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在线消息：
·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
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不受任何重大损害，保证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社会成长、政治现代化过程不受大的干扰，保证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边界主权及基本尊严不受外部势力的侵犯。
因此，中国国家安全在新时期的思考，不仅要有传统国防意义上的解释，更要有大战略的宽广意识，尤其要仔细把握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等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①必须考虑现阶段主要大国关系的特点，对相互间可能的对抗（或不易对抗）的前景做出评估；②必须研究当下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各种主要威胁，分辨这些威胁的性质和轻重缓急；③必须梳理我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的主权纠纷，提出解决或缓和这些纠纷的大体思路；④必须研判中国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动态需求，规划保障这些需求的远投能力和战略安排；⑤贯彻“以人为本”的指导精神，对于包括海外劳工、旅游者和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群体可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危险有所防范；⑥必须认真思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前瞻性地分析国家安全的外部函数与改善条件，确定我们国家维护本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新使命。这些目标的排序和实现虽有先后，但相互间的连贯性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
·应对大国摩擦：保持低强度与可控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标志着冷战结束、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演化到一个新的阶段，以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为显著标志的“一超多强”的金字塔形力量结构逐渐形成，全球统一的市场、贸易和人员流动迅速占据了各国议事日程的靠前位置，各主要大国之间全面对抗乃至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这一局面的形成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入新时期相吻合，有助于中国在“无大战”危险、无被入侵之忧的国际环境下加快国内现代化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战略机遇期”主要是指中国国内建设、发展与改革方面的绝佳机会。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某个大国或国家集团，而是来自自身发展的放缓甚至停滞不前，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就大国关系的冲突面来看，美国对华关系保持接触和沟通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防范与遏制的一手。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它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依然是对我未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同样是我解决统一难题的主要障碍。不过也要看到，目前对美国国土及海外利益的主要威胁多来自“基地”组织这样的国际恐怖组织。美国受困于自己发动的“反恐战争”，至少在眼下阶段无暇他顾，对我在东亚和周边其他地区的安全压力有所减小。日本对中国的崛起一直存有严重疑虑，近年来在军事上的小动作不少，考虑到与日本的各种主权纠纷将长期存在，我们不能不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举动有所防备。但总体上判断，中日在可预期的未来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限，不仅双方经贸及人员往来的深厚基础有效约束了这种可能，两国的外交努力也是一个调节杠杆。至于俄罗斯、印度等其他周边大国，虽然与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部问题（如非法移民或划界方面的分歧），但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冲突需求，政治对话与合作的势头良好。我们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主要国家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大的安全冲突隐患。
总而言之，今后一段时期的大国安全关系仍可保持战略对话与合作的态势，经济摩擦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亦具有可控性。
·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
从目前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台湾问题是制约中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因素。台湾问题涉及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政治各个方面，极其复杂而且影响深远。台湾问题最有可能把中国拖入战争漩涡，导致中美直接的军事对抗，因此处理台湾问题是对我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最大考验，是中国在东亚区域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一步。
台湾问题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潘多拉魔盒”。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由多民族构成，中国历史上既有“和亲”的时光，也有分分合合的曲折遭遇；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民族团结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大的隐患，如“藏独”、“疆独”、“蒙独”等境内外分裂主义势力和它们背后的外部纵容势力，另外还有国际范围的“文明间冲突”的阴影。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一旦“台独”势力得逞，将带来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及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更有可能招致在我多民族居住的某些地区发生类似苏联晚期“解体综合征”的现象，不仅令以往促进国内民族和谐的所有努力前功尽弃，更有可能使中国陷入内战和四分五裂的危境。所以，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国对“台独”分裂主义绝不能姑息手软，这是维系我国自身安全和保持东亚地区稳定的大前提，是中国和平发展、与邻为善的一条“红线”。
在坚守上述“红线”绝不动摇的同时，我们应深入、细致、全面地思索台湾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单从军事斗争准备角度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尊严，这是现阶段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中心目标之一。其次，台湾问题既是当代中国历史遗留的内政难题，又是战后国际关系和外交博弈造成的外交挑战，其涉及面之广、领域和层次之多、任务难度之大，非一般情况所能比。在国内范围，需要协调军事、外交、商务乃至民意；在国际范围，既要同偏向支持台湾的势力打交道，还要说服一些周边国家理解我对台政策的目标，消除后者的某些疑惑。再次，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可能有别于香港回归方式，毕竟从二战结束至今台湾一直是由非共产党的中国人治理，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台湾人民日益增长的当家作主的意愿，认真研究台湾社会经济半个多世纪的成长经历，认真研究台湾政治架构近十几年演变的多元轨迹。孙子兵法云“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我们在保持和不断扩大有效威慑力的同时，应当记取圣贤的提示，视台海两岸的凝聚乃至统一为长期的整合、“收编”过程，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短兵相接。
·安置主权纠纷：稳定周边的重要工作
和平发展阶段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重要日标是，在加快建设有效军事威慑力的前提下，稳妥地处理与多个邻国之间存在的主权纠纷，避免因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损害我们国内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我国有约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与中国陆地直接接壤的邻国有14个，隔海相望的近邻有十几个（如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多数国家）。拥有如此众多邻国在当今世界是非常少见的，它不仅给中国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交往便利，也造成了棘手的安全难题。单从捍卫主权角度讲，我们国家面对的争议和麻烦，非一般国家所能比：
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十数个国家与中国发生过或至今仍然存在着主权纠纷，分别涉及陆地边界、沿海水域、岛礁、海湾、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不同情形的归属判定；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苏联、越南等国先后与我发生过围绕领土边界和海洋权益的军事冲突；
中国曾巧妙地解决了与缅甸等国的边界划分问题，冷战结束后又成功划定了与俄罗斯之间有争议的地段归属，但尚未解决与日本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及海洋边界的归属划分问题，尚未解决与印度之间陆地边界的划分问题，尚未解决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等水域存在的多种分歧（所列仅是其中一部分，而非一份完整的清单）；
看上去这些主权问题似乎属于国家间的双边争议和谈判内容，处理起来却经常涉及第三方或更多，如中日矛盾的背后总有美国的影子（美日安保同盟无形中是对我方的一种牵制），有“台湾因素”的存在（譬如说论及钓鱼岛及其周边水域的权益，包括三方的渔业纠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主权冲突可能导致东盟所谓的“集体行动约定”；
在近十个与我存在主权争议的国家中，既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贸方面与我交往频繁、相互依存度很高），又有发展中世界的成员（在人权讨论和国际斗争的其他场合往往站在中国一边），还有昔日的“同志”和“战友”（它们的内部体制和指导思想同我有相似之处，人民之间的感情仍然存在）；
此外，涉我主权及国家安全的周边区域，有着其他地区少见的庞大军事集结（安理会五常中的三个，全球八个公认拥有核武国家中的五个，世界前十二位军事强国中的八个），有着国家内部或民族间的多重宿怨与对峙（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朝鲜与韩国之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等），有着诱发新的矛盾与对抗的消极事态（如分离主义势力的抬头、霸权主义行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的战略误判等），这些因素纠合在一起，稍有不慎就可能诱发对抗，直至毁掉整个地区的安宁。
主权理论近几十年来有许多发展与衍变，但领土边界作为核心主权的地位始终牢固，对疆界有效控制是国际社会承认国家合法性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之一，当然是维护领土疆界的完整性，在有争议的区段努力捍卫自身的权益，对于可能的侵犯行径予以有力的回击。然而，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维护国家主权不仅需要扎实细致的准备，更需要新的意识和战略。首先，现阶段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必须适应防范重点的变化。在冷战结束之前，与我有主权冲突的情形多半发生在陆地边界上，中国陆军承担了捍卫边界的重担。今天，陆地方向的主权争议及威胁已大大下降，未来一段时间保卫中国的陆地疆界，主要是“边防”性质的驻守，而不大会面对大规模战事的危险。在另一方向，中国面临的海上主权挑战及纠纷却有严峻化趋向：台湾海峡风云变幻带来的阴霾自不待说，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强硬对待涉我海界争端的立场日益明显，东北亚和东南亚一些地方同样存在若隐若现的潜在麻烦，此外在太洋彼岸还有惟一超级大国的强大干涉力量。不论从什么角度说，中国的国防与外交都必须把工作重点置放在与我相邻的亚太地区。就军队现代化建设而言，应当落脚在面向东南方向的各种可能的海洋冲突上，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等高科技含量的军兵种之大力发展乃题中之义。
特别要指出，在整个和平发展阶段解决涉我主权纠纷的大思路，依然是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我们要全力营造于我有利的良好周边氛围，想方设法实现对各种分歧的“安置”。
·保障海外利益：拓展中的国家安全内涵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国家安全还具有了以往不具备的内涵与特点，其中之一是如何保障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它要求把视野投向全球范围，根据国际关系的准则，依靠我们的军事实力、外交博弈和商业策略及其他手段，有效维护中国公民人身及财产的安全，如逐步为与我相关的各种国际“通道”及周边区域的安全稳定提供支持，对中国海外利益遭遇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加以防范和遏止。“非传统安全威胁”涉及的面比传统安全更广，包含的国际行为体更多，因而应对这类威胁，要有新的手段和观念。
仅举两例试说明之：
能源安全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能源安全渐渐成为令人担忧的大问题。我国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但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却相对有限，中国经济对外部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的需求依赖日益加重（目前的进口量已占到国内石油总消费量的2／5以上）。坦率地讲，我们现有的外交能力、尤其是军事保障能力对如何保证中国有可靠安全的能源供应是远远不够的。
人的安全问题。今天，中国出国务工、留学、经商、旅游和公干的人数一年就超过3000万人次。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巨大基数和我们国家的发展趋势，未来中国人走出去的数量肯定将大大增加。从现在起直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譬如说，提供在某些危险海域的护航，防范国际海盗对我客轮、油船及旅客和船员的袭击，依照危机的程度和需要派出军舰，及时撤出一些危难发生地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或者依靠停泊在当事国海域附近公海上的我军事力量向目标地发出威慑信号，对某些危害性极大的外部传染病实行早期的特殊控制，对严重侵害中国公民的某些突发性国际危机采取预防性打击措施等，很可能是未来对中国国家军事力量的新要求。
从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的军事层面看，保障海外安全利益的现实要求中国军人能够“走出去”，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水域展开行动。它不仅对我们的装备和技术提出了新的作战要求，如远距离投放能力，建立应对海外危机的特种部队和快速反应分遣队，等等；而且对我军人员素质和指挥系统制订了更高的标尺，如掌握国际法和各种国际惯例，了解派驻地和远程目标的语言、历史和政治经济状况，尤其是懂得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内涵。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教育内容和作战训练等）应当增加相应的内容。
·承担国际责任：全球安全与大国使命
承担更大的国际安全责任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责无旁贷的义务。广义地讲，它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狭义上说，它同样有助于中国军队熟悉和适应各种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的国外任务，有助于维护我们的海外利益和主权权益，有助于普通百姓理解和支持国家的国际安全战略及必要的海外军事行动。
这类国际责任包括：
定期发表国防白皮书，向国际社会昭示本国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安全目标、责任及其维护的途径，解释已做出的和理应承担的国际安全义务；
加强对本国公众和军队官兵进行有关国家的国际权利和义务、可能遇到的挑战及困难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增强国民的全球安全意识和责任感；
努力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倡导区域性或次区域性的安全对话，采取增信释疑的步骤，推动建立符合本地区各国利益和愿望的安全机制；
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各种分离势力对本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与有关国家联手打击这方面的不法活动；
对全球各个地区的冲突和热点加以实时监控，对国际间的各种骚乱、危机和军事冲突保持密切关注；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向发生战乱、冲突或有严重麻烦的国家和地区，派遣维持和平部队或军事观察团；
依照各类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决议，对公海水面及洋底、极地和太空等人类共同遗产予以特别保护，监督其和平利用进程，对其可能遭受的危害或入侵予以有效遏止；
预防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加强国际间的监督管理，并对有关技术和材料实行严格的控制制度；
加强对地雷及各种中小型武器的国际买卖、转让及使用过程的登记与监督，同时防止不良的军备竞赛危害地区稳定和全球共同利益；
在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倡议和推动有关全球安全方面的讨论，对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安全领域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为予以谴责和抵制，引导国际社会朝着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新秩序方向做出努力。
需要提醒的是：一个大国承诺的全球性安全责任，是有可能与本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和目标发生某些矛盾的，在当前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外界压力的增大，如何根据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处理好这类矛盾，将越来越多地提上我们决策层的议事日程。其次，根据国际需要承担大国义务，不可避免地会与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既得利益发生摩擦，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矛盾的性质和动向，谨慎和统筹地处理好这类有麻烦的国际安全关系。
中国任重而道远。（来源：《世界知识》杂志 编辑：陈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