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单个弱国通过巧妙周旋与战略博弈最终打败并取代欧洲世界霸权地位的典型案例。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利用欧洲内部矛盾从弱变强的历史,其中有下列规律对今天中国的未来是有启示的。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对未来中国,乃至对整个亚洲而言,最需要从欧美地缘政治力量消长历史中汲取的最具基础意义的经验是,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已具有欧洲大陆主体板块位势的查理曼帝国并由此导致英国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
欧洲大陆原本并不是今天这番破碎模样。古代欧洲曾经历过以罗马帝国和以查理曼帝国为主体板块的时期。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初扮演了亚洲中国秦始皇的角色,于公元800年,结束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所谓“蛮族”,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匈奴人、阿兰人、阿瓦尔人等对欧洲冲击造成的几百年大混乱,将整个欧洲大体并归入法兰克王国,使欧洲自罗马帝国后再次成为以法国为主体地理板块的大陆。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对欧洲未来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却又极不幸毁在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的手里。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产生的灾难是双重的:它在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三的同时,也为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和查理帝国之后的地缘政治,在其进入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之初,就埋下了先天破碎的根基。这对欧洲未来的成长是致命性的损害,此后,巨大而又无休止的内耗几乎耗去了欧洲未来千年的历史。其次,也是由这个《凡尔登条约》铸定的欧洲破碎性成长根基,使曾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并被法国征服的英国[1],继而是曾游离于欧洲之外并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征服的美国,才有了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天然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法国,从黎塞留(1585-1642)到拿破仑(1769-1821),在德国从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Barbarossa,约1123-1190)到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乃至希特勒,他们都曾试图恢复查理大帝伟业,但这些努力在英国均势外交下均遭失败。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或许是个例外。俾斯麦是近代欧洲自觉放弃统一欧洲梦想的铁血强人,他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并为此不惜以辞职与主张扩张的威廉二世[2]分道扬镳。后来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恢复9世纪查理大帝和12世纪腓特烈大帝的事业[3],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大国的兴衰》中说: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象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甚至作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象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4]
现在我们再反观北美大陆。北美大陆在1783年美国独立之前,可以说是既没有自己的地缘,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它是欧洲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诸列强的“殖民地大观园”。偌大一个北美大陆却被欧洲列强割得四分五裂。美国独立之初,其政治权力基本在13个州手里。1784年,出使法国巴黎的杰斐逊痛心地写道,美国人是“外交官群体中最没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5]各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6]为此,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串通的关系,则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7]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8]。他告诫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9]
身为华盛顿的军事秘书的汉密尔顿也曾以英国为例,深刻了分析国家统一对于美国形成强大的国力的绝对必要性。他说:
大不列颠海军,我们闻名已久,如果我们明智的话,终有一天美国海军也会引人注意。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是这样管理大不列颠的航海事业,使之成为海员的培养所——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把国家的全部财力和物力用来组织海军,那么英国海军的威风决不会被人赞美。假定英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苏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威尔士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爱尔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不列颠帝国这四个组成部分由四个独立政府统辖,那么不难看出,不用多久它们都会变得比较无足轻重了。
把这些事例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情况。假定让美国分为十三个,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政府,这些政府还能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陆军,他们究竟想要有什么样的海军呢?如果一个政府遭到攻击,其它政府会赶去援助,为保卫该政府而流血、花钱吗?难道不会发生如下的危险:其它政府由于花言巧语的阿谀奉承而保持中立,或者被过于爱好和平所引诱而拒绝拿自己的安宁去冒险,而且拒绝为邻人提供防御,也许它们妒忌邻人,乐于看到邻人的重要地位被削弱呢!虽然这种行为未必明智,然而仍然是合乎自然的。希腊各邦和其它各国的历史,充满着这类事例,以前时常发生的事情,在类似情况下,并非不可能重新发生。
即使它们愿意帮助被侵略的州或邦联,那么援助的人力和款项怎么提供,何时提供,又是按什么比例提供呢?这支联合军队由谁统率呢,统帅又将听命于哪个政府呢?和约条款由谁决定,万一发生争执,由谁仲裁,并且迫使它们默认呢?这种困难和不便是同这样的情况分不开的。而一个政府则会照顾到全面的和共同的利益,把全国的力量和资源结合起来,加以管理,它就会摆脱这些困难,从而为人民的安全做更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