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拍片特别多

在李焯桃看来，张彻所指出的“题材狭窄，一切靠为数不多的明星支撑”只是香港电影衰落的支撑。香港电影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香港电影凭借邵氏“大制片厂”制度起飞，起飞后迅速进入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却从来没建立过有效和良性的循环机制。

“香港人太爱钱，这个城市的兴盛是因为这里每个人都追逐金钱，但同样也因此衰落。”这是《金鸡》导演赵良俊对这个城市的观察。

方平提到，80年代到90年代的黄金10年里，香港电影有“七日鲜”的说法:一部影片，从拍摄到制作完成、上档，只需7天。当时“七日鲜”的熟手里，文隽和王晶都在榜上。

香港电影起飞，与香港人的勤力分不开。马楚成在90年代初期曾在大陆拍摄《功夫皇帝方世玉》。他说他当时最想不明白的是，大陆片场的人怎么能那么悠闲:“我们在那边拍戏，他们（大陆工作人员）躲在车里吃东西，然后过来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那么卖力？已经拍了14个小时还不休息?’”

张彻说，当年他唯一佩服、心甘情愿叫他老板的只有一位，就是邵氏的掌门人邵逸夫:“他坐的车是劳斯莱斯，车里有酒吧，他改成办公桌，连途中时间都不浪费。他每天早上从家里到公司，就在车里写下要办的事……下班回家，则在车里看剧本。”

但勤力到“七日鲜”的地步，就未见得是好事。文隽说，当时很多女星都有绰号，张曼玉的绰号叫做“张一打”，因为一年里至少接一打电影。明星几部戏同时开工也是寻常事。叶泽锟描述那时片场场景是:“说是9点开戏，9点半到也没关系。因为明星往往在赶场路上。大家先打牌，说那个女明星昨天晚上和谁谁在一起，不高兴了。导演说，不高兴啊？那我们今天就先拍她不高兴的戏。”

文隽也是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入行，初入行时做编剧。那时香港的编剧叫做“飞纸仔”。因为很多影片开拍时只有结构，根本没有剧本。台词和细节都在早上通过传真接到，这样大家才知道今天要拍什么。《香港制造》的陈果甚至连飞纸仔都不要，自己在现场随口说剧本。很多飞纸仔从不读书，知识积累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漫画。叶泽锟至今还会生动模拟飞纸仔的经典对白:“有没有钱拿？有啊，几时开工？明天？明天OK，我最近看了很多漫画，没问题的。”

有时也有精品出现，但只要一部电影赚了钱或口碑，续集就会拍个无穷无尽。香港电影圈最经典的一个笑话是:“你知道《阴阳路》拍了多少集？”传说有个中学组织露营，一个班的人说了一晚上也没把《阴阳路》到底拍了多少集说清楚。叶泽锟当年也是《阴阳路》的筹资制作人之一，他承认，到后来，《阴阳路》基本上就成为一个谁掏钱谁就能当主角的电影了。他指着记者说:“这么说吧，到10集往后，如果我们看见你，你基本就可以当女主角了。”

“现在都说港片的鼎盛时期年产300部，事实上，当年每年除了本土的300部，还有海外投资的近200部。五六百部电影在一个岛上转，你说这正常么？”叶泽锟说。

《香港电影的秘密》作者、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曾大力推崇香港电影的“百无禁忌”，他指出香港电影中很多拿人体下三路开玩笑的噱头是香港电影的魅力来源之一。“俗”、追求感官刺激确实是香港电影人一个着力追求的方向，王家卫等后来在国际上频频得奖的电影人，在当时完全是被嘲笑的对象。叶泽锟回忆当年《阿飞正传》时的情景是:“电影院的椅子都被刀划烂了。”原来当年电影院管理混乱，很多人带刀进剧场，看到不喜欢的场景就习惯在椅子上划一刀，一场《阿飞正传》下来，影院里已经没有完好的椅子。

这些导演即使在业内也被同行嘲笑。王晶拍过大量的三级片和“拿下三路开玩笑”的电影，他还有一个特长是拿同行开玩笑。《东邪西毒》上片后，他迅速拍了一部电影，里面安排了一个永远戴墨镜的导演，还安排这样一场戏:一群人在剧场看电影，电影的片名是《东蛇西鹿》。然后所有的观众都说看不懂，只有一个影评人在场内大喊“你们不懂后现代主义”，结果被愤怒的群众大揍一顿。

李焯桃就属于被王晶嘲笑的“影评人”。李焯桃80年代进入《电影双周刊》，曾任《电影双周刊》总编辑，直接推动过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发展，之后离职组织香港电影评论学会，至今一直是香港影坛重要的活动策划者和影评人。采访那天，他从一旁书架上拿出自己多年影评的结集，随手翻看，一边看一边叹息:“当年我就曾经说过香港电影的生态不健全，迟早遭遇困境，没有人要听。”

李焯桃说，当年影评人的意见在盛世时期的香港影坛没有人重视，报纸专栏中也有很多不称职的影评写手，他们每当新片出来“嘲讽谩骂，真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杂家”，或者拿了红包就丧失立场，对影评人这个群体起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叶泽锟则认为，如果把香港电影业看作是一个企业，那么这个企业以前是混乱而无序的。“香港电影最兴盛的时候谁也说不清有多少公司。好多人拿到一笔投资，就成立一个公司，拍电影，花完钱，就倒闭，税都不交。”叶泽锟说，“《无间道》里说的是对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