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我好像又看到了憔悴的妇女在食品店前排成的长队，哀伤的母亲、伤员、残疾者，以前梦魇一般的影像似乎又出现在了那个阳光灿烂的中午。”1939年的英伦夏日，茨威格（Stefan Zweig）恍惚中回到了1918年战败的奥地利。始于越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治疗，针对的是战争的恐怖体验在成年人心上留下的伤疤。在初谙世事的孩童心中，战争更是终生难以磨灭的痛苦烙印。

轰炸、逃亡、饥饿，是1930至1945年间出生的德国人的童年情景。据德国心理分析学会（Deutsche Psychoanalytische Gesellschaft）的统计，这代战争儿童中，约三成遭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病理学家拉德波德（Helmut Radebold）就发现，很多为耳鸣与晕眩所苦的病人，都有战火中的童年阴影：耳鸣病人对空袭和跑警报刻骨铭心；晕眩病人则往往亲眼目睹过暴力事件，或曾亡命逃生，于是会不自觉地重复运作起模糊现实的心理防御机制。

在集中营幸存者的心理干预方面，已有经年的研究。相较之下，以纳粹德国年代的战争儿童为对象的心理学课题，近年才出现成熟的研究时机。一则，过去几十年德国走在反思和清算纳粹的曲折长途中，区分凶手与受害者常成了心照不宣的禁忌。一直到2002年君特·格拉斯（Guenter Grass）出版《蟹行》（Im Krebsgang），及一些自传体报告，如布鲁恩（Wibke Bruhn）的《我的祖国》（Meines Vaters Land）和肯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的《通通免费》（Alles umsonst）浮出水面，才为重提受害经历创造了舆论环境。二则，当年的战争儿童，如今渐次退休，卸却工作负担，清寂的晚年是清理早年心路的机缘，童年的阴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他们常因抑郁、恐惧及神经官能症而向心理医生求助。

根据心理分析学会作的调查访问，战争儿童的心理阴影，常来自失去家园、空袭、饥寒、兄弟姐妹死亡、难民营间的辗转和新定居地的敌意。正视悲惨的经历，是治疗的出发点。然而战争期间，存活尚且不易，战争结束后，自视作战争受害者又被目为政治不正确，战争儿童的心理障碍一直潜伏下来，并以不同的方式烙印到下一代心上，以期实现不自觉的自我拯救。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就在于：战争儿童的心理阴影，如何代代相传，并影响今日的德国社会呢？

战争儿童的下一代，指1960至1980年间出生的德国人。心理分析学会发现，这一代人常有过重的负责感，改造社会的欲望较强。创伤的传递，有两种方式：父母长年累月喋喋不休地叙述当年的痛苦，孩子便认同了这些经历。例如父母常唠叨安顿下来真不容易啊，孩子成年后就会将买地建房视作头等要务。另一种情况则相反，父母对过去的伤痛经历三缄其口，而家庭并非真空，凭借社会上的零碎信息，孩子们不免会猜度家庭的历史，设想父母当年的情感状态，遂为恐惧和负罪感所掳。他们常出现身份认同障碍，不自觉地扮演（acting out）起某个悲壮的角色。

在老龄化的德国社会，为当年阴影所苦、陷于心理和生理病痛的战争儿童，绝非可容忽略的少数。今天，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千疮百孔，失业率在同等水平的国家中名列前茅，进一步刺激了第二代人的不安全感，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不无关系。因政治时局而耽误了60年的危机干预，不论从微观还是宏观层面，都愈见必要。拯救两代人的心灵，并非朝夕的功夫，正视比掩饰勇敢，归因比归罪有效。当社会问题促使德国学者拾起战争儿童的危机干预研究时，饱历自晚清以来百年苦难的中国人，难道仍无所触动？（文/研究员 vanvan 编辑：陈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