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讯（记者田超）为纪念陈独秀《新青年》杂志创刊百年，学者陈平原的新书《“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20年间的数十篇论文，从“报刊出版”的角度讨论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

　　书中有不少文章讨论了报刊、杂志，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意义。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一文中，陈平原提到了报纸“副刊”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沈从文的观点：“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等，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兴味和信仰。”

　　如何办好报纸的副刊？陈平原认为，副刊应该有其独立性，晚清及五四以来，报纸副刊之所以能发挥很大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聘请著名作家、学者来担当“主持人”。这些人有眼光、人脉广，不介入经营，也不考虑盈亏。同时，副刊应该有话题性，“报纸副刊需要的不是毋庸置疑的‘定论’，而是大有发展空间的‘思想的草稿’。对于副刊编辑来说，不只要善于发现好的作品，更要留心有可能影响全局的好话题”。

　　在谈到当下的大众媒体环境时，陈平原感慨现在的记者已经不太会写文章了，他说：“晚清和民国的记者是讲究文章的，而今天的记者是不讲文章的。不要说梁启超这样的，你看看民国的也行，记者的训练首先是会写文章。今天的记者很多是传媒学院或者是新闻学院出来的，他们的训练不在这个地方，他们训练是提问，而且提问都差不多，有一大套训练体系的。”在陈平原看来，记者应该把稿件当成文章来写，像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少年中国说》，至今读起来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