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公共外交”的一些问题和误区

“公共外交”现在已是我国广为流传的时髦语。一些职能部门和学术界相继成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和“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这是一件好事，是中国伟大民族复兴的需要，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时代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但究竟什么是“公共外交”？它的实质是什么？它是中国过去不懂、或者说过去没有过的一种新型外交形式吗？是现在才应运而生的吗？很多人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或者心存疑问。

前一个时期，当美国有人提出，在国际关系中要运用“软实力”的概念，我国也有一些人迅速跟进，说中国缺少这一课，现在要学习，要赶快补上。这些人如果是一般不大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人，完全可以理解。但说这些话的人，有不少是“明星专家学者”啊！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初登国际舞台，即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与“和而不同”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运用和发展，是新中国强大的“软实力”，在国际上深入人心，影响着几代人的思想和国家行为，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近10多年来，中国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特别是要努力“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更是中国“软实力”的突出表现，也是中国新时期一面鲜明的旗帜，在国际上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同样，现在人们在谈论“公共外交”时，也出现类似的误区。有些话看似新颖，细一琢磨，就觉得它不对劲。说中国“公共外交”现在才应运而生，是新型外交形式，似乎缺少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和发展观。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就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这是中国“公共外交”在当时情况下非常出色的表现，为中国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和国际友好合作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中美、中日等很多国家关系正常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在人们称之为中美“乒乓外交”和中日“民间外交”就是最好的例证。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26个国家建立了1717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关系，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已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外交”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美国人有时也把它称之为“民间外交”。现在我们好像是“进口”了。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也可以借鉴，取其之长。但不要忘记，这个“版权”并不是美国独家的，也不是中国没有过的。只是时代不同了，内涵更加丰富了，发展了。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公共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非政府组织”(NGO)遍及全球，异常活跃；二是各种网络如雨后春笋，势不可挡；三是人民大众对外交的参与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而且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各国政府都在努力适应、利用或者试图利用。中国政府有老传统，有新认知，正在努力适应和开拓，预期将做得更好，社会认同和国际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从正面说，大力开展“公共外交”，首先，有利于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既不是“浮肿的中国”，也不是“骨瘦如柴的中国”，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发愤图强、一心一意寻求和平与发展以及合作共赢的中国）；第二，有利于学习各国先进经验和文化（采“他山之石”）；第三，有利于促进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共识，消除误解，化解矛盾，增进友好合作；第四，也很重要，那就是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外交决策的民意基础。这四方面的“有利于”，实际上就是“公共外交”的核心内容。

从反面看，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实际上已经打响。据了解，有几个大国正在采取各种手法，拉拢、甚至收买大批中外人士，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在网络上与我们对阵，歪曲中国外交政策和发展道路，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中俄、中印和中越关系，甚至不择手段，假借所谓“愤青”和我国领导人“讲话”名义，刺激中国人在某些方面的浮躁情绪，误导舆论，欺蒙群众，浑水摸鱼。

因此，“公共外交”可以而且也应该是全方位、多形式、有大方向和针对性的，它牵涉到国家形象和整体利益，也牵涉到我们时代的精神。当然， 我们首先要从正面看待，大力开拓。但也不能太天真，需要提高必要的警惕，认真防范；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加强正面引导。千万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英国已故首相丘吉尔曾意味深长地告诫他们国家的媒体说：新闻是没有国界的，记者是有祖国的。在当今时代，我想，“公共外交”是自由的，参与者也是有祖国的，有关“职能部门”更不能盲从，而应适时加强领导。

（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编辑：陈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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