国自改革开发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您对此有何看法？

杨宜勇：福兮祸所倚，今天的人口红利有好处也有风险。现在的人口红利将来必然变为人口负债或人口负利，到时候我们要面对人口老龄化，承受巨大的养老负担。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拥有人口红利，但同时劳动力充沛也导致就业紧张，劳动力价格被压得很低。我们也一直依靠这种低成本的劳动力来实现经济的粗放式增长。

在跨国公司中有一句口号叫做“把利润拿走，把GDP留给中国”。我们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工资低，出口产品价格也低，大部分利润都进了外商的腰包。过去的29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我们自己得到了一些，但是不多，那么谁得去了呢？一方面转化成了跨国公司的丰厚利润，另一方面更多的转化成了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实惠。

其他亚洲国家比如印度、越南、孟加拉等，目前也正处在人口的“红利”期。我们改革开放快30年了，现在还总是跟周边人均GDP几百美元的国家竞争低成本产业，这种依靠人口数量低成本的发展模式肯定难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下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创造新的利润和价值。

中国劳动力仍然供大于求

“民工荒”这个说法从2005年春天开始为媒体普遍流行，而实际上民工短缺自2004年已经在沿海等地区频频出现，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在为招不到工人而发愁。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使得千万人为之头痛不已。这一矛盾的社会现象同时上演，令人深思。

记者：一方面民工荒被认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前兆，一方面每到春夏之交，我们又要面对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现象怎么理解？

杨宜勇：首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是时间迟早问题。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劳动力总体上还是供大于求。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大约有1.2亿，而“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达2400万人，但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大约只有900万－1000万，加上自然减员，可安排就业的也不过1200万人左右。还有大约1200万人没法安置，再加上农村那1.2亿富余劳动力，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基本态势。

出现“民工荒”有多种因素，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不愿意进城打工了。由于近年实施一系列新农村政策后，农民的收入得到提高，在城里打工和在家乡收入的差距有所缩小，多挣的那点钱也大多被城市生活的显性成本和苦脏累险工作的隐性成本给抵消了。

而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也有很多，但归根结底只有一点：有没有工作经验和一技之长。

记者：那这些问题怎样去解决呢？

杨宜勇：从积极的态度看，我们需要把“刘易斯拐点”看作经济发展的一个挑战和契机，抓紧时间进行产业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只有这样，当我们不再有丰沛的劳动力供给时，工人薪酬得到实际上涨，老百姓人均收入得到实质性增长，也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久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大对知识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扶持，从国际上看，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往往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大有潜力可挖。

此外，政府还要引导民众扭转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向，别鼓励孩子们一股脑都去读大学，要通过大力发展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院，让人们认识到职业教育的文凭非但不比大学文凭低一等，而且在劳动力市场更有含金量。

为攒养老金多工作10年

“人口红利”过后，中国要迎来的将是“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持久增长的活力。

记者：听到人口结构老龄化这个说法，一般人的反应是这是国家的问题和我个人不相干，是这样的吗？

杨宜勇：目前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带来最迫切的压力就是养老金的问题。中国当前的养老金体系是现收现付制，维系这种体制需要有三个基本条件作前提。第一，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正在工作的人口足够养活现有退休人口；第二，完善有效的纳税体系，国家能收得上钱来，有充分的社会资金作为养老金的保障；第三，收上来的养老金经营监管有方，可以良性投资，准确发放。目前后两个条件中国都不成熟，仅有的第一个条件，那些能养活老人的壮劳力我们也行将失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老年都潜伏着危机。

记者：那如何解决养老的问题呢？

杨宜勇：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延长退休年龄。中国法定退休年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男性60岁，女性55岁；企业里男性工人60岁，女性工人50岁。现实中还有很多人提前退休，所以中国现在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1.2岁，比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字年轻了10岁，而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男性为72岁，女性为74岁，和发达国家相差无几。所以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将平均退休年龄向后延长到60岁甚至更晚。

现在国际上计算人口老龄化的年龄是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1955年的标准是60岁，20世纪80年代的标准是65岁，中国如果按照实际退休年龄52岁计算，那么就是全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养老形势非常严峻。

记者：但也有观点认为延长退休年龄会造成就业紧张，您怎么看？

杨宜勇：我们来看美国的例子。美国通过一边逐渐推迟退休年龄，一边缩短在职职工工作时间的手段来均衡工作岗位。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推行延长退休时间时，非常耐心地把速度放缓，给民众足够的时间作准备。他们1983年就通过法律将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但直到2000年才开始实施。2003年时把年满65岁的职工退休时间向后推迟了两个月；2004年时再往后推迟4个月，以此类推直到2015年，退休年龄被延长到67岁。这个方法十分值得借鉴。

人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得不多工作10年，提前退休的人都是在占别人便宜，大家都去占便宜了，最终的养老金谁来埋单呢？

所以，现在中国到了延长制度退休年龄和实际退休年龄的最佳时期，这是迎接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最好办法。（来源：《环球人物》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