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发现的银锭、金封册、铜钱等。
四川绵阳市梓潼县七曲山大庙内的张献忠塑像。
陈建生
新闻背景
近来，有关张献忠“宝藏”的消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一批权威考古专家聚集四川眉山市彭山区，宣布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张献忠“宝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三百多年来，围绕它又发生了哪些故事？这里我们就为读者一一道来。
提起“宝藏”、“寻宝”，或许最能刺激人们心底某种原始的欲望，因此在全世界都大行其道。
中国的“宝藏”传奇，最有名的应该就算张献忠“宝藏”了。这事儿后来被演绎得越来越神奇，甚至有人有鼻子有眼地宣称，这笔财富的价值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还有人演绎了这样的故事：张献忠的后人逃往海外，在印度洋上建立了国王岛、酋长国，几百年来一直没停止过寻宝行动……
演绎归演绎。历史上，到底真的发生了什么？
张献忠确实有宝
张献忠其人，大多数读者都很熟悉。明朝末年，在延安府当捕快的张献忠参加了起义军，和李自成同属高迎祥麾下。后来，各股起义军中，只有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势力越来越大，李自成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发展，张献忠则转头向南进攻长江流域。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称大西王；1644年8月9日，张献忠攻破成都，8月16日登基成为大西皇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史料中，对于张献忠的评价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说他“嗜杀”，二是说他“掠财”。应该说，这里有后来的统治者对“反贼”刻意抹黑的成分，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
据史料记载，张献忠攻下武昌后，将明朝的楚王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还有人说，张献忠在四川，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同时，他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张建斌先生撰文记载了这样的说法：崇祯皇帝和张献忠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张献忠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计算，在那个年代，他拥有相当于现在30亿人民币的财富。
但是张献忠的大西皇帝没有做多久。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同年11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张献忠死了，他的起义军后来也都被清朝剿灭了。但张献忠聚敛的那些财宝，清朝廷好像并没有收上来多少。这自然就留下了疑团：那些宝物都去哪儿了？
不知从哪里传出了这样一首歌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人们认为这是破解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咒”，此后一直在成都一带流传。
江口沉银史上有据
不久前，一批权威考古专家宣布，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事实上，300多年来，这里也是最可信的张献忠藏宝地。不过，这里的“宝藏”很可能不是张献忠主动“藏”的，更可能是他无奈“撒”的。
与此相关的事件，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
1646年，也就是顺治三年的时候，大清军队压境，张献忠已经明确意识到自己在成都的地位岌岌可危了。因此当年年初，张献忠曾经进行过一次大的战略行动，他亲率大西军十多万人马，乘坐数百艘木船，并且带上了他的大部分金银财宝，从成都启程沿锦江南下。关于此行的目的，史料上说法不一，但从当时的形势看，张献忠南下转移图存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当船队来到锦江汇入岷江的彭山县江口境内时，却遭到明朝故将、当地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败归成都，而许多载满金银的木船则沉入江底。至于这些金银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很神秘的是，江口镇石盘山的石龙沟中，真的有“石龙对石虎”，就是对面的两座山，一座很像石龙，一座很像石虎，至于这是否是后人的演绎，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的史料中，对沉银有更多细节的记载：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由于银两太多，木船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打算在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但是后来张献忠部队遭到了阻击，江船阻塞了江道，所以大部分银两沉入江中。
据说，杨展得胜后，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那些沉船里装的是金银财宝，后来是从张献忠部下逃脱出来的船夫口中得知此事，才开始组织士兵在江口打捞遗金。针对木鞘装银的特点，杨展采用的打捞方法是用长枪“钉而出之”，所获巨大。得益于这一笔飞来横财，杨展“自是富强甲诸将”。
不过，杨展得了这笔外财的说法，也被很多人惦记上了。此后几年中，四川陷入各种武装混战中，顺治六年（1649年），杨展被人杀害，袁韬、武大定等武装力量瓜分了杨展的部众、地盘。这两个人都认为杨展得了张献忠的“宝藏”，一心要把这笔“宝藏”挖出来，不惜严刑拷问杨展的夫人，但最终却一无所获，令二人大失所望。
自此以后，江口沉银一直被各方人士所觊觎，从来没被忘却。据《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
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说，他亲眼看到彭山、眉山居民捞到江中银子。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闹事、财政困难，咸丰皇帝下旨给成都将军裕瑞，让他“悉心访察，设法捞掘”，但最终也是空费心机，毫无结果。
锦江藏宝真假莫辨
关于张献忠江中藏宝，还有一个更有戏剧性的说法，就是张献忠在成都城外的锦江，主动藏下了大量金银。
这个说法乍听上去耸人听闻，殊不可信，然而却影响巨大，主要因为它在清朝的官修正史《明史·张献忠传》中有明确记载，这里我们就抄录如下：
“（张献忠）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阔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
“用法移锦江”，好像是神仙做的事儿。后人给出了“科学”的解释：张献忠曾经出动大量人力，以治理水灾为名，在锦江筑起高堤，然后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将无数金银财宝埋入坑中。再重新决堤放水，淹没埋藏珠宝的地方。甚至很可能在坑旁筑起石牛和石鼓，并以此为记号，这也是那个著名歌谣的来源。
至于做这件事的时间，也是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发生在“江口沉银”之前，也有人认为是发生在“江口沉银”之后，各有各的理由。
长期以来，这事儿不过是说说而已。但到了抗战时期，却真有人成立了锦江淘金公司，在锦江上轰轰烈烈开展了一番打捞事业。
这里的核心人物，是曾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杨白鹿。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让人们日常的生活秩序都被打破，在和平年代生活中人们不太会想不太会做的一些事儿，这时候也可能被人们尝试。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杨白鹿拿出了一张藏宝图。
关于这张图的来历也有很多说法，最有戏剧性的说法是：民国时期，一位姓杜的清朝遗老因犯案走投无路，受到杨白鹿接济，在杨家一住就是几年。为报恩，临别前，杜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转赠与杨白鹿，并说，匣内所藏是张献忠埋银的地点图样，由当时参与埋银的一名石匠偷偷绘制，几经辗转流落杜家，希望杨白鹿能“善为运用”。此后多年，杨白鹿一直珍藏木匣，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至于杨白鹿在1937年冬，把这张藏宝图拿给谁看，也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在川军当过师长的好友马昆山。但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川军将领们被这张图深深打动，出资组建了锦江淘金公司，准备把“宝藏”打捞出来献给国家，以为抗战所用。而作为川军师长的幸蜀峰，被推选负责整个工程。
他们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终于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是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接近江心的地方，于是在1938年冬季趁河水较小，加速开挖，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年秋水退后又继续，上百人前后历时十多个月的辛勤劳动，果真挖出一个大石牛，还挖出了大石鼓！打捞主办方宣称：“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万万五’还跑得脱吗？”不久，又传来特大“喜讯”：坑旁安置的金属探测仪“突突”直响。没有金银，哪来的响声？旋即，狂热的浪潮席卷整个成都。然而，早已作古的张献忠其实是和川军将领们开了个大玩笑：工人们奋力挖出来的不是金银，只是3大箩筐小铜钱！轰轰烈烈的挖银事件，最终成了一场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