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歼10双机编队

环球在线消息：编者按：本文译自兰德公司报告《中国军事现代化、机遇和局限》第五章。该报告系美国空军资助研究项目，《国际展望》杂志编译发表，旨在介绍美国主流战略研究机构的主要观点和成果，并非同意或证实文中观点与数据。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美国的对华军事问题研究是为美国最高利益服务的，也是从有利于美国的立场出发的，同时也反映报告撰写者的某些观念与偏见，望广大读者明鉴。

·军事变革：中国增强国防工业能力的新战略

原文认为：中国增强国防工业能力的新战略包括三种主要因素。首先是有选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现有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下，全方位研制高性能武器代价过高，苏联曾因此迟滞了国家经济发展。中国关注的是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这些领域的具体情况很少向外界透露，这一篇文章谈及中国正努力拓展航天、导弹研制及电子技术能力，另一篇文章提出要集中力量发展“C4ISR系统，精确打击武器及其他高技术武器。”

其次，中国将加强军民合作。虽然在军转民方面存在困难，但中国领导人仍然确信军品和民品相结合是发展先进军事力量的关键因素。虽然80年代初的最主要愿望是使军工企业利用技术能力在民品市场赚取利润，但目前已转为通过参与民品制造，使军工企业获得双重用途技术并以此制造武器。中国领导人还期望军上企业通过制造民品维持偿付能力，从而减少政府维持军工企业运行的资金。

最后是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中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削弱国防工业独立自主的长远目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国防工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中国领导人确信，最好的方法是引进那些能制造最先进军事装备的技术及现成装备，直到中国能自行研制高性能武器。

中国正在将这种战略付诸实施。目前，据俄岁斯媒体报道，俄罗斯专家正在沈阳飞机公司向中国工人传授采用进口材料和零部件组装苏一27战斗机的工艺方法，还培训中国工人和工程师自行研制多种重要零部件。巾国还通过合作设计和制造先进战斗机，从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获得武器研制知识，并从大量在中国军工企业工作的俄罗斯专家那里获得了帮助。除了从国外获取相关知识外，中国还引进了制造高性能武器所需的机械设备。

虽然中国一直在全方位引进国外技术，但国防工业制造高性能武器的能力仍取决于军工企业研制能力。出口管理及国外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努力将阻止中国全面获取机械设备、材料和工艺知识并研制出符合需求的高性能武器。中国必须依靠国内军工企业获得多种材料、机械设备和工艺知识，并与引进技术相融合，研制完整的高技术武器。

★变革目标：效率、竞争与企业自主权

1998至1999年改革的日标与调整国防工业结构和完善军工企业激励机制相关。日标之一是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虽然生要军工企业已在1993年由部委转制为总公司，但其运行形式仍类似干过去的部委，它们不仅参与武器装备制造，而且负责制定法规制度和政策，由此导致的利益冲突对军工企业提高效率造成了严重阻碍。 目标之二是在国防工业“适度”引进竞争机制。由于国防工业所属企业都由一家总公司控制，因此与多公司竞争相比，军工企业改进技术和管理的进程非常迟缓。 目标之二是增加军工企业自主权。在过去的部委式管理体制下，五大公司所属军工企业名义上拥有自主权，但实际上仍是官僚体系内的上下级关系，下属企业的决策和内部管理自主权极少，从而阻碍了企业的创造性。

在赋予军工企业更多自主权的同时，也要求它们对“底线”采取负责态度。与许多国有企业一样，军工企业虽亏损严重但却不会受到惩罚。亏损军工企业不允许破产，由国家提供补贴或银行贷款以弥补收支差额。这种缺乏财务约束的行为不仅使军工企业失去了减亏动力，也不会使其形成创新动机，因为企业生存与产品质量没有任何关系。此外，政府还试图提高国防工业的横向和纵向融合程度。军工企业虽然处于科层式管理体系中，但都倾向于自行其是，很少进行协作和信息共享。上述改革试图将过去一直相互独立运行的研究和制造流程相结合。

概言之，中国领导层的目标是将国防工业改组为三类企业：集中力量从事军品制造的“骨干企业”，同时制造军品和民品的企业，以及在主要从事民品制造的同时运用技术能力提高科技总体水平的企业。

★对军工产业结构的彻底改革

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始实施一系列政策，对国防工业结构和运行方式进行彻底改革，这次改革在中央政府和企业层移展开。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中央政府层次实现武器装备采购的集中化和标准化，同时在军工企业层次对运行实施分散化管理，以增强企业提高效率和加强创新的云力。

中央政府层次的改革主要采取两项重大改革措施，彻底改变武器采购流程。首先，在九届人大期间，中央政府取消了成立于1982年的由解放军占主导地位的国防科工委(COSTIND)，并代之以采用相同名称但由国务院控制的机构。在国防采购和武器制造方面，新国防科工委严格界定了职责、资源和权力。它不再参与新型军事装备的采购决策或直接管理军工企业。与以前不同，新国防科工委未掌握任何采购资金，因此对采购决策的影响小得多。新国防科工委的任务包括协调军方与军工企业的采购谈判，军方通过国防科工委协调各军工企业的项目竞标，并确保企业严格履行合同。解放军官员表示，由于国防科工委已成为政府机构，因此在确保履行合同条款时比企业更值得信任。虽然其他部门控制了绝大部分国防研发经费，但国防科工委还掌握有一些用于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经费，而后者不能直接用于武器制造。

新国防科工委被取消了直接管理军工企业的职能。它作为大型军工企业的管理和立法机构，职责主要包括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组织国际交流，与其他国家进行防务合作及武器出口，对军品出口实施管制等。因此，新国防科工委主要是对军工企业实施政府管制职能，并使企业享有自主权(老国防科工委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企业行为)。这种改革的目标是使军工企业将精力集中于与武器制造、成本控制和赢利能力相关的业务决策。

新国防科工委的职能也在不断扩展，可能会超越单纯的管理和立法事务。1998至2003年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刘积斌指出，国防科工委的职责包括“对国防科学技术进行监督和管理”，并负责制定、组织和协调国防工业发展计划。这种监督、组织和协调的精确定义目前仍不明确，从而表明该机构仍处于政府和企业职能交错的状态。

另一项重要的结构改革是在1998年4月组建解放军总装备部(GAD)。总装的职能包括老国防科工委的武器装备采购职能，以及原属于总参谋部通用装备部和总后勤部下属部门的相关职能。总装负责对解放军武器系统(从研发到退役)的全寿命管理，并负责组织武器测试、评估和训练基地建设。此外，总装通过所属科技委员会，在范围更广的与军事现代化、国防采购及武器出口控制和不扩敞等政策讨论中发挥作用。

国防科工委的“民事化”改革和组建总装具有双重意义。首先，这些政策调整使武器装备采购系统更趋于集中管理。以前，解放军武器采购职能分散于大量地方和军队机构，各机构间存在截然不同和互相冲突的利益矛盾。体制改革后，判断解放军武器装备需求并予以相应满足的主要任务由总装承担，它负责接收总参和各军种提供的信息。总装的组建有助于加强采购过程中研发和制造的联系。此前，研发和制造相互分离，导致低效运行及武器设计和制造缺乏关联。总装目前负责确定武器装备研制目标和优先发展项目，并为整个武器制造流程(从武器装备研发到试验和评估、制造、管理及最终退役和换装)提供资金。

其次，改革将武器装备的制造方与采购方区分开来。这种调整使采购系统结构进一步合理化，目标在于减少利益冲突和腐败。总装代表军方利益，而国防科工委作为政府机构，主要处理国防工业发展计划及管理事务。由于总装掌握武器装备采购资金，因此军方利益与需要在武器制造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当老国防科工委享有武器制造决策权时，虽然它由解放军和国防工业部门代表组成，但国防工业利 益占主导地位。在许多情况下，解放军武器装备采购由 军丁：企业制造能力(而不是军方实际需求)决定，军工企业利益受到老同防科工委的支持。

除上述大规模结构改革外，政府还实施了优化武器采购流程的各种政策。虽然绝人部分政策刚刚出台，对武器装备制造的影响尚难以判断，但其采纳和实施表明r中央政府对改革武器装备采购体系以及提高武器装备制造能力的严肃态度。据中国官员称，这些改革政策的背景日标包括：军品采购系统的标准化和集中化；建立基于法律的采购系统并以此保护军方和企业的合同权利和责任；在国防采购中建立公开招标和谈判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武器采购人员素质和专业化程度。

上述改革表现为几种形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解放军试图建立一种标准化、集中化和法制化的武器装备采购流程。中国自1990年首次建立采购法律制度以来，已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2002年10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签署命令，发布和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采购条例》，主要从采购计划、采购方法、装备采购程序、装备合同签订程序、合同执行及采购国外武器装备等几个方面规范国防采购系统。

该制度还要求加快建立军购的竞标体系，1998年成立总装时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在新体制下，军工企业被要求以“市场价格”参与某些军品合同竞标，由于国防工业严重依赖政府补贴且竞争程度有限，因此这种概念非常模糊。据中国有关报道称，政府已决定建立特殊采购部门，并最终统一解放军的所有采购活动。新华社。篇报道指出“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调整采购模式，并对分散于各个部门的采购项目，尽可能由专门负责采购的部门实施集中采购…由此逐步建立起集中采购模式。”该机构将负责解放军除保密项目、50万元以上的材料和装备以及2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之外的所有采购。此外，建筑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工程建设项日必须公开招标。这种新采购制度于2005年前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试点，并计划十2005年后在全军施行。新采购机构的有限范围及相关限制表明，它只负责准军品(如军装)的集中采购，而未涉及到主战武器的采购。

企业层次改革政府实施了覆盖面更广的改革政策，试图改变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行政企分开，通过使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压力、实施更严格预算约束、使企业减少对国家依赖及减轻企业社会负担等措施，提高军工企业的市场导向度。政府启动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改革并以此改变军工企业运行模式。

主要军工企业的改革始于1999年7月，即把原五大核心军工企业各分为两家集团公司，2002年底又成立了一家国防电子工业集团公司。这些结构重组主要有两方面目标。其中较明显的目标是为军工部门引入竞争机制。领导层希望企业竞争能提高效率，减轻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自主创新和引进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刘积斌于1999年7月解释了结构重组的基本依据，每家总公司被划分为两家能力基本相当的集团公司，预计“通过适当竞争，各企业都能提高效率和转变管理机制。”

各集团公司之间形成的真正竞争的范围尚不得而知。一些军工部门已出现了武器系统、重要予系统和零部件制造方面的有限竞争，而另一些部门分立的集团公司由于产品类型差异较大，因此几乎不存在直接竞争。中国的一些文章指出，国防工业近期改革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推动产品竞争，而是促进“系统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的竞争。这显然允许企业探索不同的结构和管理方式并相互借鉴。这可能是一种提高政府部门效率的改革方式，而不是促使军上集团公司在自由市场中进行真止竞争的努力。这再次表明，国防工业在某种程度上仍被视为政府机构而不是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

另一个日标是组建集团公司，这是政府改革国有企业(包括军工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举措之﹒，它也是住企业内部建立股份制并推行政企分开、分散风险及提高赢利能力的努力之 。隶属于大型集团公司的许多主要企业拥有大量股东，这些股东对企业的某些活动并不拥有控制权。这种所有制改革是促进企业活动市场化的最新举措之一。

除了上述最基本的结构改革之外，政府还实施了其他改进军工企业经营机制的措施。首先，军工企业开始使用非政府资金从事军品制造。例如，成都飞机公司正使用自有及巴基斯坦提供的资金研制枭龙FC一1／超一7轻型战斗机，目前正处于最后研制阶段，并于最近进行了首次试飞，但目前尚不清楚解放军空军是否会采购该机。FC─1将主要提供给巴基斯坦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但解放军空军也可能采购一些。虽然FC-1并不能代表中国航空工业取得的重大技术跨越，但其项目资金机制却具有创新性。其他军工企业，如正在研制高性能教练机的贵州飞机公司，也开始对未来武器的设计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这主要是在无法确保解放军采购的情况下，寻找为新型武器研制提供支援的投资者的努力。

其次，一些军工企业已使所属企业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些上市公司为母公司提供了另一条资金来源渠道。中国上市公司的透明度要求极低，而军上企业对此问题非常关注。迄今为止，有40多家军工企业在上海和深圳上市。虽然其中一些企业已完全转为生产民品(从根源上看它们仍属于军工企业)，但另一些企业在制造民品的同时也在继续参与军事项目。

军工企业的第三个变化是逐步扩大与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并以此提高发展新型军用技术的教育训练水平。国防上业与国家教育机构的合作项目数量有了可观的增长，总装和国防科工委已在国内各地与高校合作，并以此提高解放军参与技术训练的水平。这种政府一行业一高校合作在信息技术领域表现最为明显，在其他国防科研和生产部门也在迅速发展。 第四，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程度有限的军上企业改革，但相比该行业目前仍普遍存在的缺乏效率和人员过剩现象，还需实施更大规模改革。例如，一些造船和“兵工”集团公司已将下属大型企业的所有权转交相关省政府，这种趋势在造船工业尤为明显，目前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CSSC)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CSIC)仅控制约60家造船厂，其余船厂则属于各省和地方政府。另一项改革内容是削减人员和压缩规模。据一份报告称，兵工行业2001年解雇了61000名工人，次年又有有100家企业宣告破产或被合并。

第五项改革是推进不同省份军工企业的武器装备研发和制造合作。过去，国防工业部门(尤其是航空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单一供应者，导致缺乏效率、冗员过多和相互封锁。总装和国防科工委通过推进不同省份军工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更高程度的合作及信息共享，试图解决上述问题。虽然日前尚无法了解此项改革在克服国防工业根深蒂固的地方保护上义方面取得了多人成效，但它表明政府已认识到问题并采取改进措施。

第六项改革是改革军代表(MRO)体制。解放军在城市和企事业单位派驻军代表，以确保军品质量及合同履行。军代表体制多年来一直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且成效较低，人员小足且工作任务繁重，许多军代表缺乏有效监督合同履行和保证产品质量的技术经验，由于人员变动率较高，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许多军工企业不重视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且经常延误交货时间，因此军代表体制的上述薄弱环节非常突出。政府近年来已实施了彻底改革军代表体制的措施，以此提高合同履行和质量控制水平。国务院和国防科工委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军品质量的政策法规，包括加强对军代表的监督和教育措施，但其成效目前尚未充分显现。

国防工业的结构、运行方式及生产能力等方面的变化从各部门得以最明显体现，以下简要介绍航空、造船、信息技术和国防电子工业及导弹工业部门的有关情况。与中同其他领域的现代化进程相似，国防工业的改革之路也充满坎坷。虽然上述四个部门设计和制造主要武器系统的能力都在增强，但也存在薄弱环节和局限性。一些部门取得了更大成效：信息技术和造船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而航空工业的发展则相对滞后。

中国军事航空工业目前正处于渐进式转型过程中。与前数十年相比，该部门近年来在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性能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在90年代末期之前，中国制造的所有固定翼军用飞机及其主要机载系统基本上是基于苏联50年代技术的改进型。从90年代末起，中国开始制造性能较先进的飞机及机载系统。例如，JH一7战斗轰炸机成为中国第一种完全自土设计(除发动机外)的作战飞机，同时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准三代战机。中国航空工业目前已具备制造性能更先进战斗机的能力，正在沈阳组装的俄制苏一27战斗机为第三代战斗机的佼佼者，据西方媒体报道，成都飞机公司研制的三代半战机J-10目前已进入制造阶段，它也被视为中国国产三代半战斗机的骄傲。J-10主要由中国自行研制(据传以色列为该机设计提供了帮助)。主要机载系统(如发动机)的研制情况相似，中国已从仿造苏制涡喷发动机转向自行研制昆仑涡喷发动机，并将很快自行研制出WS一10高性能涡扇发动机。

航空工业近期取得的进展是一种明显的进步。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它从制造第一代战机转为研制第二代战机，并开始自行研制第二代、甚至更先进的现代化战机。然而，中国即使取得了上述进步，距美国仍有一代的差距。

存旋转翼飞行器方面，中国的进展虽不突出，但其制造能力也在稳步提高。航空工业从80年代初开始以许可证方式制造欧洲直升机公司研制的海豚一2多用途直升机，而它日前已有能力自行制造海豚一2的绝火部分或全部零配件，并可制造欧洲直升机公司设计的另两种型号直升机及自行改进海豚。它还以许可证方式制造法国斯奈克玛公司设计的阿瑞尔涡轮轴发动机。中国航空工业日前有能力研制性能较好的多用途直升机及其发动机，它用了20年时间才达到这一水平，据传目前正在设计的z一10多用途直升机将在未来几年内投产。

航空工业目前还存在着难以在短期内填补的重要空白。在WS一10之前，中国一直无法成功研制涡扇发动机，加之其他技术弱点，一直无法研制远程重型轰炸机或喷气式客机。与此相似，中国直升机设计和制造能力的不成熟也意味着无法研制出真正意义下的武装直升机(虽然中国已将欧洲直升机公司设计的机型改装为武装直升机)。填补上述空白的项目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航空工业近期取得的进展中，大部分可归结为“后发优势”。中国非常重视国外已发展的先进航空技术。近年来，中国大量引进国外航空技术，引进速度和成本要比它自行研究显得更快和更低。但这种方式也存在着缺陷，虽然波音、空客、通用电气、普惠、罗尔斯一罗伊斯及其他西方航空企业与中国合作，并向中国企业提供一些生产合同，从而使中方合作者能更加便利地获取一系列制造技术，但中同航空企业仍然要努力掌握和吸收这些技术。除个别情况外，西方国家通常不愿向中国转让那些可直接用于军事方面的技术。虽然俄罗斯和以色列公司愿意向中国提供一些美国或法国企业不会提供的先进军事技术，但很少有国外企业愿意向中围提供高性能“核心”技术。

随着中国航空工业制造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它将无法保持后发优势。其他国家将越来越不愿意向中国提供更先进的航空技术。目前尚不清楚，作为中国主要供应方的俄岁斯航空上业部门，在未来是否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和资源用于研制性能更加先进的武器系统。由于以色列目前没有自行研制战斗机的项目，因此它不可能向中国提供更新的航空技术(除航电设备等机载系统外)。中国战机性能的改进将越来越依赖于国内研发及制造能力的改进，即中围自身实现技术进步的能力。 除获取国外技术的限制之外，中国航空工业还而临着其他挑战。一些高素质人才离开国有航空企业，就职干中外合资企业或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而占，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使内陆越来越缺乏吸引力；近期毕业的高校学生不愿意接受内陆地区的低收入上作，而这些地区聚集着大部分航空企业。

由竞争而促成的技术进步动力还没有成为影响中国航空工业的重要因素。两家大型国有航空集团公司及所属企业之间的竞争仍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零部件供应企业及机身和发动机研制企业都存在这种情况。由于竞争不足，导致航空企业缺乏提高效率和创新的动机。

组织结构方面的问题一直存在。航空工业的研究和设计部门在组织和财务上仍独立于军工企业。这种状况限制了两者间的知识流动，削弱了研究机构按照企业制造能力进行实用设计的动力。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已发展了网络化的提供培训、技术咨询和相关服务的公司，从而使航空工业内部的知识流动能更加便利地进行。

中国资本市场对航空企业提高效率没有产生较大压力。虽然一些航空企业已成为上市公司，但其核心运行机制仍属于国有企业性质，这对制造机身和发动机的主要军工企业也没有形成追求利润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本来会促使它们提高效率和增强创新能力。

上述这些缺陷并非是中国军工企业所特有的。即使是在美国，军用航空企业的竞争也受制于该行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美国日前只有两家制造军用飞机机身的企业──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此外，在许多国家，高度复杂的航空企业至少在部分上是国有的。苏联曾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军用航空工业，但其设计机构和制造企业在组织结构匕也相互分离，苏联也缺乏刚络化的提供培训、技术咨询和相关服务的公司。虽然中国航空工业与其他国家存在上述相似，但它还面临着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问题。中国缺乏高度发达的经济，也无法象法国和英国等北约成员那样相对毫无限制地共享军事技术。与此类似，虽然中国近年来用于军用航空的资源不断增加，但不可能达到苏联在冷战时期对军用航空工业的支持力度。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航空工业必须与其他行业争夺高素质工人和管理者，后者通常能提供工资待遇更高的职位、更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及更高的生活质量。

在此情况下，虽然中国航空上业与美国及其他航空大国的技术差距将逐步缩小，但除非中国在合同和企业管理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否则仍将存在较大差距。改革措施包括：在签署研发和制造合同时公开投标；将设计机构与制造企业加以融合；对牛产飞机机身和零部件的主要企业实行民营化改造或使其成为上市公司。即使是在政府仍保留对此类企业控制权的前提下，部分民营化也可能形成有利影响，这是因为实现利润的压力将有助于提高效率和加速技术进步。

自从中同从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造船工业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发展。过去20年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商船生产国。对比中国商船制造业在70年代末的极低水平，这显然是一个巨大成就。改革之前，中国造船业绝大部分从事军事项目。与中国其他许多重工业部门一样，造船厂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和材料成本，打入了世界造船的低端市场。中国造船厂最初以制造低价简易船舶而着称，但质量保证和延迟交货的问题一直存在。从8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扩大在世界造船市场中的份额，以载重量衡量，中国目前控制了约10%的世界市场。

过去10年间，中国主要造船厂提高了制造能力并扩充了生产规模。它们通过与国外造船厂签定技术共享协议及采用国外项目管理经验，使这种进程更加便利。中国造船厂已采用了许多现代化制造技能(如模块化建造)，从而使新型设计(尤其是海军平台)能进行序列化制造。近年来，中国造船厂制造新型主战平台所需的时间已大幅缩短。研究和设计机构也在努力采用和吸收现代化设计技能。绝大多数设计所都与造船厂建立了联系，由此改进了舰船设 计和建造流程。在中国其他国防工业部门研发与制造的联系尚未达到如此水平。

近年来，中国造船工业进行了结构重组，以此促进各造船，一之间的竞争并鼓励大型造船厂进行专业化生产。中国主要造船厂通常在获取国外造船订单时展开竞争，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中国目前已涌现出一批大型现代化造船厂，其中一些已开始集中精力制造特种船舶，从而使该行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专业化特征。假以时日，上述变化将会促进企业效率和赢利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研发和学术机构与企业之间不断发展的新型合作关系，将会进一步增强中国造船工业的研究、发展和设计能力。

设计和建造能力的上述进展使中国海军的造舰项目受益匪浅，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商业船舶和海军舰艇的通用性。商业船舶制造能力的增强有助于改进中国海军第一和第一二代作战舰艇出现的许多问题(如设计思想陈旧和装配质量较差等)。与前一代武器装备相比，中国于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建造的驱逐舰和潜艇，在设计和建造方面都有很大改进。这些最新型舰艇具备更强的适航性和战备能力；最新型号的舰艇可改装高性能武器和传感器；许多大型造船厂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对需要装备更多大型舰艇或试图以商船实施军事行动的解放军海军更加有利。除上述技术问题外，由制造商业船舶获取的利润也可用于补贴军用舰艇制造。中国其他国防工业部门(如航天和航空部门)都出现过横向补贴的情况。

中国造船工业也受制于一些不利于海军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虽然舰船设计和建造水平已有所提高，但中国造船企业在为商业船舶和海军舰艇制造高质量舰载子系统时遇到了许多问题。中国一直高度依赖从国外进口船用发动机及导航和传感器设备，并为最新型海军平台采购主要武器系统。例如，中国船用发动机企业难于研制出用于大型驱逐舰的燃汽轮机。中国最新型号的两级驱逐舰都采用了了进口燃汽轮机。对国外舰载子系统的高度依赖将对系统融合形成挑战，并使一一些平台的序列化制造更加复杂化，这主要是因为特定的子系统存在着潜在的不确定性。

中国海军平台的最大薄弱环节一直是武器系统。中国舰艇缺乏远程防空系统、高性能反潜武器及先进电子战系统。目前已部署的上述系统基本上是仿制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产品。中国很少有企业能研制出这些关键性舰载子系统。例如，中国在自行研制用于海上区域防空的中程和远程舰空导弹方面一再推迟了交付时间，这反过来又导致当前实施的海军造舰项目迟迟不能完工。

概言之，中国造船企业已有能力设计和建造性能更好的战舰，且所需时间也比以前更短，但这些新式平台缺乏充分发挥作战性能的先进武器、电子设备及推进系统。这些技术(及相互融合)将最终决定解放军海军所能取得的军事成效。然而，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开始具备研制上述关键性舰载子系统(尤其是防空系统)的能力。

中国信息技术部门应被视为与国防工业和解放军保持密切联系的部门。某些IT公司向解放军提供C4I装备及相关产品，促进了C4I系统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国防工业长期受制于范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发展)，但IT部门并不存在此类负担，它的主要发展标志是规模不断扩大的新型设施、高技术劳动力及引进的国外技术。该行业并不担心为数千名失业工人及其位于边远地区的家庭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而是采用市场化手段(如股票期权)吸引高素质员工，并在必要情况下解雇员上。

中国IT企业、国有研发机构及国家提供的研发资金构成了潜在的“数字化二角”力量，它将大量国家资源与采用市场激励机制的信息产业相结合，以充满诱惑力的中国IT市场作为获取国外尖端技术的手段。同时它也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有利影响，包括以技术为主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各部委的高层次合作、国家五年发展计划及863计划等国家级科技预算项目提供的巨大财力支持等。由于技术的可替代性，IT部门可以对国家基础研发工作进行部分商业化运用而使经济发展和军事采购都受益，因此能独一无二地充分利用上述发展趋势。这种涉及军事技术的民用科研是上述“数字化三角”力量转变运行方式的核心因素将商业化和赢利动机作为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动力，并以此提高中国总体技术水平，进而使军事信息技术能力间接受益。

“数字化三角”力量促进IT行业实现突破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通信装备、超级计算机、核心路由器和光纤。由于中国相关法律和市场环境在本质上对技术转让形成了巨大压力，因此国外企业要想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输入技术、装备、资金和知识，这“对数字化三角”力量的努力起到了帮助作用。国外技术转让已使政府部门和企业逐步降低了对国外资金和技术的依赖。这正是中国所谓的发展“新模式”：合作、学习、掌握、独立发展、替代、自主创新并最终形成全球竞争能力。

总装从国内企业采购军事IT装备的经历使它掌握了大量与签署合同、竞争和投标相关的知识，也使采购人员能将相关经验教训用于其他传统国防上业部门。然而，他们也迅速认识到，由于IT部门的特点和优势，在与那些以维护社会稳定而牺牲经济效率的传统军工企业打交道时，完全照搬这些经验教训也存在局限性。

对于解放军而言，数字化三角力量为它接触到先进技术提供了机会，从而促进了军队的C4I变革。据报道，解放军在通信安全及信息传输能力等方面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性能不断提高的信息技术系统是仅限于提高信息掌握能力，还是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信息程度较低的解放军常规力量转变为一支现代化军事力量。

★未来中国国防工业能力评估：导弹工业

中国导弹工业部门通常被视为整个国防工业中发展较为成功且实力较强的部门之一。该行业的许多产品在质量上已能与西方国家研制的导弹相匹敌。中国固体燃料常规弹道导弹的可靠性和命中精度正不断提高，并成为解放军部分对台作战计划中所考虑使用的主要武器。与此相似，中国研制的鹰击系列反舰巡航导弹也被认为在性能上接近于法制飞鱼或美制鱼叉导弹。中国可能很快将部署第一代对地攻击巡航导弹。中国目前正在研制一系列新型导弹，包括精度更高和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及性能类似干美制爱国者或俄Sis一300(SA一10／SA一20)的远程地空导弹。

几种因素可用来解释导弹工业部门过去几十年来在提高产品技术质量方面取得的成功。中国绝大部分导弹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CASC)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CASIC)这两家大型国有企业的所属企业研制，这些企业的组织结构与其他绝大部分军工企业截然不同。CASC和CASIC并非简单地将数十个研究所、事业单位、生产厂和其他下属公司加以结合，而是各自拥有6-8个研究院和基地。这些研究院和基地拥有财务和审计自主权、经营管理权及自负盈亏的责任。每个研究院和基地拥有大量附属机构，包括研究所、工厂、学校、医院及分公司(研究所在各研究院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工厂则在基地中发挥主要作用，但是所有研究院和基地都分别拥有研究所和工厂)。

这种组织结构是促使导弹工业部门在中国战略武器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的重要因素之一。该行业多年来一直能获得大量资金和巨大政治支持。最近，中国导弹工业还得益于载人航天工程所分配的大量资源，并可以通过出口导弹和向国外用户提供卫星发射服务而获得收入。

即使存在上述优势，中国导弹工业也面临着类似于其他国防工业部门的问题。国内制造的唯一一种现役远程地空导弹是50年代苏制SA一2的改进型。与此相似，中国直到最近仍未部署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从60年代初就拥有了这种导弹)、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超视距空空导弹或反辐射导弹上述能力方面的差距也源自类似于中国其他国防工业部门的薄弱环节，包括研究与制造之间的关联度较差及创新和提高效率动机的极度弱化等。CASC和CASIC同样缺乏效率，其员上规模过于庞大。它们正在采取改进措施，如增强企业管理者的责任感；强化财务控制；吸引、保留和重用高素质人才等。导弹企业也被鼓励制造民品并与外国企业合作，但该行业的本质可能仍要求限制国际合作。与航空工业不同，西方企业对向中国宇航工业提供合同没有太大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出口管制严格约束了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共享技术的类型。

与中国其他国防工业部门一样，导弹工业目前正在迅速发展。许多长期存在的不足将在未来几年内得到纠正(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到这一个十年的末期，预计解放军将部署自行研制的机动式同体燃料弹道导弹；对地攻击巡航导弹；高性能远程地空导弹；超视距空空导弹及反辐射导弹。上述导弹系统一旦成功部署，将使中国具备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大国相匹敌的导弹打击能力。

★未来展望

过去20年来，中国国防工业在提高企业运行成效及产品质量和技术性能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用这些工业部门产品的技术质量取得的进步来衡量，上述进程在最近5年内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这些进步表明，中国国防工业正逐渐摆脱过去20年中的停滞和被忽视状态。这种进步部分得益于旨在激励管理者提高效率和加速创新的组织结构改革，其他重要因素包括不断增加的政府研发和采购支出；国外装备、资金和知识的引进；民用业务的“带动”效应等。尤其是那些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尤其是与国际市场相联系的活动)的部门，它们最大程度地提高了自身能力。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已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队伍，并在国防工业的许多重点企业投入巨资建立了现代化制造设施。这些生产能力需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逐步形成，目前它在许多方面已对西方国家构成了竞争力。然而，中国军工企业在组织结构、合同、激励及其他因素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使这些质量相对较高的投入还无法立刻制造出高性能武器系统。我们的观点是，虽然体制缺陷仍然较为严重，但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将有助于纠正这些问题。在建立健全适当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中国国防工业将会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许多迹象已显示，一些重要的国防工业部门正在克服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薄弱环节。

上述一些变革正处于实现过程之中，这种状况主要由1998年实施的最新一轮改革所引发。改革成效开始通过国防工业重点部门的运行方式和产品体现出来。如果这种趋势得以持续，中国国防工业肯定会为解放军提供更多技术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来源：《国际展望》杂志2005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