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不少城市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大工地。根据日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估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拆除的建筑面积约为4.6亿平方米，按每平方米成本1000元计算，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导致的浪费就达4600亿元。其中，以各种理由不合理拆除的占55%。

　　城市管理者为什么热衷于大拆大建？一是政绩追求，二是权力冲动。有些官员认为，为官一方、治理一城，必定要风风火火整出点动静来。要取得政绩，在城建上动脑筋是条捷径。大兴土木修建新城、旧城拆迁，当地的地价、房价连同GDP、财税收入一起飙升，如此轰轰烈烈的“政绩”，在竞争中当然是有力砝码。

　　如果当政者的权力受到制约，即使他们追求短期政绩的冲动再强烈，也不可能想拆就拆、想建就建。然而，一些地方的“一把手”拥有绝对权威，膨胀的权力容易产生任性的冲动。一些领导全凭个人喜好，随手一指、大笔一挥，就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建设规划。至于城市的历史传承、文化特质，城市建设自身的客观规律，似乎都是无须多虑的事情。在“一把手”的绝对权威面前，没有人敢质疑，更没有人敢反对。于是违背客观规律，甚至匪夷所思的城建规划被付诸实施，一些怪诞诡异的建筑不断涌现。

　　权力的任性冲动都是相似的。当一届领导班子退出之后，继任者同样可能任性，否定前任。于是，领导班子换一茬，城建规划就换一茬，城市就像热锅里的烧饼，翻过来、翻过去，永无宁日。

　　还有些官员在城市大拆大建的同时，偷偷打着自己的“小九九”。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句俗话对贪官来说同样合适。城市建设是资金密集型领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监管缺失，都可能造成严重的腐败。一些心怀不轨的官员，在发起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同时，创造条件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近几年来，不少落马贪官都具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在其主政期间，所在城市都经历过大拆大建。他们落马的原因，也跟大拆大建期间的贪污腐败密切相关。

　　对于造成巨大浪费，甚至蕴含经济金融风险的城建“翻烧饼”，一定要尽快建立硬性约束制度。行政决策的过程、资金投入使用都不能搞“一言堂”，而要形成多元监督制约机制。对于城建“翻烧饼”造成严重损失的，应该实施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只有严厉的硬性约束，才有可能管住大拆大建潮，使城市建设更加健康、可持续。

　　（封寿炎, 摘编自12月23日《解放日报》，原题为《城建“翻烧饼”该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