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文化强国强在公民道德
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给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本报记者带着文化强国背景下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于丹教授，她对“文化强国”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
“文而不化”社会出现道德失范
记者：身为“文化学者”，您对“文化强国”有哪些理解？对于“文化强国”蓝图的最终实现有哪些期望？
于丹：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提高文化自觉程度的话题。《周易》有最早关于文化的记载：“观乎人文已化成天下”。文化自觉就是将“文”挪到了“化”，将我们五千年的文明遗产化入我们的道德规范。如果“文而不化”就会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如几乎与文化强国战略同步进入人们视线的“小悦悦事件”，触动了每个中国人心中的道德底线，更加说明了文化是用来化人、化社会的，是要用道德能量唤醒社会良知的。
我们的民族崇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老人和孩子无论是在人类社会还是在动物界，都是弱势群体，是应当受到呵护的。但在“小悦悦事件”和“彭宇案”中，死伤的是孩子，去讹诈的是老人，这比职场中成年人之间的你争我斗更加惊心动魄。在这两个事件中，人们在帮助别人但担心被讹诈的同时，忽略了自己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撞的人的可能性。人是脆弱的，人们帮助别人，不是因为崇高而是因为脆弱，所以人人都需要帮助。
在2011年，我们在“3?15”对食品安全的曝光中迎来了春天，在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和温州动车事故中度过了夏天，在“小悦悦事件”的巨大反思中感受着寒秋。在这个时候，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我们期待，这能让我们度过一个不再寒冷的冬季。因为，文化强国，强在公民道德。
记者：对于一个要用文化来做武装的国家来说，人们的文化普及必不可少。您在《百家讲坛》上深入浅出的表述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普及到了千家万户。请您谈谈在将文化产业打造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同时，如何避免过分追求精英文化，或将焦点对准在文化方面的高消费群体？
于丹：我注意到，此次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有关于公益性文化机构的保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因为，当今社会上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文化产品的贵族垄断上，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文化应该是零门槛的，但我们现在的文化消费越来越高，越来越贵族化。
就比如喝茶，古人对茶的排列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序列里的，是我们从人间四季流转的生活中提炼出的文化。燥热的春夏我们喝绿茶，因为绿茶是不发酵茶，是早春自然蒸腾出的芬芳，清逸入心入肺，能祛除体内的燥气；秋天大地阳气始收，秋凉冬寒渐渐逼来，我们喝半发酵的乌龙茶，它既有绿茶的清洌，又有红茶的醇厚，能在季节变迁之际调节人的身体；萧瑟的寒冬，我们喝全发酵的红茶或是普洱，那种温润能在寒气中沁暖我们的肺腑。所以，茶文化就是草根阶层家家户户离不开的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前门的大碗茶一样，是一种日常相随的生活方式。
还有我们的国粹京剧。京剧是怎么产生的？是徽班的二黄、汉调的西皮加上昆曲的文学母本，再参照秦腔和梆子的曲式融合而成的。街头挑担的、拉车的百姓都会哼几句京剧，这就是中国国粹的力量。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生机蓬勃的、健康的、良性的、让每一个公民都有尊严的文化方式。它能保证我们大众在文化中不仅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文化不应该是贵族的象牙塔里的一种玩赏，它应该是无所不在、生生不息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会出现一种心理不平衡，它不仅仅体现在衣食温饱上，更体现在一种精神权利上的差异。所以此次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对文化公益性在措施上的保障、政策倾斜和在规范上的推进，这其实是以制度的方式，以一种清晰的政策来提升我们社会的文化公益性。我想，这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有必要的。
文化传播交流重在尊重差异
记者：您是媒体资深策划人，您认为媒体走向市场后，将迎接哪些机遇和挑战？“市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产生哪些影响？身处其中的文化工作者们将会面临哪些抉择和考验？
于丹：其实媒体走向市场后，会遇到很多矛盾的点。一方面，我们的媒体有宣教和引导的功能，另一方面市场有它的商业指标，有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指标，它很有可能和宣教功能是冲突的。怎样在一个指标多元化的环境下达到一个平衡的最高值是我们的媒体需要考虑的，我们要做的不是指标的偏废，既不能完全依赖行政手段来控制，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失去价值导向。所以怎么在平衡中传导出最大价值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而且媒介工作者自身面临的挑战也很高，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国际化的传播平台上。此次十七届六中全会也特意提到了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国际传播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文化不仅仅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消费，还应该作为一种观念和态度，在国际范围内作为一种建设和交流。在近三年内，我们在国际上的经济话语权、外交话语权、政治话语权都是在上升的，而文化话语权则刚刚站在起点上，还有大量的空间是可以往上提升的。
在最近这几年里，我去了十几个不同的国家讲学和沟通，我自己有两个特别大的感受。一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文化抱有强烈的好奇，二是抱有深刻的成见，他们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带着一种挑剔的质疑在审视中国文化。在这种审视下，我觉得中国文化应该有一种自信和从容。因为我们已经传承了这么多年了，我们没有必要去声嘶力竭地辩解，而是应该承认差异，并在差异中沟通。这些年我去了各大洲的不同国家，我发现只要你很诚恳，这种沟通都是可以完成的。所以我的《论语心得》其实只是一本讨论中国哲学的书，但是已经发行到了将近50个国家，外文版的销量也已超过40万册。我自己就是一个个案，因为只有站在不同文化的角度，站在最普世的当代价值上，用最为简易的方式去阐述我们的经典，我相信是会被大众所接受的，也能很好地去完成对外交流。所以这次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后，我们能做的更多了，而且还得在最广泛的交流平台上，以尊重差异作为一个前提，把原来单纯的宣传意识转换为一种科学的传播策略，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文化产业应是一种原创产业
记者：您曾说过“没有道德约束的勇敢是世界上最大的灾害”，那么您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在高速发展中，应当用什么手段约束最恰当？如何将“文化强国”变为一种信仰，扫除媒体走向市场后人们的困惑，让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凝聚在一起，实现这一美好的蓝图？
于丹：文化产业是最近十年来的主题词，我们提文化产业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是文化产业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外延到底怎样约束和规范，这一直都是属于探索中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状况是文化产业的机构众多，但是文化产业的力量和影响并不够强大。任何一个行业都是从数量上的繁荣到品质的提升，十七届六中全会是第一次对文化产业从界定到规范再到引导都进行了系统而清晰的描述，这也许标志着文化产业到了一个质变的契机。所以现在的文化产业应该是更成熟了，更依赖制度了。
可以说文化产业在最初出现的几年里，有极大的随意性，并且往往是作为衍生产业，而不是原创产业的。比如说一些房地产公司兼营文化产业，一些商贸企业也把文化产业作为副产品，这在前几年是很普遍的现象。现在的文化产业越来越规范，而且成为了一种原创产业了，这种产业不再是零散的，而是形成一种集约化的力量，一种优质资源的评价和一种持续发展的链条，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会有很多的制度出台的。因此此次十七届六中全会认真地提到了“文化立法”的问题。过去，我们的文化往往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的鼓励，并没有清晰的立法，但这次我关注到了对于版权保护的阐述。
以我自己举例，我的《论语心得》正版销售是将近600万册，但是盗版已经超过了1000万册。面对这样大的盗版规模，各个机构都表示关注，但是真正保护版权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无论是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我个人的个案，都会对制度的保障和约束抱有极大的期待。我们更期待的是今后能出台一系列微观的、有细节的立法和司法的条文，能覆盖到音像、出版、媒介产品以及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各个领域，这样我们就能以法律和制度作为保底，以公民的道德感和人心自觉作为提升，最终达到文化大繁荣这样一个境界。
●文化应该是零门槛的。
●我们在国际上的经济话语权、外交话语权、政治话语权都是在上升的，而文化话语权则刚刚站在起点上。
●中国文化应该有一种自信和从容，没有必要去声嘶力竭地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