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历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一直是政治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事情。当约瑟夫·奈论述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时，特别提到了一战的教训对肯尼迪的警醒作用，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到了猪湾入侵失败给肯尼迪的现实教训。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所常常感受到的那样，有时，教训如火，灼热，但却令人敬畏；有时恭维如水，看上去很美，但却常常让人付出巨大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火比水安全，因为人们知道火的厉害故而会比较谨慎，而水却很难让人敬畏，这使人们更容易在水中犯错误。

在一次访谈中，大作家阿西莫夫曾经提到，美国所遭受的最有害的一个恭维就是“美国佬无所不能”。在他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成功。越来越多的成功和人们出自各种心态的恭维，是很容易使人感到自己可以控制许多的，就像一些会水的人认为水 是那样容易对付……但结果却常常出人意料。

詹姆斯．曼在论述“火神派”的沉浮时，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已经变得越发单薄了。在他看来，尽管在强调美国的军事实力方面立场一致，但火神派内部还是有着明显的分歧。对于越战的不同认识和感受，显然影响到鲍威尔和沃尔福威茨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布什政府的政治能量。

由于对越战有着深刻的“现场感”，鲍威尔始终对有可能削弱美军的实力、名声和作战能力的军事行动持谨慎态度，而阿米蒂奇也从越南吸取了诸多与鲍威尔相似的教训。就像一位越战老兵说过的，“在我们这些参战者和未参战者之间，矗立着一道十英里高、五十英里厚的墙，这堵墙永远不会消失。”在像鲍威尔、阿米蒂奇这样的越战老兵看来，像切尼、沃尔福威茨那样主张对伊拉克动武的人是无法理解战争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

鲍威尔们对沃尔福威茨等缺乏“实战经验”的理论家的不满由来已久。其实早在1983年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五角大楼搭档时，就已经开始不信任那些观点或意识形态过于激烈的人了。用詹姆斯．曼的话说，沃尔福威茨充满保守主义的激情，阿米蒂奇则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沃尔福威茨成长的摇篮是学术界，而阿米蒂奇则成长于越南的沼泽地。

而自觉不自觉的，越战的教训也使得阿米蒂奇等人意识到，伊拉克战争未必会像沃尔福威茨们所宣扬的那样会大获全胜，并成为中东民主化的样板。越战的混乱使阿米蒂奇懂得，事情往往发展太快，这是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在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先后离开华盛顿之后，他们也遗憾地看到，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已经越来越难以为华盛顿所控制了。

虽然火神派在布什政府中曾如“同学会”一般欢聚一堂，但小布什却还是要被排除在火神派之外，这不仅是因为他缺乏军事经历，更是因为他的角色使得他更容易从火神派身边走开。曾经在里根总统身边做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鲍威尔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总统是不会落入意识形态俗套的，只要政策正确，当海外局势发生变化时，总统可以迅速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

事实证明，时势比人强，局势和处境的变化，会促使人改变最初的想法。就像布什政府先后接受“伊战还没有取得胜利”、“伊拉克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内战”的说法，并且从拒绝到邀请伊朗和叙利亚共同磋商伊拉克问题，一切都是“火”在起作用。

形势的变化，既可以使清醒的头脑变得冲动起来，也可以使曾经自负的人变得低调起来，美国在伊拉克的四年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耐人寻味的是，曾因巴格达之战欢呼雀跃的沃尔福威茨，多年前在解释老布什的适可而止时，曾冷静地分析道，“（伊拉克的）新政权会成为美国的责任”，可以想象，这可能导致美国对一个无法治理自己的国家进行差不多是永久的占领，但是，外国占领者在那里的统治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憎恨。而今天，沃尔福威茨已经远离了五角大楼，而小布什则在努力用水灭火，而不是沉湎于玩水的“情趣”之中。

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对我们也未尝没有警示意义。在几乎全世界都在以各种方式恭维中国的发展和高唱中国龙“苏醒”的赞歌时，惟独我们最需要保持清醒头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脚踏实地，比森林中的任何猎人都更应该相信自己只是一个“笨小孩”，需要更多的勤奋、顽强、果断和勇敢，还有就是对大自然和那些难以把握的事情心存。