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打开录音机，王安江略带沙哑的古歌声苍凉、凄婉，震慑人心：“听这歌，就像童话里的小孩碰见会说话的老树，树上有月亮的眼泪，树下有1000岁的脚印；路边亮晶晶的琥珀，镶着久远人心的传说，它比我们记得的事儿多多了，比你我所知道的那些快乐幸福，久远多了……”在他的心里，这些古歌比我们身上的名牌结实多了，比那些奖杯资格可老多喽……
最近，王安江被正式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艺人名录。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心头一喜，那悠远的古歌声又回响在耳畔。这个执著得让人不可思议的老人，终于等来了这一天。老人沧桑的面孔又像电影画面般浮现——
“这就是你的家吗？”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来到距台江县城十多公里的台盘乡棉花坪村，眼前一幢四面透风的小木屋，让记者有些诧异。
等老人搬出那满满一木箱，用牛皮纸装订得整整齐齐的古歌抄本时，记者的诧异几乎变成了惊呼：“这些都是你收集的？”“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呢。”“能唱吗？”“能！一共20部，一部可以唱两天，全部唱完估计要一个月吧！”干净工整的抄本上，一边是苗文一边是汉语注释，注释不了的地方还用图形画了出来。
翻开古歌抄本，就翻开了老人与古歌结缘的坎坷一生。
“‘前人不摆古，后人忘了谱。’你一定要把我们苗家的古歌传下去”
王安江，今年72岁。解放初，仅读了两年小学的他，靠自学当上了民办教师。1962年，因为母亲病重，王安江不得不辞去工作，担起了一家七八口人的生活重担。起早摸黑、上山下地劳动后，夜里王安江仍不忘点着松油柴，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他本以为，今后就会这样亦耕亦读，了度此生。然而，1968年的一次尴尬际遇，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年，棉花坪村有一位苗族小伙子从外村娶了个媳妇。按苗族风俗，13天后王安江作为陪同者之一，要将这个新媳妇送回女方家。吃晚饭时，女方家摆上长条桌，把鸡头、鸭头对着男方家的人，要他们唱歌“开场”。然而，男方陪同人员中却没有一人会唱，场面十分尴尬。接着举行的男女方“盘歌”，主问客答或男唱女和，不能应对者就被“罚酒”。几个回合下来，王安江就支撑不住了，酒罚了一碗又一碗，却始终难以张口。在苗家，出现这种情况非常丢面子，输家总会被人耻笑为“无能者”。王安江自觉矮人一截，那种“耻辱”感让他刻骨铭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习古歌，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师。
生在苗乡长在苗乡的苗族青年，受民风熏陶，谁都会唱几首苗歌，但要学精、成为歌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开始在本村和周边四乡八寨拜歌师学歌。边学、边唱、边写，几年积淀，王安江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歌师，每逢对歌，没人能赢他。
当歌师的愿望实现了，但王安江的心思仍在延续：苗族的历史都是通过古歌这种形式传下来的，苗族至今没有统一通用的文字，那些珍贵的古歌仅靠一代代口耳相传，极其脆弱。受时代的影响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学习苗族古歌的人越来越少，很多珍贵的古歌随着老歌师的去世而失传。他决定将所有苗族古歌记录、收集、整理成文字流传下去。于是，大半生的“古歌苦恋”开始了……
有一次，王安江听说凯里市凯棠乡大坪村有位叫“故沙”的老人精通古歌，便按当地学歌的风俗，选定良辰吉日，带上一只鸡，一束摘糯，几条鱼和一元二角钱前去求教。然而，两次登门都没有见到老人。第三次前往，一见面老人便说：“你有本事就跟我从天黑唱到天亮！”说完便端出米酒摆在面前。被迫无奈，王安江只得开口了——“鸭子游浮在水塘，水牛转悠斗牛场。本人来到你们寨，一切听任你安排。十二首歌传古今，《洪水滔天》把它除……”故沙听罢，应声唱道：“鸭子游浮在水塘，水牛转悠斗牛场。兄弟你来自远方，来到我们的家乡。邀我摆古唱唱歌，要唱《运金运银》吧，可要丢下《娘欧瑟》！要唱《蝶母诞生》呢，又得撇下《榜香曲》……”就这样你来我往，一唱一答，直到天明仍分不出高下。老人钦佩地说：“年轻人，你这样的徒弟我想收也不敢收呀!”从此两人成了忘年交，老歌师传给他许多难得的苗族古歌。
1984年的一天，84岁高龄的故沙让人把王安江叫到病榻前，拉着他的手说：“我怕是不行了，方圆这几十里，只有你能继承我的这些东西。‘前人不摆古，后人忘了谱’。你一定要把我们苗家的古歌传下去啊!
”
那一刻，王安江深深地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这不仅是一位老人的重托，更是苗家民族对他的重托！老歌师在弥留之际，向王安江传授了几首他一直藏在心底的古歌，才放心地溘然长逝。
“乞丐都能吃饱肚子，你写的那些歌不能当饭吃，干脆去讨饭吧！”
“你们还来看他的这些东西？！我恨它，我恨不得把这些东西全丢出去！”
看到记者在翻看王安江的古歌抄本，刚进家门的小儿子王赟情绪显得很激动。看着父亲那一箱心血，王赟却泪流满面地怒吼：“就为了这些，他从小就没有管过我，也不管家，我恨死他了！”
面对儿子的眼泪，老人无言以对，唯一做的只是用瘦弱的身体死死护住他的古歌抄本。是啊，他对不起的岂止是小儿子，更有很早就承担了家庭重担的大女儿；积劳成疾而早逝的妻子；还有，还有那考上中学却因无钱上学而苦闷自杀的大儿子……
王安江迷上古歌时，正是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农村靠挣工分吃饭。他把一家七八口人的生活重担交给了妻子和大女儿，除了每天跑十几里山路砍回一两担柴薪外，余下的时间他全部投入到收集整理古歌中。
劳作之余，王安江走村串寨，哪里有老歌师，他就去拜师、去学歌，口不停唱，手不停记。夜晚回到家，他又挑灯整理，废寝忘食，人们都说他走火入魔了。由于王安江潜心收集整理古歌，家里参加挣工分的人少，分得的粮食也递减，年终分红经常没有他家的份。有些年甚至还要倒补钱给生产队，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村里的好心人劝他：“这东西(指收集古歌)是吃皇粮拿工资的人做的事情，你是个农民，让家里婆娘崽女都为你饿肚皮，何必呢！”妻子也无奈地说：“乞丐都能吃饱肚子，你写的那些歌不能当饭吃、当钱用，干脆去讨饭吧！”
王安江理解妻子的苦衷，他深知家中窘迫是因为自己“不务正业”，但他放不下古歌，这已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每到夜深人静，他就在油灯下一笔一画认真抄写，看他“走火入魔”到这个程度，妻子只好听之任之。
台江县境内的苗族古歌几乎全被王安江收集完了，足有厚厚几尺。但他还不满足，90年代初，王安江开始走出台江县，踏上了另一段漫漫征程。
34年如一日，王安江以“行乞”的方式辗转流浪，足迹踏遍贵州、云南、广西、湖南4省区20多个县市，收集整理了12部近30万行苗汉文的苗族古歌资料。
除了风餐露宿，最让他难忘的就是爬火车。有多少次，他“混”上火车，没有票，也没钱买。有时被“揪”出来，
然而乘务员得知他是民间文艺家，为收集整理古歌而不得不“行乞”时，都深为感动，破例让他免费乘车。60多岁的年纪，爬上车尾，一路颠簸，那种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很多列车长、乘务员感动之余，都对他说：“只要你愿意，免费送你上北京都可以。”许多好心人也曾向他伸出援手，给他饭吃，给他路费，使他在漫漫苦旅中，领略了许多人间真情。
有所得必有所失，就在王安江为自己的古歌所获颇丰而心满意足时，妻子因常年的劳作而病倒。“肺上长了泡，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说起母亲的死，儿子王赟又一次泪流满面，那是1992年。当时他仅仅10多岁，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离去，却手足无措，心里埋下的只有对父亲的“恨”。
祸不单行。两个月之后，大儿子因考上高中却无钱上学而服毒自杀。王赟记得，当时哥哥特别苦闷，时常对还不懂事的他说：“我们这样的人，考不考上又有什么用？没人疼没人爱，每天只有孤独。”其实儿子哪里知道，他们父亲踏上的又何尝不是一趟孤独的旅程。
为了收集整理古歌，山坡荒野中的牛棚常是他夜宿的蔽所，自备的糯米饭团聊以充饥，月亮星星为他照明，蚊虫鸣蛙与他为伴……
“你就不觉得委屈和痛苦吗？”面对疑问，老人答道：“苦！哪有不苦的事，我们多少年来不都是这样苦过来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古歌里总有摄人心魄的沧桑感。再听老人的吟唱时，好像沉浸在一个古老民族的泣诉中……
为了古歌能够面世，他愿意到北京甚至更远的地方去“求助”，直到老死
有人说，在苗疆，每一首歌，都是一部历史。苗族古歌是苗族人民生息繁衍的种子，是歌唱生命的记录……
在王安江的眼里，苗疆是歌的海洋。“我们苗族处处是歌，敬酒是歌，斗牛是歌，但这些即兴的歌都不是我需要的，我收集的是古代苗人流传下来的古老的歌。”每次说起收集古歌的故事，老人总要费好些口舌才让别人明白他的意图。有时候，还要等他唱上一段之后，大家才能明白这种古老的歌与随口而出的苗歌的区别。毕竟，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会唱这种古歌的苗族同胞也越来越少。
多数时候，王安江找到的“师傅”都已年近古稀，求教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他们肚子里的千首歌、万部曲，也许就随着他们生命的停止而杳然无音了。在王安江心里，故沙临死前的交代是他的精神依托——“前人不摆古，后人忘了谱啊”！
回到家乡，他最热衷的事就是教孩子们学习古歌。可眼下的年轻人，别说学唱了，就是能不能听懂都成问题。每逢王安江路过中学的门口，看到来来往往的苗家孩子们嘴里哼哼着的，全是他听不懂的周杰伦、SHE、孙燕姿等流行歌曲，那种苦涩难以言表……
如今，村里的年青人大多都外出打工，每天为生计为赚钱而奔忙。即使有空闲时间，也是三五成群地去看电影、看录相、玩麻将、打扑克。他们不懂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但他们又有什么错？就连子女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那么不理解，把他当作“疯子”，这是王安江内心最大的悲哀。
为了34年的心血——要让20部记载苗族历史文化的古歌能出版成书，传承下去，王安江背着30多斤重的两大包书稿，到凯里、到贵阳去“求助”。遗憾的是，走了很多部门，老人都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老人告诉记者，为了这套苗族古歌能够面世，他愿意到北京甚至更远的地方去“求助”，直到老死。
然而因为常年的流浪奔波，他的愿望还未得到实现，就一病不起。
躺在台江县医院的病床上，他的内心仍在挣扎，为了古歌集，只要有口气，他就不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