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

宋庆龄亲自下楼来，当着战士们的面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

在7月1日的电报中，周恩来又细致地关照邓颖超：长途旅行，宋庆龄病体难支，“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

宋庆龄患有严重的荨麻疹，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1949年上半年，宋庆龄几乎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先是重感冒，继而是剧烈的神经痛、高血压。大夫令她卧床休息并放弃所有的工作和活动，当她病得只能抱着热水袋呆在床上时，由于“那些处于绝望挣扎中的人，在逃脱即将来临的局面之前”，仍在对她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她被迫下床去会见一些不得不见的人。形势最为紧张时，正值春季，恰是皮肤病高发季节，正患肠胃病的宋庆龄荨麻疹大发。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她无奈地说：“在过去两个星期中，焦虑和麻烦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缠住我不放。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地把那些影响立即消除……”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宋庆龄急欲放松自己，所以她还未等邓颖超开口，就向邓提出“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

邓颖超对宋庆龄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6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拟暂缓长途旅行。周恩来据此提出，“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而孙（夫人）希望到苏联养病，当于新政协后进行交涉，估计必能办到，病治好后，亦可至东欧新民主国家参观”。

经过邓颖超和廖梦醒的多次劝说，当6月30日邓颖超向宋庆龄出示毛、周亲笔邀请函时，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赴平。在邓颖超将7月1日中央来电告诉宋庆龄后，得知能坐头等卧车，宋庆龄非常高兴。尽管邓颖超叮嘱宋庆龄要保密，但是宋庆龄还是忍不住悄悄告诉了即将赴北平工作的王安娜：“因为我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但是，此事要绝对保密，因为他们不想挨炸弹（保密），因此我建议你在8月份请假一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乘坐豪华的特快列车南下了。”

住处“在北平为稀有者”

据曾经去过那里的廖梦醒的女儿李湄描述：“那是一栋外国人建造的两层花园洋房，小巧玲珑，在北京很少见这样的洋房。”

7月5 日，邓颖超致电中央汇报宋庆龄已同意在7月10日后动身，“ 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电报发出后，邓颖超在与宋庆龄谈话中又得知“她须在八月六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考虑到新政协极有可能在8月中旬召开，于是经与宋庆龄商量，邓颖超决定将行期推迟到8月6 日以后，并立即于7月6 日再发电报向中央汇报。

7月9 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给邓颖超发出了第二封电报，告诉邓“新政协八月半后方能开”，要求邓与宋商量，请宋先来北平，“八月初南返”，8月中旬再由回沪一行的史良陪伴“北来”参加会议，若宋不同意则照原定计划将行期推至 8月6 日以后。“ 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

新政协的具体召开日期是宋庆龄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她“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

8月3 日，邓颖超在还未收到周恩来当日致电告知“新政协会期在九月上旬”的情况下，向宋庆龄坦陈：“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推迟到二十日以后。”宋告之8月底有事，“必须赶回上海”。邓颖超随即直接致电周恩来告之，并分析说：“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

8月6日，周恩来回电邓颖超，再次告之“新政协须九月上旬始能开会”，并建议“孙夫人以迟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前来平为好”。他同样认为“孙（夫人）说八月底有事，恐系推辞”，要求邓颖超和已回沪的史良一起“分别推动”；并要邓去见苏联领事孙平和与宋关系较近的塔斯社驻中国记者罗果夫，让他们“从旁推动”，邀请宋庆龄“ 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 届时将有苏联对外文协访华团代表参加”。

在确认宋庆龄承诺来北平后，宋庆龄在北平居住的问题必须解决。8月3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告之：“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罗叔章负责指导。”

周恩来所说的房子位于东单方巾巷44号，后因北京建新火车站而于 1959 年拆除。据曾经去过那里的廖梦醒的女儿李湄描述：“那是一栋外国人建造的两层花园洋房，小巧玲珑，在北京很少见这样的洋房。”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周到，他知道宋庆龄长期生活在西式建筑中，遂为她选择了这栋稀有的洋房。不仅如此，他还在百事缠身的情况下，亲自去现场勘察。宋庆龄对周恩来为她选定的方巾巷寓所甚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