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那天我在沈阳，全城都在扭秧歌庆祝”

　　 图为1966年10月1日，钱老为毛主席拍的照片。新华网翻拍

请您和我们讲讲，您是怎么开始从事摄影记者这行的？

钱嗣杰：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东北解放后共产党就到了我们那里。那时，我在佳木斯联合中学上学。有个老师他很喜欢空军，他跟我讲，将来共产党要建立航校，说我以后可以去当飞行员。我的身体条件比较好，因此做一名飞行员就成了我的梦想。

１９４６年参军后，我被派到了部队。当时中央有一个指示，就是要用文字和摄影报道记录解放战争的进程，所以在部队里加强了文字和摄影记者的力量。就这样，我拿起了照相机，当上了一名摄影记者。

过去我对照相完全不懂，因为我的家庭条件不可能有相机。日本鬼子在８.１５投降时，有几个同学捡到一个日本照相机，一个胶卷，我们就“喀嚓、喀嚓”照，照完了胶卷一拿出来，一看啥都没有，又上一卷，第二卷照完了还没有。上第三卷时，遇到一个人告诉我们说“你们照完了怎么不洗就拉开啦，不能拉开，照完要送照相馆洗。”我才知道照相要通过显影，显影完以后再放大，放大后再成照片。

所以我们完全是根据革命工作需要学得摄影，而且一开始也走了很多弯路。因为胶卷有限，打一个仗才给两个胶卷，两个胶卷才２４张，得留着点拍。起先，用的器材都是日本货，破烂的，带着胶布，像一个箱子一样，拉出来以后“脚”就有跑光的地方，买一个胶布沾上，第二天不黏了再扔掉，再换新的。而且镜头也是很普通的镜头，远一点都照不上。现在想想，如果解放战争时候有个长镜头，不要多，有个９０的也好啊。现在用的小数码都是广角的，到１００多，可以近可以远，那个时候就是死镜头，离的远一点儿就照的小一点儿。

后来从部队调到东北画报，在东北画报摄影新闻班学习，学习完在画报实习了一个阶段，才又回到部队。

图为钱老从50年代起至今使用的三代照相机。新华网 俞玮 摄

　　您当时主要是跟着哪个部队？

钱嗣杰：那时我们叫纵队，我是在第六纵队，负责１６、１７、１８三个师。当时主要是搞军事报道，反映部队战斗、生活、军民关系等等。一个纵队最多两个人，文字记者是哪儿打大仗就到哪儿，他们是流动的。我们摄影记者是在一个纵队不离开，只要打仗就跟着一个纵队三个师。

那时候，所有部队都愿意争取打仗。而我们摄影记者就是个“标志”，一下去大家就知道肯定是有战斗任务了，而且我们去的团肯定是主力。

除了跟着一个纵队不动，那时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还有什么不同？

钱嗣杰：如果你是文字记者，我不主张你到连部去，也不主张你到营部去，你最低是到团部，最好在师部。因为这个连的战斗电话都打到师部，你写战报发消息都在那儿，你到连里只了解一个连的情况，跟着冲锋陷阵更没必要，了解得信息很少。文字记者必须在后方，你的材料才丰富。

而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不一样，我们必须到前方，跟着营、跟着连、跟着排跑，这样才能拍到真正的战场上的画面。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我们摄影新闻班的同学互相就开玩笑说“咱们争取活到３０岁啊”。因为在战争环境下，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很可能明天就会少几个人。

开国大典那天，您在做什么？

钱嗣杰：开国大典那天我在沈阳，当时正好在部队里，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就出去扭秧歌庆祝。那真是全城出动啊，机关干部、解放军、老百姓，满街都是秧歌队。

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这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全民沸腾，大家欢欣鼓舞，没有别的活动，就是扭秧歌来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