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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的角度论索隐与考证

一
《红楼梦》之“红学”，好比莎士比亚之“莎学”。其开篇设问：“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此一问，丝毫不逊于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虽乃模拟说书人的口吻，但“狡狯”得很。致使此书问世二百年来，“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好事者”络绎不绝，歧异繁出。在研究领域内，不断围绕“从何而来”的诸多“可能性”进行学术与非学术的探索，煌煌高论者，以索隐派和考证派最领风骚。当然，也有人说考证派与索隐派虽不是“同出一辙”，但也是“殊途同归”——限于“本事”的考证也是索隐。

二
《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以贾宝玉为主人公，以贾府为背景描写个人性格与家族命运的小说。
但关于本书的由来，众说纷纭：
“索隐派”主张“他传说”，于此发明多多。古人有“明珠家事说”，“和珅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张侯家事说”,“顺治帝董鹗妃故事说”，“康熙朝政治说”，“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说”等等。近人则有“顺康宫廷隐史说”，“康雍乾政治权利争夺说”，“曹雪芹竺香玉刺杀雍正说”，以及“太子胤礽和太子妃石氏故事说”等。
“考证派”主张“自传说”。“自传说”又分两派：一派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于此建立“自传说”的是胡适，周汝昌等；还有一派认定《红楼梦》的作者不一定是曹雪芹，而是另自有人，古人有“吴梅村说”，“曹一士说”；近人有“抄写勤说”，“曹頫说”，“石兄说”，“洪升说”等等。

上述这些主张，都引起了红学界的争辩，结论无疑都是错误的。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主张者固然是牵强附会，反驳者亦是徒劳无功——偏离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被“作俑者”牵着鼻子忙不迭的走。

三
《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这是研究讨论的前提；用文学批评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乃是题中之意。

但文学现象是复杂的。有文学理论一门学科。作家子出机枢进行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家希冀通过作品的归类把握、综合分析，总结出创作经验或创作规律。如自然科学一样。严格说来，文学理论是不具备科学性的学科。几乎文学理论的每一个定义都有歧义，每一个例证都有例外，每一个实证都有反证。例如，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历来都有“典型说”和“杂取说”。同样是作家，捷克裔的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却说：“一个作者企图让读者相信他的主人公们都是曾经实有其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是生于母亲的子宫，而是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激发性的词语”他坦白其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两个主人公的来历：“托马斯就是Einmal ist keinmal（德国谚语，意思是：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压根没发生过）这一说法的产物，特丽莎则产生于胃里的咕咕的低语声。”当然，昆德拉说的也是一个特例，但问题就在这里。所谓科学，就是具有规律性，确定性，可以重复实验在现。而这恰是与文学艺术创作相排斥的。文学艺术的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不确定性、多义阐释性等等，才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主观高级精神活动，其模糊性、混沌性、神秘性、复杂性，说一句悲观的话，就我们现在关于人类精神活动、大脑机制掌握的程度，不但我们读者、批评者、理论家、科学家等探究不出，就是作者自己也很难以说得清楚明白。人类的头脑是否能完全了解人类的头脑，是一个科学的悬疑。我们能说写作时“灵感所致”，“有若神助”，“神游八极，心驰万仞”等创作状态是什么素材、经验、想象、梦幻、灵感乃至理性、推理、思考、演绎、判断所致吗？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非尔德有一段关于“知道不知道”的言论：“据我们所知，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我们还知道，我们有些并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我们还知道，我们有些并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还有一些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知道”，拉氏英语的“知道不知道”，与汉语的“知不知”这句话，正是互相对译。穷究根底，勇气可嘉；为学知止，亦理性可许也。

所以，文学批评的研究只能是自圆其说的个案研究。所以，红学作为一门“显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
在研究作家的作品时，历来有作家本位与作品本位之争。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由于批评流派的分歧，简单说来，有两个观点：一是鲁迅式的态度，认为批评作品应论及作者，否则，则进于说梦，这是考证派的存在理由。另一个是钱钟书式的态度，说，你认为鸡蛋好吃，吃就是了，不必认识那个下蛋的老母鸡。这是接受美学的立场。虽然流派在后，但作品在前，此中纠缠也莫衷一是，难解难分。

其实，这两者之间，虽不能相融，但也不必亦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要看具体情况而言。
比如，《红楼梦》开篇第一句话，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还是“此开卷第一回也”？现在我们认为是前者，而后者只是“回前批”或“楔子”。这就是版本考证得来的。再比如，通过考证，我们知道了《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在“甲戌”1754年已经至少完成了前八十回。这是胡适的贡献，也是王国维关于有限考证的主张。知道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和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无可否认会对我们领会和欣赏《红楼梦》有所帮助。但我们不知道“兰陵笑笑生”是谁，至今还是照样看《金瓶梅》，也不影响对《金瓶梅》的学术研究与艺术欣赏。美国作家海明威说：“只要是文学，就不用去管谁是作者”又有西方文论不雅的比喻：“艺术作品是私生子，不问爹妈是谁。”由此可看出，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考证的原则是⑴需要也可能考证时，考证是必要的；⑵考证不出来，也不妨碍作品的阅读。⑶有总比无强。⑷考证也不必过于繁琐枝蔓。例如，我们考证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的原著，好得不得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的，坏得不得了。奈读者何？我们能屏弃后四十回，仅抱着八十回残本看这“断尾巴蜻蜓”或“断臂维纳斯”吗？我想，读者是不会理会这类专家学者的意见或建议的。或者说，高鹗的后四十回是“狗尾续貂”，我们通过探佚学已经考明了符合曹雪芹设计的后四十回情节，但问题是，情节与作品之间缺的是什么啊，不正是文学吗？那还不如续补之作呢。正如鲁迅所说：“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我所说的还包括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的关系，尽管爬梳出什么“赫赫百年”、“树倒猢狲散”、“《续琵琶记》”、“鼎鼐”等等曹家历史的东西，只能说是作者涉笔成趣的由头，或者说是专家由考证得来的欣喜。就靠这么点自己家的东西，是写不出《红楼梦》的，也不能产生《红楼梦》的。你开了一张菜谱，并不等于经营了一桌饕餮大餐啊。
更遑论捕风捉影、空穴来风的什么“索隐”了。

五
红学索隐与考证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纠缠，主要在于对文学作品持与文学批评根本无关或稍有关系却烦琐枝蔓的态度和方法。大体可以概括为“刻舟求剑，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死在句下”；“烦琐考证，违背常识”与“倒行逆施，恶紫夺朱”四个方面。下面分别一说。

所谓中国小说源自历史，旧称稗官野史，这好象是一个定位。强调者以此为依据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认定只能把“曹学”、“脂学”、“版本学”与“探佚学”归于“红学”范畴，不能将“红学”模糊为由文学批评作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小说学”。因此“红学考证是根本”（周汝昌观点）。这就是“刻舟求剑”。说小说源自历史也许可以成立，说历史小说、传记小说本自历史更是不错的。但历史不等于小说，小说更不等于历史。当其“源”“流”到了《红楼梦》产生的年代，例如，小说《水浒传》源自历史，《金瓶梅》却犹如夏娃，是从亚当身体里抽出的一根肋骨罢了，开篇后就与《水浒传》毫无关系了。何况《水浒传》本身已经是由历史筐架融入艺术虚构的“文学历史”。《西游记》就更甭说了。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以叙事的方式对小说各种元素的缝合，对小说外的破碎世界的缝合，小说是以文字和书卷的排列组合方式制造的一种内在的时空的幻觉。再客观、再真实的小说也不能忽略他不过是小说家的虚构这一基本前提。小说只是真实的幻象而已”。

《唐?吉苛德》第二部第三章中，唐?吉苛德听说他的故事被写成了小说，怀疑自己的事迹写得是否真实，引出了关于小说和历史的观点。学者认为诗人可以“不按往事实况，而按往事理当如何发生来叙述或吟唱”；而历史学家却：“必须描绘往事一如其所发生，而不是应当如何发生”。
将红学“国学化”、“特殊化”，以“小说源自历史”的定论抱残守缺，除了画地为牢，抱梁溺水，排斥异己，抬高个人外，并不能为《红楼梦》增添什么光彩；反之，把《红楼梦》看作世界文学之林的一部小说，以普通“小说学”的方法界定“红学”，也无损《红楼梦》的“旖旎和缠绵”。

现今红学界，在舆论一片“回归文本”的呼吁中，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先生偏偏反对此论。我理解他的意思，中国的主流红学一直以《红楼梦》文本作为主要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的，何来今天的“回归文本”。只不过反常的总是离奇的索隐与无据的考证，因为其“夺目红”，具有“新闻性”、能“吸引眼球”而得到拼命追求“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等诸媒体的青睐。专家明星化，显学庸俗化，这是红学的“悲剧”还是红学的“喜剧”。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