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与作为个体的人的成长有几分相像，现代国家的成长也会碰到青春期的困惑与烦恼。中国怎样更好地与世界融合，将决定其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中国的发展，也将决定中国的发展能达到什么高度。《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在他的新著《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中认为，要多从内省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与复兴，关注国内因素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近日，记者与张剑荆就他的看法进行了一次谈话：

记者：为什么说要从国内问题来看待国际关系问题？

张剑荆：基辛格有一次访问中国，他站在大会堂的台阶上看长安街，感叹中国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他在上世纪70年代看到的中国已经大不一样了。我想他的感受是真实的。通过近30年的发展，就总量来看，中国连续跨越过好几个国家，位次不断上升。而且，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其国内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国际关系意义。

举个例子，今年以来,经济学界对于中国要不要走重化工业道路讨论得比较多。你可以把这个问题仅仅看作是国内问题。但事实上，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发展重化工业就不可能不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引入国内的分析，结合国内的情况来分析国际政策、国际地位、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增加了一个维度。

记者：能不能具体谈谈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国内问题？

张剑荆：中国处于多重转型时期，我把这些转型概括为六种：工业化转型、市场化转型、全球化转型、知识社会转型、文明转型和宪政转型。

中国的转型与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是经过几百年慢慢转过来的，呈现为渐进的特征。但中国却将所有转型都压缩到了当前的空间和时间中了，这一过程伴随着力量的快速增长。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在顺利转型的同时，又能驾驭增长着的力量？

这构成了中国最大的难题。说实话，没有一个国家能毁灭中国。中国最大的烦恼实际上来自于能不能自我控制，能不能顺利完成多重转型。比如，怎么实现市场化，要不要市场化，要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选择的结果将会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最终使中国的转型变成一个国际问题。因为，国内问题有可能会溢进国际体系里面去，谈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就不能不谈这些溢出效应。这就涉及国内改革问题。

记者：中国怎样同世界打交道？

张剑荆：中国与国际关系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选择了市场化的道路。这始于1992年。中国的这一选择决定了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体现。比如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等，都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建立殖民地的方式获得的。世界史上，尚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入国际体系的先例。

与中国比较类似的是美国的崛起，当时由于美国运河系统和铁路系统的修建，给世界带来了几十年的通货紧缩。但是美国当年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比起现在的中国要小得多。所以在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一定要多考虑一下别的国家的感受。

记者：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大国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

张剑荆：中国要发展成一个全球性大国，就必须为全球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这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有所创新。

长期来看，文明的转型是中国最大的挑战。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秩序，一定是中国文明吸引了别的国家去追随，而不仅仅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强大。

假设2030年中国的GDP超过美国，成为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势必要涉及到中国究竟为世界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的问题。美国成为世界大国是从它处理1914年欧洲战争开始，那时它提出了威尔逊主义，在当时，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方案。二战之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联合国，它也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那么“中国崛起”势必将意味着在某种重大危机关头，中国提出了被大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是什么，现在不知道，危机是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有一些基本原则：它一定不是排斥民主和市场化的，一定是制度化的、理性的，一定是一种不同于现在的新的文明形态。（来源：日本《爱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