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金融业界流行一个说法：在国内金融学术界、实务界、监管领域能够自由转换身份的人，只有“老夏”一人；他是横跨货币、资本两个市场，兼具理论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稀有动物”。

凡“稀有动物”必有争议。挂帅出征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时，夏斌为深交所赢得中国股市的半壁江山，却因股票下跌每天收到恐吓信；就职央行非银行司司长，他屡屡“削权拆庙”，又被称为“不称职的央行司长”。而记者眼前的夏斌，却在辉煌和争议之后，淡泊收心，一门心思做起了金融学问。

·“斌”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隔着镜片，夏斌的眼神看起来有点“毒”。他总是能最先发现问题并找到问题的症结。

早在2001年，有人出钱让夏斌搞点信托方面的研究，“当时就随便选了私募”。夏斌的“随便”，其实是他早已在思考的问题，这次只是信手拈来。

当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个个都像是“地下组织”。由于相关法律没有出台，其法律地位也处于灰色地带，使得私募基金以非法身份躲开了一切信息披露与外界监督，成为上市公司的最佳工具和做庄的温床——在股市中投入自己的资金买自己的股票。业界对私募基金的猜测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私募基金规模巨大，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

夏斌选择了被公认为私募市场最活跃的北京、上海和深圳，总计近7000家公司进行调查。他一方面收集工商局等各方资料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还学媒体搞暗访，亲自设计问卷，假装是手上有几千万、几亿人民币的客户，和私募基金去套情况，了解它们的运作方式。

随后夏斌总结发表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轰动一时。报告详细披露了中国私募基金的现状，让一直潜伏于地下的私募基金终于露出了冰山的一角。无独有偶，就在夏斌的报告出来3天之后，中国证监会也公布了几乎是同样内容的一份报告，给私募基金的问题再添一把火。

在政府和业界尚未对金融控股公司问题引起充分重视时，2001年他再一次以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研究第一人的角色，出版了《金融控股公司研究》，大声疾呼，银行混业经营要慎行，搞金融控股公司是现实的选择。同时还要制定法律、加强监督。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将此事列入议事日程。

面对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社会上争论不一。夏斌又前瞻性地提出，央行应尽快动手，控制资本市场的货币流通量，控制不断投入股市的“热钱”，他建议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1%，冻结银行存款1500亿－3000亿元人民币。似乎是巧合，央行随后丝毫不差地“照此办理”。

2006年，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上市，农业银行启动股改。面对海外资金纷纷入股大银行，国内个别高官毫无警觉。夏斌顶着压力，奋力疾呼：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必要的，但是在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金融资源的配置大权不能旁落他人，应该确立金融安全理念。这场争论最终以国务院领导的发话告一段落：国有银行国家要绝对控股。

央视“中国金融人物”评选给夏斌的颁奖词是：“中国金融政策研究第一人，中国金融业的诤臣”，并不为过。

·在深交所的“疯狂”日子

北大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夏斌，在财政部和央行过了几年的官员日子，便再也耐不住了。当时正赶上央行五道口研究生院招生，可主管领导告诉他，因为要提拔他，领导不想让他走。夏斌“毫不领情”地说：“我不要提拔，我就想读书。”为此，29岁的夏斌还掉了眼泪。

1985年初，夏斌来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一待就是8年。直到1993年初，才调到了证监会，被派往深圳证券交易所任首任总经理。“没想到坐了研究所8年‘冷板凳’后，机会竟然这样意外地来了。让我到深交所干真的了，你想那是什么劲头？”。

说起那段“疯狂”的日子，夏斌很兴奋。

夏斌初到深交所时，一直在跌的股票突然开始飘红，于是有传言说夏斌是朱总理派来的，带了几十个亿来救市。“这种说法我也听过，根本没有的事情。”

“当时根本就没有证监会的概念，就是两个交易所在拼命地竞争。”夏斌感慨道，市场传“早看深市，晚看沪市”。为了让股民中午也看深市，夏斌调整了深市的交易时间。

27个月以后，在夏斌手里，深交所从一个地方性的证券交易所，发展成可以和上交所抗衡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当时的上交所眼睁睁地看着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被深交所夺走了半壁江山。

内部调整是业务问题，夏斌得心应手。真正让夏斌感受到压力的是在股市下跌时。每天都有恐吓信邮寄到深交所，有股民就直接把责任推到夏斌身上。夏斌当时在深圳是一大“红人”，认识他的人太多，有些股民的行为也比较偏激。出于安全考虑，他还不得不去香港买了假胡子，“但一直没有用过，有时我出去，特警部队出身的保卫部经理就跟着保护我”。

“后来，恐吓信越来越多，甚至还有带血的。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情绪，秘书干脆就擅自处理掉不让我看见了”。

在各种各样的威胁中，夏斌最害怕的是交易大厅被人炸掉。他跟保安说：“如果你们看到有人抱着什么东西往里冲，就先用警棍把他放倒，不要出人命，把可疑的东西往门口广场扔，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如今，谈起在深交所的经历，这些动人心魄的“警匪战”，对夏斌来说已如过眼烟云。让他念念不忘的是，他本来是有绝招可以打败上交所的，“采用让利给异地政府的方式，吸引异地企业到深圳上市，开创深市的‘离岸市场’这些绝对都是狠招。”

“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干市场，干市场的目标就是干大！”这位年过五旬的金融实干家语气中略带挑衅。将所学的理论融入实践工作，对他来说是种乐趣。

·“不称职”的央行司长

因为在深圳“玩命地干”，夏斌的身体难负重荷，差点连命都搭上。1996年，夏斌回到央行。远离股市风云的他，却又做出一些常人理解不了的举动。

当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期间，夏斌不断写报告“削自己的权”，把管辖的彩票、企业债券、高尔夫会员卡、基金会、典当行等一些非金融业务从央行分离出去，加强监管。他的行为当时招来央行下属分行有些“好权”人士的反对。但在今日看来，央行随后的职能定位趋势——研究和制定金融政策，却正中夏斌的下怀。

两三年间，夏斌大刀阔斧地将自己负责监管的239家信托公司，硬是削减到五六十家，这么大的动作在他的协调下没出大乱子。夏斌也因此被媒体誉为“信托老船长”。但把一些银行业务分离出去，必然触及底下分行行长的实权，所以有人给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写信，说他是“不称职的央行司长”。

夏斌削自己的权，还拆过自己的“庙”。他说：“为什么削自己的权？忙不过来、做不好就应该削；不是央行应该干的活也应该削。当官只想着捞权，就容易出事。”早在他还是央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时，协助行长研究相关部门调整方案，就提出撤销自己所在的政策研究室。中央编委办公室负责人说，没见过这样的官，把自己的“庙”给拆了。

其实不管是“削权”还是“拆庙”， 夏斌很清楚拿捏的分寸，那都来自他对政策精准的把握和判断。他在回答问题时看似不假思索，但事实上，是因为他“吃透”了中国的金融业。作为一个官员型学者，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早已渗入了他的思维定式。　夏斌喜欢和人聊天，多半时间他会静静地倾听，他把听到的一切，变成经济学研究的素材。有时听了半天，他突然会扔出一个想法来征求你的意见，这正是他的经济学研究进行时。

但对一些经济学家没有针对性的“高论”，或金融官员没有理论支撑的“老生常谈”，夏斌从来都毫不客气。“关于外汇问题，有些学者就喜欢喊理论，理论谁都知道，现在最紧迫的是外汇怎么用的问题，这才是需要探讨的。”

2002年，他从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一个“很有权力”的机构出来，又回到了研究工作中，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如今在书斋潜心修炼的夏斌，觉得能呆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写东西也是一种超然享受。“什么时候社会上对当官没有兴趣了，也许中国体制改革就到位了。”夏斌自己觉得现在挺好，还煞有介事地告诉记者，“说不定哪天我就与你们‘同流合污’，做个财经节目主持人了。”

“每天想想自己在想什么，忙什么，为了什么，就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平时事不要揽得太多，执着干好几件事，足矣。”吃透金融业的夏斌，对人生也有自己的参悟。

·今年股市不涨没道理

记者：像您这样金融业的“稀有动物”，现在“隐居”在这里搞研究，是不是可惜了？

夏斌：谈不上可惜，作为政策经济学工作者，做着我自己喜欢的事，而且仍然在金融领域做，有当官的还羡慕我呢。

记者：最近您一直在关注金融开放，金融开放能为老百姓带来什么？

夏斌：通过中外银行的竞争，提高服务水平，开创新的产品，对老百姓的理财服务，肯定是有好处的。这是老百姓能直接体会到的。而不容易体会到的是，在竞争中改善银行的治理结构，提高银行的资产质量，金融体系进一步安全了，对存款者间接也是有利的。

外资银行来到中国，靠什么和国内银行竞争？价格肯定是最主要的竞争手段。跨国金融企业为了提高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往往采取各种灵活的定价策略。会员制也将广泛存在于金融业，就是将投资者分成会员顾客和普通顾客两类。但对普通客户而言，这样的服务改善不大。我国商业银行存在大量低额储蓄账户,比如目前仅工商银行100元以下的账户占总账户的5%以上，其平均存款只有13元。而跨国金融企业会将这部分客户定位为负值顾客，有“歧视”地区别对待。

记者：与此同时，你又在呼吁金融开放要掌握节奏？

夏斌：关于金融开放，我们要顶住外面有些对中国不切实际的开放压力，也要警惕内部有些人潜意识想简单“闯关”的思想。上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的闯关，曾引起一些麻烦。现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比过去更加密切，因此，更要有清醒的头脑，开放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

相对国际而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速度并不慢；而且，我国的金融是弱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些教训记忆犹新。

因此，我提出要看好中国的金融“国门”。所谓“国门”，一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问题，二是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彻底开放问题，三是外资参股我国金融机构的比例问题。看好“国门”并不意味着不开放，而是要结合中国国情，以我为主，逐步开放。

记者：2006年的股市让人刮目相看，您是否继续看涨2007年的股市？

夏斌：股市经过几年整顿，股权分置基本成功，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很好，因此股市不涨没有理由。去年底股市大涨，稍微有点快。根据我的体会，此时投资者应该清醒。

我认为要保持股市稳定发展，重要的是，要看好“国门”，严防违法违规的热钱进来，二是央行要控制好货币供应。只要确保这两个前提，政府用不着干预股市，股市自身会调节。投资者也会在行情的涨涨跌跌中提高素质。

记者：您自己有没有投资股票？

夏斌：我不买股票，不知道怎么开户，也没这个精力。

但对宏观走势还是有一些判断。今年的“黑色星期二”，我逢人就说做短线的应该赶紧买，这时候不进什么时候进？后来果然又涨了，这是经验。

夏斌，1951年出生。1993年7月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使深交所分得中国股市半壁江山。1996年，调回中国人民银行，任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期间，由于“削权拆庙”被称为“不称职的司长”。2002年9月至今，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专注学术研究。（来源：环球人物 编辑：陈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