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编者按：上一期本栏讨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制海权问题，本期继续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就我国海权实践的特征和世界新军事变革条件下我国海上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发表看法。
海权的彻底实现系于祖国的完全统一
主持人：我国目前海权实践的特征是什么？
张文木：我国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而中国意识到并力求捍卫、强化中国海权的努力却起步不久。我国目前的海权实践处在捍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的阶段。比如我国统一台湾和中国海区其他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岛屿,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内容，但这只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海洋权利，建设对这些地区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护力量的实践，而不是追求霸权意义的海洋权力的实践。我国的海上力量，属于国家主权中的自卫权的范畴。因此，我国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
主持人：但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要使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事实上属于中国，我国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
张文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海权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中国海权的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就其“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我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前者包括国际海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和国际法认可的主权国家享有的各项海洋权利。这部分权利随国际海洋法的变化而缓慢演化，比较确定。后者包括由海洋权利产生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部分权利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属于海权中变化较大的部分。不同的国家依据国际海洋法享受着同种的海洋权利，但据有同一海洋权利的主权国家由于其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得到的海洋权益却不同。步入市场经济国家的我国已成为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国家，其海洋权益泛布于世界并随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持续扩大；与此同时，我国实现其海权的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也在同时增大。这是我国海权与世界其他国家海权实践的共性方面。
主持人：共性寓于个性，那么，我国海权个性特征何在？
张文木：第一，国家统一进程与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相一致。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统一的国家，而这些尚未统一的地区又多集中在东部中国海区。这些地区既是中国领土，又是在实现中国海权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支点。能否实现我国的统一，是关系到能否实现我国海权的关键步骤。实现国家统一进程与实现国家海权进程的统一，既是我国海权的特点，也是我国海权的优点，它决定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海权实践的正当性和正义性。第二，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我国海权属有限海权的特点。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容型的国家，在地理上一面环海、三面临陆。由于三面陆上的安全压力使我国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出了强大的陆军而非海军力量。同样，这种地缘政治的特点和上述我国海权的特点，又决定了我国海权在实践中不需要追求世界性的海上权力。我国海权是有限海权，它不超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我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力量发展不超出自卫范围。第三，我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的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利益的认识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失败后开始的，而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认识海权却是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开始的。在古代世界，由于不具备远航动力技术，因此东部大海反倒成了保护我国东疆安全的自然屏障。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海上失败，也只是使国人从“边防”的角度认识海权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我国经济已深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对国际市场和资源产生了日益深厚的依存关系。鉴于此，我国需要发展出在全球范围得以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海军力量，并随我国海外利益的扩大而扩展。这种扩展进程是无限的，但其性质却不超出自卫的限度。
从小立体战争到大立体战争
主持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海军更多地只是陆军的配合军种，陆军是这一时期的国家战略力量的核心兵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战已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国家战略力量更多地通过海军表现。在当代，此种状况有何变化？
张文木：海军是国家海洋战略力量的核心部分，是海权必须依托的兵种，这正如海上权利必须以海上力量为依托一样，但它却不是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全部。战略力量，不管是在陆地还是海上，是对敌方具有总体打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因此，我国海上战略力量不应当是海军单一兵种的事，它应当是随世界军事技术变革而发展的国家防务力量的总体表现。航母是二战中出现的最具海上作战力的战舰，之所以如此，并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首次明确地打破兵种界限，将战船变革为集陆海空战斗力联合为一体的立体作战平台。这时表现于航空母舰的战斗力，已不再只是海军舰艇的单一战斗力，而是一种集陆、海、空、电子通讯等军种为一体，并通过航母这一巨型作战平台在海上机动发挥的新型战略力量。航空母舰及其航母作战体系所表现出的战争力量已不再仅是海军的，而是国家的战略力量。
主持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卫星技术及由此带动的空中预警技术、导弹定点精确打击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技术含量及其有机合成水平大大提升，其主要表现是什么？
张文木：海上作战已由二战时期的由飞机、潜艇、海上航母火力打击力量共同担负的小立体战争，提升到由外层空间的卫星侦察技术、低层空间预警技术、到深海的潜艇、声纳技术配合陆海定点精确导弹打击的大纵深和大立体战争。海上作战已远非海军一个兵种得以完成的事，而是国家核心技术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总体作战力量的综合表现。目前，美国一艘航母出航，除外空卫星定位、空中预警和海面其他舰群护卫之外，还有庞大的水下潜艇的护航。
主持人：主导21世纪大国国防结构调整方向是什么？
张文木：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新军事革命使各国的国防军事力量配置发生结构性变化。其重要特点在于，大立体战争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家军事力量由分布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以陆军为主体的军团作战力量组合，转变为分布于海外针对不同对手作战力量的有机合成。国家作战力量的配置已不再基于地区，而是基于任务。任务决定作战力量的使用与组合，这是开始于20世纪末并必将主导21世纪的大国国防结构调整方向的重要特点。21世纪的国防力量将不再是一块块横摆在平面并需最高司令部拼接的板材，而是一个根据不同作战任务而任意组合的“作战魔方”，而构成这个“作战魔方”的材料已不是传统的陆海空三军军种的简单合并，而是集外层空间的卫星技术、低层空间的预警技术、浅和深层海域的潜艇及相关军事技术，配合陆海平面精确导弹打击技术的体系合成。
世界军事革命的新领域在深海
主持人：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那么，随着美国外层空间绝对优势的确立，世界各国发展战略力量的新领域将是什么？
张文木：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以及美苏争霸的压力，促使世界军事变革在美苏的带动下向外空和深海两大领域迅速推进。外空信息技术革命使弹道导弹及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核动力战略潜艇的出现又使彻底消除有核国家战略打击和报复能力成为不可能。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使人类正式告别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主力军团大规模决战的小立体战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卫星制导和陆海导弹精确打击为主，少量精锐地面部队定点突入的大立体战争模式。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美国外层空间绝对优势的确立，发展深海战略优势将成为世界军事革命的新领域。
应优先发展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
主持人：我国海军建设起步早，但发展慢，这既是我国海军历史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这就是拥有开发新领域的后发优势，那么，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呢？
张文木：我个人认为，可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我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趋于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正方兴未艾；（2）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3）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4）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国家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5）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