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结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应该是一件颇为有趣和意义不凡的事情。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十年来中国多边外交逐步深入、拓展的过程。

30多年前，我作为出席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中国代表团工作成员之一，曾有机会结识潘基文。那时潘基文还比较年轻，加之中韩没有建交，所以双方交谈很受约束，没有那样放松自如，那么海阔天空。尽管如此，还是一见如故。他那时以联合国秘书处一个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观察中韩关系，认为韩中边界鸡犬之声相闻，迟早会纳入正轨。谈起中国文化充满敬仰之情，他说中国许多先哲，如孔子、孟子、老子教人许多道理，是他每日要对照自身行为、进行反省的榜样。谈起中国重返联合国，认为是二十世纪外交史上的大事，中国的参与将给联合国吹进一股清新之风，意义非凡。尽管这次对话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可印象十分深刻。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月，王嵎生大使出任中国APEC高官，潘基文也代表韩国出任APEC高官。两人不但认识，而且成了可倾心交谈的亲密同事。王嵎生大使亲切地回忆他与潘基文有过一次难忘的合作。那是1965年，当时APEC领导人茂物会议制定了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要求发达成员不迟于2010年、发展成员不迟于20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任务。1995年，APEC制定“大阪行动议程”时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最大分歧是，这两个时间表是否有“约束性”和“全面性”；是否允许必要的“灵活性”。美国、加拿大等发达成员坚持前者而不作任何退让；中国、韩国、日本等成员，由于农产品方面的实际困难，则坚持后者。大阪领导人会议前夕，日本考虑到东道主地位，态度暧昧，退居幕后，但韩国态度坚决。

在这重要关头，潘基文私下告诉王大使，在农产品问题上，韩国由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能顶住，让步太多，损害了韩国利益，造成韩国群情激愤，国内发生动乱，总理被迫辞职。这次金泳三总统指示，必须保有“灵活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就是领了这个军令状来参加会议的。潘基文说，必要的“灵活性”是APEC自主自愿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妥协，并希望中国鼎力相助。当时王嵎生大使感到，中国同韩国的处境和立场十分相似。因此王嵎生大使自然完全赞同他的主张。他们约定，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从不同角度施加影响。

由于潘基文的工作，收到了即时的效果，最终达成各方均能接受的案文，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他适用“中庸之道”、“平衡争鸣”的斡旋才干有了加深了解。我们之间的友谊又进了一步。

从结识开始，成了好友作为结果。中国多边外交从重返联合国作为开局，之后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的过程，正说明中国外交30年的生命力所在。应以中国多边的涓涓细流逐步拓展，今天已成江河奔腾的磅礴之势。

（作者：吴妙发 中国日报网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王嵎生 中国日报网特约评论员、中国前驻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大使、中国前APEC高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