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点一面墙，再挂上一些钩子，鼓励人们随时拿出自己的闲置旧衣，或者随意取走自己所需。这种街头捐助的方式，在不少城市被纷纷效仿，近日更出现在北京的街头。为温暖情谊“点赞”的同时，人们也在关注爱心墙的设置、选址、管理等问题以及进一步思索，如何帮助民间慈善走得更远。
目击
“过来拿吧，
这是我们的道具”
黄色油漆在黑色墙体上刷出一座小屋的轮廓，三角屋顶中被特意勾勒出一颗“心”的形状。屋顶下方，“免费带走”四个大字颇为醒目。小屋右侧，两组挂钩并排挂在墙头，旁边喷涂着“有需要，请带走；有闲物，请带来”的标注。
这是最近在苹果社区东侧马路边出现的一面“爱心墙”。据悉，设置者是附近一位居民，效仿伊朗“爱心墙”，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渠道交换资源、各取所需，“让城市里多些美好和温暖。”
而昨日上午，记者在爱心墙附近观察发现，挂钩上空空如也，近两小时也没人来捐献闲置衣物。随机询问几位从东门出来的居民，大家普遍表示没注意到这面墙。一对推着孙子出来遛弯儿的老夫妇隔着马路打量片刻，花白头发的大爷抬手向对面一划拉，“这么长一片墙全喷得五颜六色，中间画个房子太不明显了，你一说我才看见。”大妈则表示“挺好的，献爱心嘛。”随即又皱了皱眉，“那会不会以后收废品的发现了，就在旁边转悠，挂上什么立刻就给收走了？”
“组织交换、捐献，还是有专门机构介入比较好。”一位戴眼镜的男士表示，自己几天前就发现了这面墙，但在他看来，这种街头捐助并不是“挂上衣服人家拿了就穿”那么简单。“卫生防疫谁做？能不能有效循环？说实在的，现在家里旧物都多，平时该扔的也不舍得扔。有这么个渠道，想着是做好事儿，不管适不适合捐献就都拿来。如果没人定时挑拣清理，以后这儿说不定就变‘垃圾场’了。”
此外，在记者观察的过程中，还发生了略显尴尬的“插曲”。某机构数名工作人员带着几件毛衣、围巾、保温壶等物品赶来，拍摄了“市民往挂钩上挂东西”的画面后，等待许久，也没有过往行人去摘取这些物品。许是注意到记者在附近徘徊良久，对方热情地隔着马路挥手招揽，“过来拿吧，这是我们的道具，都是好的，不是旧东西……”
观点
“温暖的墙”不是慈善垃圾场，尤其不适合北京
自从伊朗“温暖的墙”刷爆朋友圈，短时间内不少城市都有了翻版的“爱心墙”。一时间无论媒体还是市民，对其热情高涨，颇为积极。
而在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看来，这种方式可能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尤其不适合北京。“本来旧衣服就是很多家庭的负担，这不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扔垃圾嘛！”
才让多吉认为，“温暖的墙”出现在伊朗，有其合理性。那些经历了战争的地区，物资紧张、生活贫困。而我国经过多年发展，已是“纺织品大国”，在物质上尤其纺织品上并不贫乏。此外，从事多年公益事业的他强调，像“捐衣服”这种项目，看似简单，实际操作中所需费用是很高的。“比如要租房子，放置收到的衣服；要买围裙、手套、消毒液等必需品；要对二手衣物进行分类、消毒、陈列、发放……一切都需要善款的支持才能实现。”
才让多吉提及自己团队在四川做过的“爱心屋”项目，曾收到几包邮寄来的旧衣服，总共200多件。经过几位志愿者阿姨的分拣、整理和消毒，仅挑出来21件能用得上的衣物。“北京很多家庭都有类似‘准垃圾’的旧衣服，单纯捐出来门槛和参与度都低，大家看着以为简单不费力，不假思索地做起来，很可能会搞得乱七八糟。”
济南“爱心墙”受冷落、昆明“爱心墙”启用10天命运多舛、厦门“爱心墙”遭遇爆棚烦恼……搜索已有报道，“爱心墙”在遍地开花的同时，也大有被“玩坏”的趋势。才让多吉强调，“爱心墙”不是慈善“垃圾场”，任何公益和慈善，都需要良好的制度、程序来支撑。“在北京搞‘爱心墙’，如果没有公益组织来参与后续的工作，那么它的无序和混乱是可以预见的，无异于以慈善和爱的名义来做一件坏的事情。”
信息不对等又难辨真假，献爱心意义不大
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衣服在远未到达使用寿命时，就已失去了人们的宠爱。对于这些提前完成使命，却还好端端的旧衣，除了拿出去挂在墙上，还可以怎么处理？人们又有怎样的期待？
因为大伯和堂兄一家还住在农村，生活条件一般，小陈家里的旧物从来不缺去处。除了妻子和嫂子身材相差比较大，衣服不能通穿外，小陈淘汰下来的服饰皮包全都给了堂兄。儿子穿小的衣服、鞋、不玩的玩具也都正好“预备”给了堂兄家去年刚出生的二儿子。虽是主动送人，小陈却对堂兄颇为感激。“其实都在八成新以上，我哥他家不嫌弃，我心里还挺欣慰的。”
一年两次换季整理衣柜时，薇薇总会淘汰出几件不想再穿的旧衣，只是她身边没有愿意接纳的亲戚朋友。起先她也希望能让这些衣服去偏远山区“发挥余热”，在网络上搜了一些捐献地址，给云南和玉树分别寄过一包。直到她看了一篇报道，一位藏族小学老师呼吁说不要再捐赠东西了，收取、堆放、处理这些物品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负担。“盲目邮寄过去，不但我花了钱，对方是否还需要、有没有条件去处置都不清楚。信息不对等又难辨真假的情况下，献的爱心好像意义不大。”
去年夏天，她在朋友圈中看到有人分享一个旧衣回收再出售的项目，要求衣物品牌必须在指定列表中，购买价格300元以上，时间为近三年以内。5件一包邮寄过去后，由对方进行估价，若同意则可收到对方打款，若不同意，对方将衣物寄回。薇薇按照要求挑选了5件衣物，购买总价超过2500元，其中两件都是仅穿了一次，还没有洗过的新毛衣。然而对方仅针对一件T恤给出23元的收购价，其余均以“起球”、“有污渍”等缘由不予估价。“我气得当时就点了‘不同意’，这不就相当于他们想用极低的价钱收购还不错的衣服然后出售么？”
收到衣服后，薇薇把它们装入漂亮的纸袋，摆在垃圾桶附近，买菜的工夫就被人捡走了。“我也是赌气，不想让奸商赚钱。”至于捡走的人是否真正需要，她也不得而知。“还是希望能有比较正规的渠道，让我们的捐献更有针对性。”
建言
每500户投放一个
容量为60至100公斤
衣物的回收箱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崔铁宁认为，“爱心墙”初衷很好，但若缺乏管理和约束，想要持续做下去很困难。尤其在社会公德和公民素质不是那么高的地方，甚至会“走样”。相比之下，建立旧衣物回收再利用一体化体系或许能让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作为世界纺织品大国，我国每年产生纺织品废料2600万吨，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量约为300万吨，综合利用率仅为10%左右。而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德国等，综合利用率达16%以上。
据调查，北京市居民家中存放旧衣10到30件的人占66%左右，产生旧衣的居民中有71%左右选择堆放家中。按总人口2152万，大约500万户家庭计算，北京居民家庭存放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旧衣至少达到1000万件以上。但目前缺乏社会化、规模化、有资质的专门回收旧衣物和纺织品的线下企业和组织。
崔铁宁提出，政府有必要研究制定旧衣回收加工等相关行业资质和专业标准，开展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行业准入认证，按照处理从简到繁、成本从低到高的排列设定废旧衣物分级利用、处置的原则。并对符合资质、具备技术水平要求的企业进行扶持。
另外，可以尝试选定试点社区街道逐步推进旧衣回收。按比例将废旧衣物环保回收箱以独立垃圾分类的模式投放到社区、街道、商场和大型公共场所，一般每500户投放一个容量为60至100公斤衣物的回收箱。回收公司定时回收衣物，或通过电话预约上门回收、市民自发邮寄等多种渠道和方式进行回收。发展线下回收产业的同时，也可以构建多渠道回收体系。例如结合互联网废旧衣物回收平台、移动互联回收模式，探索智能信息化的资源循环跟踪信息系统。
收集到的旧衣物，可进行半机械化、流水线式的分拣、分类、消毒、清洗、修补。在与慈善机构、纺织企业等实现合作对接后，将分拣处理好的不同类型旧衣物通过捐赠、出口等途径进行再利用，形成较完整的闭路循环旧衣物回收体系。
主笔：魏婧 宗媛媛 周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