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纽约举行的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作题为《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和平发展》的发言。 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1979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后，外交上也面临拨乱反正的问题。当时最为重要的两点，一是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这两大战略性判断和决策，奠定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后来，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邓小平又先后提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以及“不当头”、“不称霸”的谋略；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两大主题；中国要 “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笔者在实际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外交，正是沿着邓小平外交路线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其中，有两大问题我有幸直接参与具体工作。

一、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向21世纪

冷战结束后，邓小平既敏锐地觉察到国际形势中新的动乱因素（特别是“单一超级大国”图谋统治世界的图谋），更看到了新时期的机遇和希望。

1993年APEC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前夕，他尖锐地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向21世纪”的问题。在一次内部谈话中他指出，本世纪是人类文明大有进步、科技和生产力大放异彩的世纪，也是战乱频仍、很不安宁的世纪。本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扔了两颗原子弹，其它冲突和局部战争不计其数，把这个世界搞得乱糟糟的。现在冷战和两极格局已经结束，国际关系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同时也爆发了许多地区冲突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天下还很不太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这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他还说，到本世纪结束还有好几年，我们还来得及做些事情，应该有所作为。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为人类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那么世界人民将会感到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如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世界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没有安全感、经济艰难的世界，我们就向世界人民“交不了账”。作为新旧世纪之交的领导人，历史注定我们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显然，邓小平当时关心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命运，他心中装着整个世界，装着世界人民的疾苦和希望，装着人类的未来。他高度概括了二十世纪的主要经历和问题，描述了世界人民对新世纪的基本希望，指出了世纪之交领导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高瞻远瞩，立足于做工作，立足于指明方向，表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乐观主义和坚定信念。

后来，在西雅图APEC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发表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的著名讲话（主旨发言），为APEC的健康发展，以及营造“APEC大家庭精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APEC方式”旺盛的生命力

1993年，APEC 领导人在西雅图庄严承诺，要努力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但当时还来不及探讨究竟什么是“大家庭精神”。经过两年的实践，在“上面”的直接领导下，笔者同外交部国际司总结经验，于1996年提出要把“APEC方式”作为“大家庭精神”的“家规”。江泽民主席对此不仅充分肯定，而且从战略高度予以推动。他先后三次亲自给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写信，强调这一“方式”的重大意义。在当年的苏比克会议上，江泽民指出，APEC成立以来，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初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合作方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APEC方式”。

江泽民把这种合作方式归纳为四大特点：一是承认多样性（APEC成员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很多方面差异很大）；二是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三是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四是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江泽民指出，这些原则和做法，照顾了合作伙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他们不同的权益和要求得到较好的平衡。

经过反复磋商和较量，与会领导人最后一致认可。苏比克会议《领导人宣言》明确指出，“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对于APEC在本地区和全球发挥积极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在1997年温哥华会议上，APEC领导人对此再次予以充分肯定，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是当今“国际经济合作的全新方式”。当时，除个别发达国家对此有点“勉强接受”外，发展中国家普遍感到高兴，认为这实际上是构建“APEC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支柱和灵魂，反映了冷战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体现了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解决了“协商一致”和“自主自愿”等一系列基本原则。

十几年来，APEC之所以长盛不衰，正是由于这一“方式”的独特作用和它指引的方向。这实际上也是冷战后中国努力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的一个重要起点，是中国参与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努力的一部分，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如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正在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兴起正在推动我们时代的变迁，加速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促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也应声而起，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是人类进入新世纪后的时代主流。但遗憾的是，与此同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有逐步国际化趋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也屡禁不止，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明显上升。这是一股错综复杂的逆流，它们主次不同，并有因果关系，从不同方向干扰和冲击着“和平与发展”的旋律，威胁和危害人类的安全。这正是当今世界仍然并不太平的主要原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它源于和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又高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的时代气息。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经过实践和认真思考，在新形势下向邓小平交出的一份关于世界战略问题的答卷。

（王嵎生 中国前驻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大使、中国前APEC高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