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核心技术背后的意图

在西方媒体大肆鼓噪“中国间谍威胁”的背后，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国封锁现代产业核心技术的企图和努力。

有部分西方舆论认为，为了从根本上遏止中国的崛起，必须长久地防止中国获得各个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将中国排除在“核心技术俱乐部”之外。直到目前，从汽车、飞机、轮船等运输领域的发动机技术，到IT、家电、通信领域的芯片技术，再到化学、医药、能源、环保技术，乃至钢铁领域特种钢的生产等等，几乎所有工业领域的核心技术都被他们束之高阁。依赖这些技术，西方企业从全球市场上每天都在赚取着丰厚的巨额利润。

这种封锁与担心，在德国表达得更为直接。2007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执政党基督教联盟党通过一份新的亚洲政策文件，文件中将中国明确定位为德国的“竞争对手”，指出崛起后的中国在能源、非洲和进出口等领域将与德国直接竞争，德国应加强与印度、日本等国合作，对中国崛起则应采取批判的态度。

而德国媒体也承认，由于工资水平高，德国已经不再是建厂生产的首选地点，目前德国经济中最有价值的便是其掌握的纳米技术、军事技术以及交通、环保、能源、机械制造等核心技术。为了保护德国企业的成功秘密——不论是科研结果、发展战略、产品资料、客户信息还是财政报表，德国企业和政府将不遗余力。

这种“核心技术俱乐部”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实际上与他们长期以来对能源的垄断、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一样，其最终目的都是要防止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必要因素。发展中国家“以市场换技术”的设想由来已久，但直到目前还未能取得重大突破，根本原因还在于西方国家一贯实施的核心技术封锁政策。从当前全球范围的媒体和政客集体热炒“中国间谍”的局势来看，这可能不仅仅是他们对中国企业的误读和过度反应。

不乏理性声音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某些媒体的炒作所迷惑，也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认同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技术封锁。

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家沃尔夫冈多伊布勒教授曾公开表示，“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种愤怒是没有道理的。在德国的工业发展刚刚起步时，根本没有专利权一说……专利权保护法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他特别提到指出“对思维的垄断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对现代的后发国家尤为不利。正像多伊布勒教授一样，许多德国人都对作为后起国家的德国，通过“学习”英国、法国、美国等国技术后来居上的发展并不忌讳，并以此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处境表现出理解。

其次，对于媒体将西方社会相当普遍的情报竞争，在涉及到中国时上升到道德层面，比如《明镜》文章不仅将“间谍”之名冠于数万在德的华人华侨，甚至将中国称为“骗子之国”。对此，德国计算机专业杂志《CT》的副总编约尔根库里也不以为然。他表示，“有人据此质疑中国伦理道德有问题，这本身就很矛盾，因为德国也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内有部门专门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实际上，除德国情报机构外，德国企业界近年来也频频发生工业间谍大案，无论是早前的大众与通用间谍案，还是今年发生的SAP与Oracle间谍案，德国媒体并未将它们与任何“道德”问题联系起来。

再者，对于媒体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妄加指责针对德国政府和企业的黑客攻击来自中国，甚至断言“来自中国军队”，德国众多专业人士对此予以驳斥。《CT》杂志副总编约尔根库里表示“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德国信息专家劳理斯博士也称，“不能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断定是中国黑客间谍所为。”不来梅大学法学家沃尔夫冈多伊布勒教授认为，要指责就一定要拿出足够的证据。宪法保卫局的官员也承认“几乎从来没有获得过可以送交法庭的有关经济间谍活动的证据。”

在分析德国媒体对中国不负责任指责的内在动机时，德国经济学家弗罗托教授形象地总结了中国在德国媒体中从“没人理”到“有人骂”的过程：多年前，中国毕竟还很“贫穷、落后”，德国媒体很少报道中国；后来，中国更加开放，德国企业蜂拥而去，德国政府、企业对中德经济合作倾注了不少热情，随着德国在华企业及中德贸易的快速发展，德国媒体对中国“大加赞扬”；但最近这两三年，中国汽车产量赶超德国、出口总量赶超德国、GDP将赶超德国等消息不断传出，自然有德国人开始感到不安，德国媒体也迎合这些心理开始诋毁中国。

针对这种情况，沃尔夫冈多伊布勒教授直接引用了一句德国的谚语——“任你狗儿在旁怎么叫，我们商队还是向前跑”，认为德中贸易不会受影响。

西方才是工业间谍大本营

大肆的炒作并不能掩盖事实的真相。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规模上看，目前全球绝大部分工业间谍案件都是发生在西方国家。比如在网络黑客方面，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赛门铁克今年上半年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是全球网络黑客的大本营，其每年产生的恶意电脑攻击行为远高于其他国家，占全球网络黑客攻击行为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仅次于其后的，便是德国。这种“贼喊捉贼”的闹剧，只不过是西方媒体和政客转移矛盾的一场表演而已。

而在西方情报机构之间，激烈的情报竞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相互之间的攀比言辞也不时见诸报端。我们既可以听到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称，“目前外国的情报机关的一半开支都用来为经济情报侦查服务，这个数字要比德国的明显大得多”，也可以听到曾担任蓬皮杜总统顾问的法国安吉商业银行行长贝尔纳艾桑贝尔说：“日本大企业集团每年将他们营业额的1.5%用于经济情报，相当于几十亿欧元。我们投入的还差得远呢。”而正是艾桑贝尔最早提出了“经济战争”的概念。

历史证明，关于产业核心技术的间谍战，大都发生在西方阵营内部，而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且不谈各个国家在发展初期的状况，近期发生的两个例子便很有代表意义，法国的智能卡技术曾一度遥遥领先于美国，最后却落入美国人手中，当法国反间谍机构——本土警戒局发觉这一状况时为时已晚。同样德国目前在风能、太阳能等方面领先于美国，不久前德国下萨克森州有一家风力发电设备厂的情报遭窃，后来的调查显示，美国情报机关参与了此事。对这些事件，法国、德国的媒体并未大肆报道，更不可能上升到道德、国民层面，最后只能吃了“哑巴亏”。（《环球》杂志驻柏林记者/郇公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