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替中国受害者要回应有的谢罪和赔偿，日本民间人士想出了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办法

6月30日，在日本花冈举行的“慰灵仪式”上，遇难中国劳工遗属王红、张伟、周长明（从左至右）在纪念碑前悼念“花冈惨案”的死难者。当日，“花冈惨案”劳工幸存者、劳工遗属与爱国华侨、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约250人聚首花冈，悼念死难的中国劳工，纪念“花冈惨案”62周年。从1944年8月至1945年11月间，在花冈的986名中国劳工中有400多人非正常死亡。 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 摄

6月30日，在日本花冈举行的“慰灵仪式”上，中国劳工遗属王红向纪念碑献花，悼念在“花冈惨案”中遇难的父亲。当日，“花冈惨案”劳工幸存者、劳工遗属与爱国华侨、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约250人聚首花冈，悼念死难的中国劳工，纪念“花冈惨案”62周年。从1944年8月至1945年11月间，在花冈的986名中国劳工中有400多人非正常死亡。 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 摄 

中国日报环球在线消息:6月28日，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在位于东京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总部如期召开。

这还是该公司在日本最高法院就“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中国劳工诉讼案”作出判决后，第一次召开股东大会。本以为可“高枕无忧”的西松建设公司，却在股东大会会场内外遭到日本民间人士的“阻击”。

    不满最高法院判决

1944年，日本西松组(即现在的西松建设)强行绑架360名中国人到广岛县，强制他们从事艰苦劳动。原劳工及遗属共5人1998年在日本提起诉讼，要求西松公司赔偿每人550万日元。但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国人个人赔偿请求权已被放弃”为由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中国原告的诉讼请求。

这次判决不仅让中国受害者和代理律师大为不满，而且也深深刺痛了一直以来支持和声援中国受害者的日本民间人士。早在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之前，有正义感的日本民间人士就组成了名为“支援西松组中国劳工诉讼案之会”（简称“支援会”）的团体。

从支援会成立一开始，川原洋子就加入该组织，眼看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不当判决”，西松案受害者赔偿无门，川原洋子和支援会同事坐不住了。

    自掏腰包变身股东

4月27日最高法院虽然驳回了中国劳工的诉讼请求。但是在判决附言中，法院期望“西松建设为这些劳工提供经济救济而进一步努力”。看到这个附言，支援会成员都觉得中国原告还有机会，大家指望在这次股东大会上敦促公司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就出现了开始的一幕。6月28日，川原洋子和数十位来自支援会的民间正义人士在西松建设公司门前向股东发送传单，要求公司谢罪和赔偿。回忆当天的情况时，川原洋子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有人接受，也有人毫不理睬。但还是不接受的人多。我们发传单的目的是想让大家知道西松建设的真面目。”

可是，川原洋子本人就是公司股东。反对西松，为什么还买他们的股票呢？

其实从1993年开始，支援会就一直在找一个途径希望能够直接和西松公司对话，让他们承认事实，但苦于没有太大进展。后来，支援会的5位成员自掏腰包变身成了西松股东，因为这样就有资格参加年度股东大会，获得发言权。

“我们是为了要在股东大会上和公司讨说法。买股票也是迫不得已的决定。每人只买一手，大概43万日元（相当于2.5万人民币）。”川原洋子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股东大会上提反对意见

6月28日在发完传单之后，川原洋子和其它4名成员以股东身份出席股东大会，就迫害中国劳工问题向董事会讨说法。

有了4月27日的判决“撑腰”，在股东大会上面对支援会成员的质询，西松建设公司方变得肆无忌惮。“可以说这是我参与支持劳工索赔15年来，遭遇到的西松公司最恶劣的态度。我以前一直知道他们是个不负责任的公司，但是他们的薄情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像。真的是太过分了。”川原洋子说。当她发言提问时，不等她说完，公司就把话筒抢过去。

不过，股东大会上西松公司的恶劣态度并没有让支援会放弃。支援会还计划在7月22日召开会议，集思广益讨论今后如何和西松建设斗争。以“中国人个人赔偿请求权已被放弃”理由，日本最高法院已驳回多起中国二战受害者的诉讼要求。而二战期间的中国劳工索赔案尚有多起处于审理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民间团体的力量已经成为原告不可或缺的助力之一。（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发自北京）

(来源:新华网 编辑: 陈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