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问题共同应对

我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即将到来的风险呢？作为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大前提，就是把建立在被过低估价的石油基础上的世界经济从虚幻中解脱出来。然后就是尽可能实现能源、水和食品的“就近销售”。建立世界范围内的风险分摊机制，而且必须考虑到如何让中国问题“软着陆”。

目前，过度依赖于总量有限且分布不均的石油资源的局面已经得到扭转，典型的20世纪类型的全球经济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向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转变。在这股潮流中，中国的紧张状态似乎也得到了缓解。

至于日本应当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首先就是要灵活运用京都议定书中采纳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按照清洁发展机制的规定，一国在其它国家开展合作项目中削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可以算在本国的减排量中。这比单纯通过金钱买卖排放权更有利于整个世界。

作为CDM项目的一部分，日本一些灯泡生产商希望在中国普及节能型灯泡。如果中国的3.5亿个家庭按每家8个灯泡计算，全部替换成节能灯泡的话，其节约的电能将是惊人的。

在美国国防部2003年出台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中曾明确表示“环境问题的风险远在恐怖主义之上”。到2020年，因气候异常和环境变动导致的风险将增加，不仅经济会遭受巨大损失，还会产生大量环境难民。由此可见，为了有效降低中国经济的风险，即便是挪用日本税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减轻中国的环境负担，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问题的软着陆与地球及日本的安全密切相关。我们应当参与中国的能源供给和生产过程，以期在十年之内缓解中国的环境和能源危机。这是日本对整个地球作出的最大贡献，同时也解决了日本自身面临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确立包括日本、中国及韩国在内的“东亚环境共同体”这种全球化视角，主动跳出20世纪旧有的思维模式。现在的情况是，要想保证作为共同资源的环境、水、能源和食品的可持续利用，就必须建立共同的管理体系。

此外，在环境污染和资源问题上，多数意见都认为“日本是受害者”，当然认为是加害者的意见也不是没有。最明显的就是垃圾出口问题，特别是随着家电产品更新速度的加快，废旧家电数量迅速增加。尽管有一部分可以循环再利用，但是从总体来看不能否认这加重了中国的环境负担。

此外还存在所谓“碳连锁”的问题。比方说，日本为了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征收环境税，这就会迫使一部分企业将生产转移至中国这样没有排放限制的国家。至于钢铁产品，尽管最后的精炼过程还是要回到日本国内，但是之前的一系列生产活动都被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最终的结果是虽然日本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但对整个地球来说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是在增加的。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以国家为单位制定限制措施，应当在整个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内制定一套合理的减排制度。不能够把负担完全抛给中国，而是应该将此问题作为全球性的经济问题通盘思考。

消极抵制不合时宜

40年前，日本以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开始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以奥运会为分水岭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在1960年，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尚能达到80%，但是40年后就只剩40%了。奥运会召开前东京的水源主要来自多摩川和地下水，但是奥运会之后将近90%的城市用水则需要依赖于“远方”的利根川。日本的上下水系统运营成本巨大，而且不得不依赖大量的石油和电力消耗，十分脆弱。

中国现在正在走日本的老路。北京在奥运会召开前已经出现了粮食自给率下降、需要从全世界进口食品和能源的趋势，正在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是把长江的水引入北京。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北京奥运会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已经与东京奥运会截然不同了。上世纪60年代，促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还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今天，由于石油本身的成本和对环境的破坏，经济全球化不仅不具有建设性，甚至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与日本同样存在结构问题的中国正面临不可估量的风险，怎能对此放任自流。

如果现在还要抵制中国产品，把因北京奥运会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资源不足问题当作别人家的事不闻不问，那就太不合时宜了。如何把中国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平稳地解决，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来源：新华网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