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今天已很难从北京中关村电脑销售商栗洋身上找到多少“土味儿”。１９９１年淮河特大洪灾后，这个青年农民捆起一床旧棉被，离开了当地人称作沿淮“老灾窝”的安徽霍邱县冯井镇，闯到中关村打工。他做过搬运工、泥瓦匠，最后搞起了电脑处理器ＣＰＵ的经销。经过多年“夜里睡冷地板、白天做小老板”的磨砺，他拥有了数百万元家产。
在栗洋的示范下，偏僻的冯井镇已有１１００多个农民到中关村做起营销生意，撑起了中关村ＣＰＵ市场的半壁江山。
社会学家、安徽省社科院的王开玉说，３０年改革开放，中国农民从业方式由“只能种地”发展到多样化就业，创业范围由“出不了村”延伸到五湖四海，生活方式由单调的“铁板一块”变成了多姿多彩。这得益于三次规模宏大的农村人口社会流动：
第一次是农民突破产业束缚、离土不离乡地发展乡镇企业。第二次是农民突破地域限制、离土又离乡地进城务工经商。第三次是立足于城乡之间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市场经济。这三次“大突围”有４亿多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方式“破茧”而出，成为企业家、乡村工人、农民工、经纪人等“新型农民”，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启了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工业化过程，从“泥腿子”中催生出大批纵横全球市场的“农民企业家”和亿万“农民蓝领”，既发展了经济也使工业文明在原野扎根发芽
吴仁宝，江苏江阴市华西村农民。在“以粮为纲”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痛切意识到，单靠搞传统种植业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和简单再生产，要真正富起来，非发展工业不可。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率领村民搞起了一家小五金厂。他们在工厂四周垒起高高的围墙，挂上厚厚的窗帘。小五金厂在“隐姓埋名”中搞了１０年。
华西村的“地下实践”虽然让他们提前掘到了“第一桶金”，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小五金厂的窗帘终于拉开了，围墙推倒了，村级经济活力迸发。如今的华西村，全村工业年销售收入突破４５０亿元，令世界刮目相看。
乡镇企业的兴起，是继“大包干”后中国农民首创精神再次焕发出的夺目光彩，也是农民对延续数千年“以地谋生”方式的突围之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对乡镇企业给予高度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乡镇企业崛起，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赖农业的格局。它的增加值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９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６．８万亿元，增长了３２４倍，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５．７７％增加到２８．５２％。乡镇企业集体资产占整个农村集体资产的８０％，壮大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增强了国力。到去年底，乡镇企业支付职工工资达１．３７万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中的３５％来源于此。
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后不久，国外有位观察家曾预言：“大包干”使中国农村生产力获得大解放，等于叫醒了一只“睡虎”；但即将迎来另一只“饿虎”－－中国解决不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令这位外国观察家想不到的是，中国农民用另一个伟大的创造驱逐了这只“饿虎”。乡镇企业的崛起，革命性地开创了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新路子。到２００７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超过１．５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大约三成。
徜徉于安徽无为县高沟镇街道，很难再把这里与传统乡村划上等号。机器轰鸣的全国最大的特种电缆产业集群，已将４万多农民“裂变”成多个新群体：４００多个企业家、４０００多个销售商，近２万乡村工人、大量服务业商户……该镇领导说，昔日一个身份的“平面农村”正在变成不同阶层共同发展的“立体农村”；昔日单一种地的从业方式正在变成五彩斑斓的就业方式。
亿万农民靠乡镇企业的哺育，成为“新乡村工人”“准市民”。在中国农村广袤原野上，已有的４万个乡镇工业小区、５万个小城镇，多数是乡镇企业催生出来的。
在河北永年县杜刘固村，农民杜庆申通过半辈子的摸爬滚打，将他的钢铁公司壮大后，先后投资６５００多万元在村里建起花园式学校、文化中心、健身所、医院、敬老院等公益设施，辐射周边数万人。村民们说：“一个企业把几万人带入了文明的门槛”。散布田野的乡镇企业也像一个个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孵化器”，正在潜移默化地提升农民的素质。
农村问题专家刘奇说，除了诸多的“硬贡献”外，乡镇企业的“软贡献”不可小视。一方面，它造就了像吴仁宝、鲁冠球这样的“农民传奇”，唤醒和活跃了农村的创业氛围；另一方面它造就了千千万万懂技能、有市场意识的“农民蓝领”。在这“两个造就”中，工业文明注入了农村，狭隘封闭的小农观念和意识正在被打破，科学文化、技术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提升，造就了一代新型农民。
面对乡镇企业在现阶段的新困惑，亿万农民也正用自己智慧破解难题：大搞技术升级克服对资源粗放型消耗；大力推进清洁化生产以治理对环境的污染；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以增强竞争力，１５９万家乡村集体企业中９５％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
农民工向城市的“突围”，是一次混合着成功与辛酸、喜悦和泪水的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迁移。它给城市化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也以特殊的方式反哺着农村
以输出“无为保姆”闻名遐迩的安徽无为县，当地人对“保姆”两个字的认识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
姚沟镇农民王爱华说，以前进城做保姆，自个儿都脸红。背后也有人指指戳戳。如今我们拿它当一个好职业来看，在北京抢手得很呢。县里、乡里还搞了“保姆礼仪培训”“烹饪技术培训”，要把这个“劳务名牌”叫得更响！
如今，整个社会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在深化。在广东东莞市，６００万农民工支撑着城市的工业体系，市民们亲切地称农民工为“新莞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农民工，没有农民工就没有东莞的今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共识。
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认为，容量庞大的“农民工经济”，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家庭联产承包制推行后，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村再也容纳不了巨大就业，加上阶段性增收难，亿万农民在生存与发展双重压力下进城务工，是对城乡二元分割的一次“大突围”！
正如乡镇企业崛起对应了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一样，农民工对应了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今天，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的“血液”。但他们今天得到的应有尊重，却经历了令人感慨的一波三折。
１９８４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提出旺盛需求，农民工进城出现“第一个潮头”。１９９２年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大量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形成壮观的“民工潮”，更令国人印象深刻。
“突围”总是伴随着阵痛！正如栗洋的感受一样：我刚进城时，最受不了的，就是时时要“挨白眼”。生活环境差、权益得不到保障、遭受就业歧视甚至拿不到应得的工资……一系列问题曾深深困扰亿万农民工。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为了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对农民外出务工采取了积极引导政策。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办公厅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切实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
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对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各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陆续出台，从农村“突围”而出的农民在城市“腰杆儿”逐渐挺直了，更多的劳动力流进城市。
农民工“突围”，在城市创造了什么？王开玉说，农民工冲破二元分割传统体制，为城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立下首功。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５８％，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５２％；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６８％，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８０％。农民工不仅成了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每年数百万人成为“新市民”。
农民工“突围”，为农村带来了什么？专家估计农民工群体每年带回农村的现金不低于３０００亿元，成为发展农业、改善生活的“资金干渠”。
在无为县，何帮喜成了响当当的名字，他被看成一个崭新农民工群体的标志人物。２０年前怀揣１２０元出外谋生的“小木匠”，外出务工挣票子、长见识，如今回乡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保龄球道板厂。如今，农民工已分化为不同群体：一部分在城乡间流动，亦工亦农；一部分定居城市，成为新市民；何帮喜代表的返乡创业“凤还巢”群体，日渐受到各地的重视和扶持。去年无为县引进资金中，７０％是农民工回乡投资的。到２００７年底，农民工回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５００万人，累计安排３０００万人就业。
在安徽霍邱、金寨等县，记者与大量农民工座谈。他们说出了“三大渴望”：一是建立城乡统一、没有歧视的用工市场。完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二是降低农民工入城定居的门槛。三是解决农民工在乡村的“遗留问题”，如加快土地流转、闲置房产的流转等。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在此之前，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已在成都、重庆等地进入了试验层面。打破城乡、地区就业壁垒，建立跨地区、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不再是遥远的梦。
农村市场经济的澎湃浪潮催生出大批的“新型农民”：雨后春笋般的农民经纪人、在局部地区呈“井喷”的合作组织，他们从传统的生产方式中“突围”而出
盛产葡萄的安徽萧县，农民卖葡萄多是“提篮小卖”。县里引导成立了葡萄协会等３００多个农民合作组织，葡萄协会会长吴光明说：“我们有严格的章程、严密的运行机制，并代表农户与客户谈判。”
在人均ＧＤＰ接近５０００美元、城乡收入“剪刀差”较小的江苏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出现了“惊人一跃”：近４年中全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达到８３１０家，带动农户４１１万户，占全省总户数的２７．５％，４年提升了１７个百分点。
曾有专家预言：“２１世纪的中国农村，将是合作经济组织大放异彩的世纪”。这一预言正在化为生动的实践。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风起云涌，农民经济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快速提高，农村生产力在合作组织中得到提升。
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超过１５万个。２００６年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成员３４８０多万，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１３．８％，比２００２年提高了１１个百分点。
刘奇说，合作组织的勃兴，是农民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对传统生产方式的一次突围。它和乡镇企业、农民工经济一样，是一次伟大的“集体创造”。
合作组织不光销售产品，其触角也伸向土地、资金等要素资源的整合。安徽肥西县木兰村成立“土地流转经营专业合作社”，以农民自愿入社为前提，将占全村耕地一半的偏远地集中连片，招标租赁，亩租金从几十元“拍卖”到３５８元。在外打工的马飞，靠“留守老人”种“应付田”，土地流转后年增收入３０００多元。土地合作社解决了目前突出的农民工大量外出与种田的矛盾，也为规范土地流转秩序，为解决土地流转主体虚置和产权虚置提供了新思路。
被农民称为“穷人银行”的资金合作组织在安徽也受农民青睐。以财政扶贫资金“铺底”、吸纳村民自有资金参与，安徽３０个县成立了８００多家村民互助资金组织。互助资金实行“民管、民借、民用、民还，周转使用，滚动发展”机制，效果十分明显。
“合作，给农民上了生动的市场课。”在“山西酿醋第一村”－－晋中市怀仁村，从２００２年由山西四眼井酿造实业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牵头，成立了怀仁醋业协会，扭转了过去的品牌杂乱、恶性竞争、造假卖劣乱象，醋业生产从单家独户的作坊式生产转向联合生产、统一对外。经过几年努力，实现了食醋产值翻两番、产量翻一番、销售价翻一番、户均收入翻一番的佳绩。
在“农村改革第一村”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说，农村遇到许多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难题，现在我们要靠“合作出能力”“合作出智慧”。
刘奇等农村问题专家认为，面对市场风险的不可测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带有必然性。这种组织化，显著有别于以地域性集聚的村级组织，更区别于改革前僵硬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农民合作组织，建立在自愿、民主管理的基础上，是对农村要素的一次大重组，它的惊人能量将进一步地显露出来。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１９８４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民还可不受地区限制，自愿参加或组成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党的十七大，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第一次写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去年７月１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之配套的几个主要法规也相继实施。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农村要“创新体制机制”，我国农村改革进入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２１日电(记者 陈先发 陈俊 董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