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

·研究美国不仅仅要“读书”，更重要的是要“读人”，在实际交流中读出他们真实的想法

·美国诸多决策者对大陆的偏见，对台湾的偏袒，多出于个人偏好，或对真实情况的不了解，不一定与现实政治中利益取向有关

·中国需要更多年轻的、真正懂美国文化、懂美国制度、懂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方法的学者和外交官

·研究美国时，我们常常陷入或神化、或美化、或妖化、或丑化、或简单化的误区

当前，中国对美工作有三组鲜明的反差：关心美国的街谈巷议之人较多，但真正理解美国的专业人才较少；批评美国的舆论较多，能对美国的国家发展做出较为客观分析的深度研究较少；对中美关系演变总体评论较多，就如何进一步开发对美外交的资源，从而提出有创意、有建设性的建议较少。造成这样反差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研究美国时，常常陷入或神化、或美化、或妖化、或丑化、或简单化的误区中。多接触一些美国人，就会发现情况远比想像中的复杂。

我曾与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JamesLilly)先生共进午餐。席间谈及美国对华影响力的人物分类，我将他归为“不亲华”的“蓝军”。他不太同意这种分类，说自己为中国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促进中美军事交流、批评陈水扁等，绝非什么“蓝军”。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什么“蓝军”联盟，更没有参加过相关活动，与所谓“蓝军”里的人也很少联系。无独有偶，在拜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Lampton)教授时，他也不同意戴“亲华”“红军”的帽子。美国人不喜欢“红军”，他建议最好用颜色温和些的“紫军”，来替代刺眼的“红军”一词。由此，我感到研究美国不仅仅要“读书”，更重要的是要“读人”，在实际交流中读出他们真实的想法，找出美国国家发展和中美关系演变中最根本的因素。

影响国际关系最根本的因素自然是人。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RichardBush)曾多次告诉我，美国人很“善变”，既善于保护自己，又经常转变立场。国会里所谓的“鹰派”对华并不了解，他们常拿中国问题“借题发挥”，只是为了讨好选民，或者是把中国当成国会政治游戏中的箭靶，借此表明自己立场。比如，“堕胎”问题在美国争议性很大，属于永远无法在辩论中取胜的问题。此时，反对“堕胎”的国会议员批评中国的人口政策，既可以表明自己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也可避免受到“堕胎”支持者的攻击，尽可能地减少了政治风险，获得政治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上策伐心，中策伐交，下策攻城”，从这个意义上说，针对每一个影响中美关系的人，我们都应该从美国文化角度去理解他们，有针对性地做工作。

那样，对美外交的成果可能会更大。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JohnLewis）曾对我开玩笑说，一些国家的官员来美国演讲时，都会长篇大论。其实，那不如发表简短幽默的演讲，用美国人熟悉的方式对美国人说话更有效。

·纠正美国对华情结中的不利因素，还需要因人而异

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知道了“研究美国，需因人而异”的“局”，则可寻找“美国对华某种情结”的“略”。

对于中国，时下美国人最重视的莫过于两大问题，一是台湾，二是中国的崛起。

这么多年来，美国诸多政治精英已经滋生了某种“台湾情结”，特别是在国会行为和它的舆论认同上，基本上是一边倒。例如，“两党轮替”在台湾的出现，使美国认定台湾正在进行“民主转型”，进而产生了“民主国家”的认同感。这种“台湾情结”或出于对台湾真实情况不了解，或出于某种思维惯性，多半是一种个人偏好，不一定与现实政治中利益取向有关。但是，产生的危害却很大。至今，许多美国人的“台湾情结”还“先于、优于、甚于”所谓的“大陆情节”。这种情结一方面怂恿了国际社会上“亲台”市场的存在，另一方面也使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存有成见。两种现象集中的体现就是叶望辉（StevenYates）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出笼和被渲染。叶望辉是美国副总统切尼重要的智囊人物，他鼓吹，台海两岸危机不断，不是由“台独”造成的，而是中国国防现代化趋势下“对外扩张”引起的必然反映。这无疑使国际社会如日本都加强了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在台湾问题上从情感上倾向“亲台”，或者说台面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实际上不愿意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

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人更是陷入某种“矛盾情结”。美国重视中国，不愿意放弃中国的市场，主张对华交往；但同时，又对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存有戒心，对中国崛起的种种问题疑心重重、深感不安。正因为此，我们常看到，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圈人士会犯一个毛病，即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和对美国式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宣扬会混在一起。至于利益成分和意识形态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哪个更大，则取决于美国决策者的性格偏好、文化背景、教育水平等各个因素，不可一概而论。由此看，如何纠正美国对华情结中的不利因素，还需要从具体的人开始，有的放矢。

·建立对美工作的国家信息平台

中国很难和美国成为战略盟友，因为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差异太大。中国也不愿意、更无条件做美国的竞争对手，因为综合国力比美国的确还差得很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与美国的交往中，必须具有高度的外交智慧和外交艺术。

几年前，美国“UPS援助项目”邀请“中国民间实话实说代表团”一行15人到美国华盛顿访问。该团团员有官员、教师、学生、农民和艺人。UPS公司安排了代表团与国会议员见面。而议员们听说他们来自中国最基层，也都极感兴趣，几乎有求必见。团员们向美国议员介绍中国农村的生存状况和教育状况，回答了他们关心的问题，使其对中国国情有了深入了解，修正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印象。通过这种中国基层百姓与美国国会的交往，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讲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很有说服力，难怪美国人称此次访问活动“是民间外交的创举”。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对美国外交中，“心灵政治”很重要。西谚有云：“最远大的探险是内心的探险。”美国人善变，故需因人而异，未雨绸缪；美国人对中国心存芥蒂，则更需探索其内心世界。美国人喜欢跟有知识、有经验、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人争论，那我们何不用美国人喜欢的表达方式，通过演讲和讨论，泰然自若地向美国宣传中国的基本国情，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呢？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不管观点是否被别人接受，首先能够赢得人格上的尊敬。

美国资深国会议员李·汉密尔顿在某次座谈会上曾对我说起，中国对美工作应该更细致一点。他的建议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应进一步鼓励推动在“社区各个层次包括农业界、学术界、卫生界、教育界”的民间交流，“向华盛顿派出50到100名能说流利英语的中国外交官，专职进行游说国会议员的工作，对他们进行登门拜访……研究台湾是如何努力影响美国公众舆论的。”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需要更多年轻的、真正懂美国文化、懂美国制度、懂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方法的学者和外交官。

我想，对美外交，还需要有一个重要步骤，即建立一个对美工作的国家信息平台，搜集和整理有关美国制度运作和内外生态变化的图书资料、音像资料、决策的案例资料等等。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美国重要人物的外交档案，这是把握美国外交决策程序和美国对华决策行为规律的重要依据。例如，对美国国会，须尽可能地搜集有关国会议员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社会联系、代表选区、利益集团背景、个人性格爱好、意识形态、立法取向、对华态度等相关信息。重点是该议员在以往国会对华决策中的表现、有关讲话的态度等。同时，加强对一些重点议员（尤其是极端反华议员）的了解，对他们未来的决策行为进行相关预测。另外，由于议员助理特别是立法助理对国会议员的影响比较大，也要结合每一个议员建立助手档案，将国会山上的3000多名对议员立法行为起重要作用的助手分门别类进行整理，为我国对美国外交工作提供具体和详细的参考指南。国会信息管理还必须突出对国会关注的中国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多渠道搜集相关信息，特别是议员的投票行为，制定针对具体问题的工作策略。

这是一个亟待重视的课题，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改变一个国家的心灵的确不容易，塑造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也很难。但是，“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前景还是相当乐观的。中国有几亿人出生于1979年以后，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代，正在提升中国“青春阳光”的国际形象。他们中数以万计的人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间，与美国人接触将更频繁。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两国年轻人之间具体的交往不断增加，两国关系完全可以向良性方向发展。(作者：孙哲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