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眼中的中国30年

　　这个计划是历史上广泛、大胆、独一无二的。让10亿人口急剧转向，让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脱离与世隔绝的状态，怎么可能有先例呢？与外部世界隔离了太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8年开始了它的“大跃进”，或者用北京的措辞——“新长征”

　　★ 文/王宇洁

　　1923年，美国人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创办了《时代》。在中国生活14年的渊源让卢斯在大洋彼岸仍对中国投以关注的目光。

　　在蒋介石时代，他甚至用自己手中的舆论机器浸染着美国政府和公众对国民党政府的热情态度。1924年9月，军阀吴佩孚成为《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

　　出于天然的价值判断，《时代》笔下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与我们了解到总有些不同之处。于是，当《时代》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注与我们认识的历史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事情变得更加丰富而立体起来。

　　“怀疑主义”

　　“这条无名小巷充斥着垃圾、生锈的煤油桶和碎瓦片。一捆捆参差不齐的柴火用绳子捆着堆在人行道上。碎砖、锡制脸盆和木水桶散落在挤满了人的路上。稀少的几辆自行车被仔细地锁了起来，斜靠在三层小楼旁。三只鸡在木板条做成的鸡笼里不紧不慢地咯咯叫着。孩子们在街上乱转，有几个在跳绳，他们的父母在做周末大清洗，从街上的公用水龙头里接自来水。

　　这条街上的脏乱和贫穷景象跟月历画上的中国相去甚远：面色红润的女孩微笑着在伊甸园似的果园里采摘熟透了的苹果，穿戴整洁的工人坐在擦得锃亮的机器里。但距离越南北部不远的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50万人口)的这条小街却更代表了中国的普通景象。”

　　当然，中国有其气派的工厂和舒适的公社展示给来访者。但信步走入城市的小街或者小村庄，你就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1月1日，《时代》的香港分社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眼中的中国景象。这时候，席卷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刚刚涌起。

　　“1979和1980年9月，复旦大学学生联合会民意调查的结果被贴在大学的公告栏里，然后被要求撕掉，估计是因为结果体现的怀疑主义让人震惊。例如，问到对于现任领导人实现‘四化’的能力怎么看，78%的学生选择了‘等等看看’的态度。当问及四人帮之流在下个十年会不会卷土重来，只有5.4%的人坚定地回答说不会，一半多的人回答说‘有可能’，39%的人说‘难以避免’。对于他们自己的未来，54%的人觉得‘不确定’，只有36%的人宣告自己‘充满信心’。”(《学生们相信什么》，1980年11月10日)

　　对于包括复旦大学学生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还没有预料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北京门庭若市”

　　数年之间，小街上破旧脏乱的景象和平静的生活不见了。“在北京的大街上，留着长发的男人穿着风衣，和穿着高跟鞋的女朋友挽着胳膊。建国饭店就是加州度假酒店的翻版。附近，马克西姆的北京餐厅提供着70美元一位的高级菜肴。堵塞街道的自行车流中加入了奔驰轿车和日野观光巴士的身影。

　　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北京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位很有魅力的女士和她的家人站在一辆崭新的丰田车旁。去年收入18000多美元的养鸡户孙桂英(音)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5年的历史上第一位买了私家车的农民。”(《资本主义在酝酿》，1984年4月30日)

　　神秘而封闭的中国向西方的触角“媒体”，揭开了面纱。“在众多才能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表现出了他的老练——留意并满足美国新闻记者的需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新年庆祝晚会上，北京邀请了27名美国记者到中国进行了‘两周游’。最高潮是在人民大会堂与邓会面，这是美国新闻记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脑的首次如此规格的接触。”(《北京门庭若市》，1979年1月22日)

　　“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几年前决定对外国资金和技术实行‘开放’政策时，他也警告他的人民提防‘资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的渗透’。

　　确实，长腿美女如今在皮尔·卡丹北京最新的时装秀上走来走去，不远处，穿着考究的旅游者走进卡丹新开张的马克西姆餐厅一品法国美食。

　　即使在郊野的林中空地上，也可以看到穿着牛仔裤的青年人随着录音机的音乐跳着摇摆舞。”(《与“精神污染”做斗争》，1983年11月28日)

　　“大部分听众，从青年人到高官，都面无表情地看着，5个多小时的表演中，仿佛在硬座位上生了根。更多听众拍着膝盖，或者文雅地摆动着头。在听过威猛(Wham)乐队的打击乐之后，一个年轻的音乐学生发表了她的看法：‘所有这些都真的让人疯狂。’

　　但4000多名现场的国外观众——大部分是学生——大多没有这样的自制力。他们吹着口哨，欢呼喝彩甚至在过道里跳起了舞。一些大胆的中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惊慌失措的绿制服警察一直试图把他们推回自己的座位上，甚至动了武。”(《中国北京摇滚》，1985年4月22日)

　　“自由退出的中国”

　　“上个周，在中国第一例破产拍卖中，政府卖掉了辽宁省东北部的一家工厂——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把它变成了工人所有。在北京决定不再资助亏损企业之后，这家工厂8月就已经歇业。在另一场行动中，有限的证券交易在上海试点开始了，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劳动合同的引进可能有着最深远的影响。在终身雇佣体系下——中国人称之为‘铁饭碗’——工人可以推卸责任却不必害怕解雇或降薪。他们的工作是指定的，经常无视能力或技巧；甚至，他们的工作面貌都由上级决定。”(《自由退出的中国》，1986年10月6日)

　　随着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悖论：法制建设的同时伴随着贪污腐败盛行，一部分人端着单位的“铁饭碗”，一部分人却已经遭受到破产的震动。

　　“‘无法无天’是一句中国古语，用来形容法律缺失的状况。中国的新统治者也许会把它变得更实际：无法无四化。它意味着保证官员、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这些中国发展的基本力量不会被一声令下就送到稻田里去，就像毛时代那样。为了鼓舞斗志、稳定秩序，如今掌权的温和派去年通过了一部宪法，规定了审讯开放和公平，还承诺年内出台一部刑法。外国投资者也得到了中国的法律保护，后者亟需技术和资金的注入(目标：到1985年1000亿)。”(《中国迎来法制》，1979年3月19日)

　　“《沈阳破获重大偷窃案》，北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写道。《偷金子的罪犯被依法处决》这种骇人听闻的故事以前绝对不会出现在保守的官办媒体上，但最近，《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国报纸几乎每天都刊登这些犯罪行为。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些被千夫所指的罪人是共产党官员。《时代》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理查德·伯恩斯坦说：‘他们现在被放在国家报纸的头版上公开批判，表明了北京的最高领导加快了在内部查处贪污腐败运动的速度。这个问题已经长时间成为中国普通百姓忿恨和不满的主要原因。’”(《腐败的干部》，1980年1月16日)

　　“新的‘我’一代”

　　“周五晚上，老上海的核心地带。J.J.迪厅(编者按：1992年由台商开办，1993年被美国媒体排为世界第五、中国内地第一大迪厅)里拥挤的人群热闹非凡。穿西服打领带的男人与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翩翩起舞；小桌子旁边，新富们在接手机的间隙小口喝着饮料。J.J.里的年轻人纵情于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东西：个人和职业的自由。那些有意愿和能力从经济改革中受益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自由地去追寻他们的财富、他们的伴侣和自我认同。(《新的“我”一代》，1993年11月29日)

　　“钟奇志(音)决心要做到，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是农民和工人的儿子。’他说，‘我没法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于是，这个来自成都的31岁年轻人自学英语，跑到西藏一家旅行社干了4年，然后在南方城市昆明开了一家电脑商店。

　　1996年，他通过了大学考试，开始学习国际金融和经济学。他为自己的妹妹交学费学日语，如今她在上海的索尼公司工作。钟希望能很快跟她会合，到外资银行或者投资公司工作。

　　‘我认为中国人有更强烈的成功的愿望。’在他就读的大学旁的一家茶馆里，他点上半支烟，环顾周围桌子的学生们。他们大部分都要比他小上十岁。当钟还在他们这个年龄时，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无法盘算着跳槽、得到很好的教育以及在钟所希望的‘高盛或者花旗集团’求得一处职位的。”(《中国的脉搏》，1998年6月29日)

　　与此同时，一些观念也悄悄被打破，传统在现代经济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调查是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族‘性文明’调查。使用了500名社会工作志愿者，获得了15个省23000人对240个问题的回答。

　　在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性和婚姻之间高度连结的关系退化了。有86%回答问卷的人说，他们赞成婚前性行为。如此开放的态度经常持续到婚后。让人惊讶的是，69%的调查对象不认为婚外性行为有任何不妥。

　　可以想见的，未婚先孕者的数目也正在上升。作为回应，政府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实用的立场。就在几年前，未婚先孕的女人会被工作单位辞退，然后被作为反面教材强制堕胎。如今，她们可以在私下悄悄进行。(《在中国，直言谈性》，1990年5月14日)

　　1999年，在接受《时代》采访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党委书记傅青元说，“中国的许多人正面临着信仰危机。”

　　“中国会成为老大吗”

　　“在许多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后，中国被亚洲经济危机波及了。今年，国外资本流入的规模第一次变小。这是中国在市场开放方面做出如此多让步，以期赢得今年与华盛顿(并派出了最懂经济的朱基访美)达成协议的一个原因：它极度需要西方投资者的美元。

　　美国国会的反对者并没有认识到，世贸组织在短时间内对中国造成的损害远大于对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做好应对外国竞争的准备。破产和失业将会猛涨，它们所造成的紊乱将大于美国所承受的。但长期来看，一些美国企业确实会受到损害。鲍莫尔说，这是繁荣的代价。”(《中国和世贸组织》，1999年4月15日)

　　繁荣背后，问题也渐渐浮现。“25年来，赵一直在中国东北部的一家煤矿工作，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煤炭就在这里被开采出来。他是个幸运儿。中国矿工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官方发布的数据是，去年，大约有5000名他的同事死于矿难。中国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并把原因归于当地官员和矿主的官商勾结。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拼命发展下去的话，这个国家的空气和水将会比现在还要脏。它的工人——其中许多处于糟糕的状态中——将永远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不管北京的政治家们多么有见地，不管新的规章制度被阅读得多么仔细，如果地方政府为所欲为，所有的成果将毁于一旦。”(《用鲜血染红的煤炭》，2007年3月2日)

　　“在一个饱受曾经的政治混乱、经济增长过热和腐败之苦的社会中，用法律解决争端或赢得正义还是一件新鲜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法律和法律体系已经开始扎根。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主席胡锦涛，经常说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但想利用这种发展的律师积极分子仍然面对着巨大的障碍。许多法院拒绝接受某些案子。‘如果案例比较敏感或较新，大部分法官都不想陷入争论。’郭建梅，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创立者说。

　　面对这种困难，许多律师依赖媒体的支持。有时，媒体的监督会给法官以压力，让他们按照某种方式行事。它也可能吸引更高级别政府部门的注意力，让某些机构服从于法律，庭外和解甚至是改变法律或政策。

　　例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他因为未带身份证而被扣留，在看守所期间被殴打致死，引起了公众、尤其是网民的强烈不满。孙死后三个月，国务院就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中国探索法制化》，2006年12月11日)

　　从越来越常规化的报道里，《时代》正试图描绘出这个国家的未来。“超级大国是指拥有巨大经济总量和全球军事触角的国家。这个词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被广泛用来形容美国，它也是如今唯一一个被冠以这个头衔的国家。中国既不拥有像美国那样的物质财富，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全球军事力量。但以经济和军事规模定义一个超级大国忽略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国家有能力颠覆这种体系，它这么做甚至是无意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会成为老大吗？》，2000年5月22日) ★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