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讲述

　　王本海：过去用“摇把子”电话，现在用手机

　　61岁的老人王本海，老家在山东菏泽市辛集镇王桥村。1968年，他应征入伍到安徽，当时跟家里联系，只能通过写信、发电报。

　　1979年，王本海复员，回到镇上当了文化站站长。“当时文化站只有一台‘摇把子’电话，要抓住把手摇上半天，才能接通总机。那时没有电话号码，都是通过总机转。打个长途，要从乡总机转到县总机，再转到外地总机。信号很差，听不清楚。”直到1982年，文化站才安了拨号电话。

　　1994年，儿子到上海上大学， “我都是骑车十几里地到镇上邮局，给儿子寄信、寄钱，” 王本海的老伴田玉真说。第二年，大队装了全村第一部拨号电话，安装费3600块钱，全村的人围过去看新鲜。田玉真试着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当熟悉的声音通过黑色的话筒传到耳边，“简直跟做梦似的，太神奇了。”

　　1996年，王本海家里安了电话，花了1000多块钱。当时村里才三户人家家里有电话。“那时家里像传达室一样，晚上吃完饭，不时会有电话打进来，让帮忙叫乡里乡亲，开始几个孩子图新鲜，抢着接电话，谁接电话谁负责去叫人，住得远的要跑好几里路，后来几个孩子都不敢去接了。”2000年后，村里才开始大规模装电话，现在村里有90%的人家都装上了电话，没装电话的人家有小灵通。

　　1998年儿子毕业，买了个传呼机，“有事就给他打传呼，让他回电话，不像以前那样找不到人，方便多了。”

　　1999年，儿子送给老王一个黑色的大哥大，块头很大，像砖头一样，沉甸甸的。“当时村里信号不好，很多时候都是当个摆设。没过几年，几乎人手一部手机，有的甚至一人有几个手机。个头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多……”

　　菏泽以牡丹闻名，村里很多人做花苗生意，原来卖花苗，要开车四处跑，问别人要不要，只能碰运气，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到当地园林局问问是否需要就行，获取信息更快了，节省时间、节省油钱。

　　刘青：我1995年开始上网，那时几乎没有中文网站

　　刘青可谓中国最早在家中上网的网民，1995年，20出头的她已经可以在家中上网了。“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中文网站，聊天只能去雅虎。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和外国人聊，有美国的、法国的、新加坡的，还碰到过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遇到一个台湾同胞，当他知道我是在家中和他网聊时，惊讶得不得了，直说没想到!没想到！”

　　刘青说，那时还只能拨号上网，有麦克但没有摄像头，可是她能看见对方。她还回忆道，那时，我清华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学计算机的同学，都不惧路遥骑着车子跑到我家来看新鲜。最好玩的一次经历是，我和一位中国男孩儿聊了半天，后来发现我们俩都在北京，后来我们说赶紧下线，打电话算了，多贵呀。那个时候，每个月的上网费用大约是300多元钱。没有包月呀、套餐呀一说。比现在贵多了！

　　宋仁信：以前有急事只能到邮局发电报、打长途，现在再不像从前了

　　宋仁信师傅1974年进入北京市东四邮政支局。刚进邮局时，宋师傅送了5年电报，后改收电报，直到1998年电信组并入营业组。“当时有急事只能发电报，每天来报有五六百封，去报有四五百封。”宋师傅回忆道，“那时银行之间的往来、各部委与地方联系都通过电报。”宋师傅指着旁边的何英姿说，“她以前可是电报能手，在北京市邮局比赛中得了第一名，一分钟能打150多组呢。”

　　何英姿1994年到东四邮局做执机员，发电报。“那时学习成绩好的才让学电报，电信组在邮局是最荣耀、待遇最好的，只有电信组给安了空调，别人都特羡慕。”何英姿说，“我进来时是电报最昌盛的时期，当时电报是邮局的主营业务，邮局有一半人在做电报，夜班要从下午3点一直上到晚上10点，连站起来的功夫都没有。”

　　“老百姓之间的电报一般都是接站或者婚丧嫁娶这类的急事，当天都要送达，每天都要送到晚上11点。”宋师傅说，“那时候，北京站必须凭接站的电报才能买到站台票。改革开放后，用电报联系买卖、进货、发货的多了，电报内容有了一些变化。”

　　宋师傅介绍说，电报之外，长途电话业务也曾经非常火爆。改革开放后，外地进城务工、做买卖的多了，通讯又不发达，人们只好去邮局打长途电话。原来东四邮局有6个电话亭，人特别多，都要排队等候。晚上7点钟邮局关门，电报、长话柜台要延长到晚上10点。

　　随着电话的普及，电报业务很快萎缩。何英姿并入营业组，后来又转到大宗组。宋师傅分到营销组。“现在一个月仅有不到10封电报，都是发到特别偏远的农村。到邮局打电话的也很少。信件中商函占大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家书也很少了。”宋师傅说。（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 温素威 邓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