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全球气候大会即将在哥本哈根拉开帷幕。联合国192个成员国中近百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率团赴会，有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等国政要。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与会并发表重要演讲。大会将就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开发和转让以及资金四大问题展开讨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发达国家2012年至2020年的减排目标。有关各方能否就此克服歧见，达成共识，形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而不是一项政治性的框架协议，以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由于讨论多涉及各国经济乃至战略利益，大会将充满尖锐较量和激烈博弈。

气候问题举世关注 曾屡遭歪曲“绑架”

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日益感觉到气候变暖给人们带来日趋严重的消极影响。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发达国家释放的二氧化碳等形成近95%的气候变暖因素。如从1950年到2000年计，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排放量导致气候变暖因素也已达到了73%。这些主因，交织新兴经济体排放的近27%的二氧化碳等，形成今天气候变暖的严酷局面。

具体表现在海平面逐渐上升，危及一些岛屿小国；冰层加速塌落，可能形成巨大洪水；亚马逊密林反常，许多物种濒临灭绝；亚洲、澳洲、萨赫勒地区沙漠化加剧；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一些奇病怪病不断滋生、这些状况不但危及人类特性发展，且直接影响人类生存。

2007年期间，一向讨论政治安全形势的联合国安理会首次从安全层面讨论该问题，可见问题之急迫。安理会要求各国严格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有关条款，特别强制性地要求发达国家达到减排目标，对发展中国家虽无强制性要求，但也希望他们按照本国国情确定减排意向。“共同有责但有区别”的原则再次得到强调。发达国家对此一直持有歧见，其中有些国家甚至认为他们只不过早些使用了大气权利，对造成的气候变暖并不负有责任和义务；相反强调新生经济体倒是大量排放、造成气候变暖的主因，他们才应该承担主要减排使命。中国、印度等国成为他们的“绑架对象”，“气候威胁论”由此形成。

这种有悖常理的“论据”一直贯穿到那次安理会之后所召开的10轮大大小小的气候会议，其中包括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1月初开始的巴塞罗那那轮磋商发达国家建议把召开正式会议视作一轮，和其他磋商作为二轮合并成一轮，废除或抛弃《京都议定书》，并另搭新框架，企图以政治宣言代替对发达国家的强制承诺。气候问题险些再遭“绑架”和歪曲。由于非盟代表抗议而使其图谋没有得逞。

积极消极因素并存，关键在于诚信求实

丹麦气候大会召开前的形势，错综复杂，概言之，积极因素和消极作用并存，成功关键在于发达国家是否“诚信合作”。目前，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发展中国家一级东道主丹麦各有大动作，值得关注。这些大动作、大动静分别给大会带来“较大激励”，或为成功“适当铺路”，或为大会“制定正确思路”，反之则力度较小，或“前景不明、最大不确定”等因素。

给气候大会带来“较大激励”的是中国。中国宣布：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到45%，并附之以植树造林4000万公顷和使用非化石能源达到15%的指标。该项宣布有两大亮点。一是自我约束性指标，这并非联合国的强制量化要求，而是中国高度负责任大国国际主义的表现；二是力度颇大。东西方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给气候大会成功“适当铺路”，是中欧联合声明凝聚的三点共识。一是，欧盟将在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并愿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把减排提高到30%。二是在“共同有责但有区别”的原则下，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达成全面、公平和有雄心的成果。三是，意识到中欧在气候问题的合作空间，如采用丹麦的风能技术、德国的环境技术以及美国的低碳技术等方面。

给气候大会可能“制定正确思路”的是部分发展中大国达成的共识。中国最近同印度、巴西和南非与七十七国集团轮值国主席苏丹召开的磋商合议达成的成果十分重要，其中表明丹麦大会成果应涵盖长期合作意愿、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资金建立和技术转让等内容，并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应对气候方面的特殊要求等。这些可能给大会“创新思路方面增加活力”。如被采纳，就能使一切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心血和精力。

给气候大会“力度较小”的是美国的减排目标。同其前任相似，奥巴马做出了一定努力。他宣布美国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50年的基础上减排17%。南北方面都肯定了美国的进步，但也一致认为“力度太小”。因为上述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无法给大会起到“积极影响”，更谈不到其“表率作用”了。

给气候大会带来“不明前景”的是日本的表态。日本鸠山由纪夫首相承诺减排目标为25%，这较前任减排8%高得多，应予肯定。但日本的承诺要落实有相当的困难。第一，日本此次承诺有一个先决条件，即所有主要排放国家都参与减排，而此点很可能陷没有强制性目标要求的发展中国家于尴尬境地而遭拒。第二，日本企业界对此不认同，认为负担太大，不利于经济。日本内阁要员3日放出气候大会难以达成重要成果的口风，表面上是“时间太紧”，实质上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无独有偶，澳大利亚陆克文原拟给气候大会送去一份“减排礼包”，却被澳参议院否决，也与经济原因有密切关系。人们由此可以找到发达国家为何制定减排目标如此之难的原因。发达国家经济利益决定一切。他们的逻辑是，如果在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找到汇合点时，一切均好说；反之，放弃国际利益，不管气候形势如何严峻。

给气候大会带来“最不确定”因素的是东道国丹麦提出的一份气候草案。该草案要求2050年减少全球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把2020年作为碳排放的“顶峰年”。这实际上意味着剩下来的份额将由发展中国家来完成。这种转变重要责任的做法，不但与联合国的原先规定相逆反，而且背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强烈的意愿，因而遭到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强烈反对。中、印、巴、南提出了应对草案，包括再次强调“共同有责任但有区别”的原则，以及建立完善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等。

大会要过三道关 面临三种前景

气候大会要取得成功，必须过三道关。首先是减排目标关。发展中国家要求排放了二氧化碳达三万年的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目标达到40—45%是完全合理的，且经科学计算的。因为（如果减排）不达标，本世纪末全球升温将在1.1℃到6.4℃之间；而且从最近温室效应排放的增速来看，地球气候已朝6℃—7℃的升温方向发展，这将大大超出2℃的地球生态警戒线，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第二，提供资金关。这笔资金总额多少、由谁来出、南北分歧颇大。第三，大会设想的“政治协议书”的性质关。发展中国家认为要有法律约束条文，发达国家则认为已松散为宜。

丹麦气候大会的前景有三个。一是达成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内容公正、合理的减排目标以及技术转让和资金提供等方面。第二，在2010年墨西哥气候大会上再达成协议，其间多国再进行磋商。第三，通过一个号召式的“政治协议”文件。从目前形势观察，不容乐观。

这次围绕气候变化博弈过程中，带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对待低碳经济。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合力狠抓低碳经济，所谓低碳经济指绿色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的运用。联合国最近统计指出，与利用煤炭和石油发电的投资1100亿美元相比，2008年全球绿色能源的屋子超过了传统能源，达到了1400亿美元。全球低碳经济已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发展势头锐不可当。这表明在今后的岁月里，哪个国家能在低碳经济方面抢先占领制高点，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占领领军地位。这无疑是带有战略意义的深刻启示和发展方向。

 

（作者： 吴妙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安理会候补代表  编辑：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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