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安倍首相成功访华后，中日关系打破了政治僵局。如何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提上了中日两国的议事日程。

日本接受了“战略”一词

安倍首相上任伊始就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是日本最高决策层首次在对华关系上明确使用“战略”一词，因而是其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日本曾长期拒绝在中日关系中使用“战略”一词。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大国纷纷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日是否也要建立这种关系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此，日本舆论曾作出两种相互矛盾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反对以“战略”概念界定对华关系。日语中的“战略”一词带有浓厚的“军事”或“策略”的涵义。因此日方对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颇为踌躇：一是不愿招致美国对“日中联手”的猜疑；二是不愿按中方意图为日中关系做出定位，三是认为日中间尚不具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条件。中方则把“战略伙伴”理解为长远的、全局性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它既不同于日方所理解的策略性合作，也不能单纯归结为军事合作。这里不仅反映了两国理解“战略”一词的语言差异，而且也确实反映了中日关系不同于中俄、中美、中法等其他大国关系的特点。说到底，日本之所以如此忌讳使用“中日战略伙伴”概念，主要是因为日本采取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不愿与中国建立与日美同盟处于同等档次的关系。

第二种反应是，认为中方在有意把日本排除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对象之外。其实，中方对与日方建立这种关系不曾有异议，只是因日方消极才同意不在中日关系中使用“战略”这一字眼。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前在拟定《中日联合宣言》的过程中，日方就曾拒绝采纳“中日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用语。据当时日本各界反应，“战略”一词只能用于日美关系，而不能使日中关系与其平起平坐。人们记忆犹新，近几年日本政府又曾极力回避“战略”一词而把中日战略对话称作“综合政策对话”。

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看出，安倍首相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无疑是显著提升对华关系档次的重要政治决断。据传闻，连日本政府各部也对此缺乏心理准备。显然，如何使这一新的定位从字面落实到实践上，是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共同课题。

关键是中美日能否良性互动

中日能否走向“战略互惠关系”，首先取决于日本能否妥善处理对美、对华关系以及中美日能否形成良性互动局面。

对日本来说，对美、对华关系是最重要、但又最难掌握平衡的两对双边关系。在古代，中国曾是日本引进文字、制度和先进技术的最重要国家。在当代，美国是日本在外交、安全和经济上最为依赖的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又在迅速上升。

中美“越顶”握手，是日本最为担心的事情。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是日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没有在日本停留，使日本再次感到美国对日本从“敲打（bashing）”变为“绕行（passing）”，日本在美国心目中变得“无足轻重（nothing）”。这俨然是一次小型的“克林顿冲击”。2005年以来，布什政权敦促小泉改善过度恶化的对华关系。这一含蓄的“布什冲击”，是促使安倍上台伊始向中国示好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心目中的理想态势是：一方面，强化日美同盟，保持对华优势，在此前提下渐进地推进对华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又以提升对华关系来逐渐减少对美依赖。从中国的视角看，日本把日美关系置于日中关系之上，中日战略对话就只能是有限范围内的小心翼翼的试探，甚至可能成为日本“战略对话为名，实现经济利益为实”的手段。对日本而言，没有日中和解的“脱美”是充满风险的；对中国而言，日美同盟高压下的日中对话则难以成为真正的战略对话。

对美国而言，中日关系密切到超越美日关系的地步是难以容忍的。但中日关系如小泉执政时期那样剑拔弩张，也很令其提心吊胆。中日最好是既不近也不离，争相向美国示好。

其实，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障碍不在中国，而在于对美依赖的外交结构。其难以摆脱对美依赖，原因也不在中国，而在于日本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上未能实现日中战略和解。

近来，“日美中应建立正三角形关系”的主张在日本重新抬头。这表明，安倍主张日中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在日本确有社会基础。无独有偶，最近美国一些专家也主张“中日对美国都重要”，其一些智库中亦出现了推动中美日三边对话的动向。

中美日关系摆脱“二对一”心理诱惑而进入良性互动轨道，是中日走向战略合作的重要条件，也是符合三国利益的最佳状态，同时也是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正道。

笔者曾在2001年写道：“中日战略关系存在这样一个死结：一方面，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摆脱‘美主日从’框架，就是因为未能实现对华战略和解；反过来，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建立日中战略信任，就是因为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未能让中国安心。今后，中日两国只能共同致力于消除战略疑虑，增进相互信赖，谋求解开两国间‘战略死结’，才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出路。”如今，这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