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全欧洲，托尼·布莱尔无疑是他这一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他连续三次赢得大选的纪录足以载入史册。思维敏捷、直觉敏锐、魅力超群、性格坚韧，他的天赋不可思议。

过去10年来，他和戈登·布朗在经济方面的工作，几乎让工党成为天然的英国执政党。布莱尔改革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尝试令人失望，但并没有完全失败。一个在社会议题上宽容的政府，维护了同性恋、母亲和职场女性的权益，但不那么自由主义地侵犯公民自由权，并退却到保密作风。布莱尔应该为北爱尔兰实现和平与权力共享而受到表彰。但在伊拉克问题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幸遭遇，将永远玷污他本应更好的政绩。

10年前，伴随着《明天更美好》(Things can only get better)的歌声，工党开始上台执政。很多时候，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在布莱尔的领导下，英国经历了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实现了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并存。这种稳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身为财政大臣的布朗——以及他的前任、保守党人肯尼斯·克拉克。然而，这不应抹杀新工党拥抱全球化、并保持经济和国家对贸易、投资和移民开放的信念。人们开始激烈反对金融城奖金和高管薪酬，证明布莱尔政府没能大幅改善社会公平。但是，由于增加了公共开支，实施了最低薪金等措施，撒切尔时代遗留的不平等状况并没有加剧。

虽然布莱尔和布朗做事大胆，比如，他们促成英国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但由于他们专注于再次赢得大选，因此，他们花了太长时间去摆脱自身的反对党习气。他们严重低估了公共部门改革的艰巨性。

他们向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和教育系统投入大量资金，仿佛光靠金钱就能引发并形成变革。正如其它一些政策一样，布莱尔在这项政策上的洞见是对的，但在执行方面却是一团糟。布莱尔主义认为，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的设计缺陷，强化了社会不平等，阻碍了弱势群体的进步与发展。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事实上，布莱尔主义的核心就是：寻找现代化的方式，实现社会民主党派传统的社会公平目标。但是，在国民健康服务中引入选择，却遭遇了失败，因为布莱尔政府采用的是相互矛盾的做法，提出中央化的目标，却实行分散化的竞争。

出现这种脱节的部分原因在于，布莱尔直觉敏锐的另一方面是，他并非一个考虑全面、注重细节的人。更加凸现这一特点的是他的政府管理风格：行为做事像个总统，不太正式，很少使用部长级官员、下院议员或高级文官，而更依赖由观点相仿的专门顾问组成的小圈子。正如有关伊拉克战争情报问题的巴特勒(Butler)报告所生动评说的那样，这种轻文件、重闲聊的政府将亲信之外的人都排除在外，缩小了“集思广益的集体政治判断起作用的空间”。

当然，伊拉克战争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错误。除了打垮政府体系、让社会解体以外，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做法还创造了一个恐怖主义孵化器，让伊拉克远比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更加危险，在全球滋生了圣战极权主义，而且还使得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对于什叶派伊朗的势力提升，西方国家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恐慌造就了一个外交真空，让布莱尔和乔治·布什吹嘘的该地区“自由议程”（强硬对待恐怖主义、强硬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源）沦为了全线退却。

布莱尔让英国听从于有史以来最无能的美国政府，这一迄今依然令人困惑的决定导致英国疏远了欧盟。这位表面上赞同欧盟的领导人，却放弃了英国在欧洲并通过欧洲强化其影响力的机会。布莱尔1999年在芝加哥演讲中雄辩阐述、并在塞拉利昂、科索沃和阿富汗体面实践的自由干涉主义理论，也因为伊拉克战争而遭遇沉重打击。

在公众心目中，一个曾经极易与公众情感联系起来的人（19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时的感伤、2005年伦敦爆炸事件后的坚强），最后怎么会与善变、炒作和肮脏勾当联系得如此紧密呢？这将永远是一个悖论。对于上述三种形象，他的诚挚表白无法提供有力的辩护。但本周发生的事情应该会提醒我们，无论布莱尔的政治遗产是多么黯淡，北爱尔兰将永远像一颗珍贵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